一、与“精神”相对？

“群众”（die Massen/masses）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中曾多次出现，出现次数最多、最集中的当属在《神圣家族》一书中。该书是两人合著的第一本哲学著作，主要目的是批判当时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强调“精神”、“自我意识”的重要性，认定理论活动是历史进程中唯一积极的因素，纯粹的思想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鲍威尔等人把改造社会的事业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大脑活动，把“批判的批判”看作为某种超验的力量，似乎通过批判就可以改变世界、改变历史，实际上就是认定精神、自我意识像上帝一样是万能的，是无所不知的。而正如上帝把自己的意志赋予自己的创造物一样，他们也力图让自己扮演上帝的角色，试图把自己的意志赋予自己的创造物从而改变历史的进程。

在强调精神、自我意识的重要性的同时，鲍威尔等人将批判的矛头对准的正是“群众”。群众被认为是精神的对立面、批判的对立面，是精神的真正敌人，或者说是阻碍精神实现的敌人，“精神的真正敌人应该到群众中去寻找”。群众是自我欺骗的，是懦弱无能的，是有限的、粗野的、鲁莽的、僵死的和无机的，是“卑贱的纯粹的无”，是“精神的空虚”，是“品质的虚幻的人格化”。群众甚至根本算不上真正的人，真正的人应该是有精神的、有自我意识的，现实的人无限渺小，根本达不到他们所理解的真正的人的标准，所以只能被称呼为“群众”。

也就是说，鲍威尔等人从精神的绝对合理性的信条出发，从存在于世界以外即存在于群众以外的信条出发，人为制造了精神与群众的对立，一方面是精神、进步，一方面是群众、落后，精神永远是进步的，群众则永远是非批判的、无精神的、空虚落后的，他们将双方作为永久不变的两极彼此对立起来。精神就等于进步，群众就等于落后，这成为他们的基本逻辑假设。青年黑格尔派不质疑精神本身是否是空话、自我意识是否是欺骗的，却坚信群众是不会变化的，是不会走向进步的，最终把精神不能实现的原因归结到群众身上，归结到进步的对立物——群众的不进步上。

精神与群众的对立，在具体的社会历史中必然表现为少数精英人物与大多数人的对立。鲍威尔等人宣布批判就是绝对精神，他们自己就是批判者，因此对批判的推崇最终落脚到对一小撮杰出人物即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人物的推崇上。而他们把精神、批判与群众对立起来，也就使自己与大多数人对立起来。他们相信掌握批判武器、有哲学头脑的少数精英人物是精神的代表者，因此也是社会的主宰者和救世主，是历史的创造者；作为不善于哲学思辨的从事世俗活动的普通人，群众则注定只是历史中的材料，是消极被动的群氓，是不具有主动性和积极性、等待着被人救赎甚至还阻碍历史进步的群体。

所以，马克思、恩格斯给他们作的结论是：“一方面是群众，他们是历史上的消极的、精神空虚的、非历史的、物质的因素；另一方面是精神、批判、布鲁诺先生及其伙伴，他们是积极的因素，一切历史行动都是由这种因素产生的。改造社会的事业被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大脑活动。”

这些批判者给自己披上了神圣光环，让自己成为超越于现实物质利益至上的抽象的理性、精神的发言人，成为绝对、无限的绝对理念的代表者，成为创造历史、改变社会历程的“伟大人物”，同时成功地让群众成为只重视物质利益、注定没有历史贡献的消极力量。但问题是，现实都被当成一些范畴，人的一切活动和实践都被归结为辩证的思维过程。他们制造历史的行动只是发生在哲学家的意识中、见解中、观念中、思辨的想象中，他们把人的一切活动消融在思辨的辩证法之中，试图用思辨的辩证法来创造世界。他们脱离物质的群众，不认为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反而让历史和真理成了主体，让真理和历史不是面向经验的人，而是面向心灵的深处。

他们忘记了，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只相信思想、精神、观念，相信批判的批判，而不相信群众物质力量的发挥，可能对历史进步根本发挥不了作用。道理很简单，鲍威尔等人依靠思想、精神、观念、批判，应用在现实社会中就是认为所有的人只要在思想中、在观念中意识到自己不再被奴役、被压制，就自然解放了，就创造了历史。比如：认为工人只要在思想中消除雇佣劳动，不再认为自己是雇佣工人，那么他们就不再是雇佣工人了；只要他们在思想上征服了资本这个范畴，他们也就消除了现实的资本。

其实，人们已经意识到用纯粹的思维不能使他们自己摆脱屈辱地位；他们感觉到存在和思维之间、生活和意识之间的差距，知道必须用实际的和具体的方式来行动才能摆脱现有的地位；他们明白要“使人不仅能在思维中、在意识中，而且也能在群众的存在中、在生活中真正成其为人”。而且，工人群众实际上并不像批判者所想象的那样，他们的思维只顾及自己，只是为他个人而索取报酬，只是注重短期物质利益而没有精神思想的人；他们其实已经考虑到同其他力量合作产生的那种巨大的、不可估量的力量，他们早就有了充分认识。

马克思、恩格斯相信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相信群众是一种创造新世界的物质力量，“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当然，他们不是盲目相信群众，他们认识到，群众中确实有被动的、消极的因素，但不能把整体的群众理解为被动的因素，理解为思想、精神的对立面，青年黑格尔派错就错在本来批判的只是一定的群众性的对象和人物，但最后演变成把群众都统一地认为是愚蠢的、肤浅的。

群众中的个体或少数因素确实是值得批判的，但不能因个体的问题而就否定整体群众的力量，而过度拔高少数人的思想的力量。群众也不能被理解成固定的、不变的，不能认为16世纪和19世纪的群众是没有什么差别的。青年黑格尔派将群众理解成批判、精神的对立面，他们在不懈宣扬永恒性的精神时，群众本身也被固化地、孤立地理解了。要以历史的眼光、未来的视角看群众，看到群众本身的变化。动态地把握群众，会认识到群众可能在一定历史阶段发挥不出主体的作用，但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它的队伍必将扩大，它的力量必将增强。

马克思、恩格斯相信群众的力量，不仅仅是确认历史的主体力量，而且还是力图让思想找到根基，找到历史的现实性。他们深深明白，伟大的历史活动一定要唤起人数众多的群众，理论必须掌握群众，才能变成物质力量。如果思想不能体现群众的利益，那么这种思想就注定是不合时宜的，也注定不会产生革命的行动。思想必须与群众结合起来，理论必须与现实条件结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写道：“世俗社会主义的首要原理把单纯理论领域内的解放作为一种幻想加以摒弃，为了现实的自由，它除了要求有理想主义的‘意志’以外，还要求有很具体的、很物质的条件。”历史仅仅通过思想不能前进，纯观念的、纯主观的理想再好，也必须在具体的物质条件中，在行动中体现出来，而群众就代表着这种物质条件，这种具体行动。群众不仅仅是具体的所指，指代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它还有一种隐喻，代表着“经验的活动”以及“这一活动的经验的利益”，它代表着现实性、物质性、利益性、实践性等特质。

群众理论说明的是，不要认为某些哲学家的独特想象就能够改变世界，哲学思想必须立足具体条件、具体时间，必须找到物质力量才能推进人类社会历史进程。马克思所理解的群众实际上蕴含两个维度：一种是物质力量或现实力量，是能够将美好理论、将抽象哲学化为实践的历史主体；一种就是理论、思想必须立足的现实、物质、利益、实践。所以，不要一谈群众，就认为在谈特定人数的集合，谈要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群众还内含了一种理论立足现实、立足实践的要求，代表了一种思想与理论应该力求结合的方向。这两个维度恰恰被后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承袭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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