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种现代化政治方案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最重视“群众”的思想家。在革命实践中，毛泽东更容易认识到群众力量的强大，他赋予群众无可挑剔的重要性，丝毫不吝惜以最好的词汇来形容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中国共产党要寻求尽可能广泛的、值得依赖的政治主体力量的支撑，就必须依靠占人口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而不是某个特定的阶级。即使革命成功之后，毛泽东也依然坚信，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与人民群众不可分割，人民群众的支持信任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之基。

与近代西方国家假想自然状态下抽象之人建立社会契约寻求国家主权的合法性不同，与传统中国专制皇权鼓吹君与天、与神的关系来寻求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不同，毛泽东则是通过政治精英（包括领袖、领导、干部、党员、政府）与普通群众的辩证关系，通过对群众的信任、对群众力量的依靠、对群众言行的重视、对群众利益的满足，通过获得群众的认同，来寻求执政权力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相对于西方政治哲学抽象的、复杂的合法性理论建构逻辑，毛泽东的话言简意赅，但却更具有说服力，更能够赢得人心、获得共识。可以说，毛泽东用最简洁的、最令人信服的中国化语言表达了西方现代性国家合法性建构的理论。正如美国学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所指出的那样：“不管他的领导具有多么超凡的魅力，这种领导的合法性是通过它与群众的联系而得以证实的。如果说皇帝们是用宗教仪式来证明他们同上天的密切关系，那么，毛泽东则通过反复尝试实现政府同人民的沟通来表明他接近于他的合法性的主要根源：群众。”

如果仅仅把群众理解为一种成功的政治合法性资源，就还不足以理解它在毛泽东的政治哲学架构中的独特意义。毛泽东如此突出强调群众的地位，实质上内蕴着他对谁掌握政治权力、如何驾驭政治权力等问题的思索。他想表达的是一种从未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得到呈现的政治理想图式，他要终结一个人或少数人拥有政治权力、专断地随意地支配权力的历史现象，真正实现社会底层的普通群众与少数政治精英共同享有权力、共同运用权力、共同决定国家事务的政治社会秩序。

如果说西方现代政治哲学的终极追求是通过对每个公民权利的保障，通过建立民主的、公平的、平等的公民交往机制，使人民这一公民集合体真正拥有主权，那么关于群众的政治哲学的终极追求则是通过群众和政治精英的良性互动，使全体人民的当家作主成为现实。殊途同归，只不过前者似乎无视社会本身实际存在以及将长期维系的政治精英与普通群众的区分，后者因此显得更为务实地关注到了必然会出现的二元主体之分。

人的天赋能力和实践历练的不同，决定了人与人之间必然会有存在方式的差别，决定了不可能每个人都将成为完全一样的或相似的个体公民。反倒是，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都是政治精英和普通群众相互影响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群众政治哲学实际上可以被看作为一种现代化政治方案，相对于西方以公民为主角的选举政治，其乌托邦色彩更弱而不是更强。

毛泽东不仅仅从政治哲学意义上赋予群众崇高的主体地位，力求从群众身上找到新型的现代化政治模式，他还力求在领导方法上贯彻群众观，这种贯彻的努力也因此使群众理论上升到哲学认识论的层面，这种努力也可以看作是其落实关于群众的政治理想的举措。在1943年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种领导方法或者说群众工作方法对群众的理解，实际上也与马克思把群众理解成现实、实践是一致的。

无论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还是从领导方法的角度来看，毛泽东设想的领导（政治精英）和普通群众在接触中实现良性互动的理论，绝对堪称完美的政治图式。毛泽东也确实在历史实践中向世人展示了他的群众思想的力量，他充分调动了被古今中外众多思想家歧视的群众，使其成为拥有政治参与意识、积极参与革命实践、展示出巨大政治能量的政治主体，最终完成了当代中国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

但遗憾在于，这种政治理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到了重大挑战，政治精英与群众之间的密切关系并没有达到理论设想的状态。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群众的破坏力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改革开放后，政治精英脱离群众、欺骗群众甚至敌视群众的言论行径多有出现，普通群众对政治精英的不信任情绪逐渐抬头。很多人也渐渐不再信任群众理论本身，群众理论在一些人的观念中不再被认为是能治疗“政治病”的良药，而是无法改变现实的无效理论，被当作空洞的意识形态口号，当作形式主义的政治宣传名词。

一种充满理想的政治哲学，一种值得追求的理想政治方案，为什么不能在实践中得到切实贯彻？为什么会产生破坏性的历史效果？为什么会让人渐渐生疑而不再信任呢？这些问题值得反思。主客观的原因当然有很多，就学理而言，还是得去思考在这个理论中出现的两大政治主体，即政治精英和普通群众。具有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普通群众，与具有高尚政治伦理精神和极高政治智慧的政治精英，是这种群众理论得以贯彻的充分必要条件。

一方面，群众理论不仅要求领导干部、共产党员有极其高尚的道德境界，还要求他们具有极高的领导艺术、工作方法，实际上过于乐观地相信政治主体（包括政治精英和普通群众）的政治素质、伦理精神、创造能力，把本来不够完美的“自然人”想象成完美的“政治人”。但明显的是，政治精英也有自己的自然本性，也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也有自己的能力缺陷，在他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时候，也会把自己的意志、利益、诉求置于其上。

另一方面，群众理论还预设了理想化、完美化的“群众”。在理论上，群众被说成具有积极性和创造性，具有伟大作用和革命热情；但在实践中，群众并不是一个自主的、理性的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主体，而往往是被动员的客体。群众本身并不是没有问题的。群众有积极的力量，也有消极的潜能，构成群众的社会成员意志的统一会带来神奇的力量，但群众也容易被利用而成为侵犯个体权利、破坏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因素。这也是众多西方政治哲学家往往对群众充满质疑的原因之所在。

要想实现政治精英与普通群众在政治权力运用上良性的互动，也并非易事。无论再怎么说要尊重、认同、信任群众，都无法掩盖少数精英试图把群众作为维护自己地位的工具的目的。他们不相信群众能够成为真正的政治主体，实际上他们认为群众作为拥有权力的政治主体的出场注定只是在思想理论中，在意识形态上，而不可能是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

处于上位的政治精英，在现实生活中看不到群众的身影、感受不到群众的力量，他们要把处于下位的群众作为对等的甚至超越其之上的政治主体，其动力何在？反过来说，处于下位的群众本身能否成为适格的政治主体，它究竟如何才能摆脱其潜在的风险，成为真正的、理性的权力主体？只有群众成为现实中而不是理论上所宣称的有力量的政治主体，它才能给上位的政治精英带来直接的冲击力。关键的问题就在于，群众能吗？群众能在政治生活中而不只是在政治理论中理性地、自主地出场吗？

要保证政治精英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群众，不恶意地损害群众的利益，从制度化层面去约束就显得尤为必要，所以群众理论不仅需要软呼吁，也需要硬约束，需要更多考虑建立制度机制去制约政治精英。过于依赖政治精英的道德修养，而缺乏针对问题的制度设计，显然是有问题的。另一个努力方向则是保证群众成为适格的、理性的、自主的政治主体，因为只有这样的政治主体才可能真正参与到政治社会事务的管理中来，才可能倒逼精英主体，让精英主体意识到对立面的真实存在，才可能最终实现群众与政治精英的亲密接触、良性互动。

如果群众缺乏必要的理性、智慧、知识、能力，而政治精英具备超高的理性、智慧、知识、能力，不在同一个层次上，群众就可能会成为政治精英的附庸或者政治权力专断的帮凶。使群众具象化为有血有肉、有独立特性、有强大能量的真实的政治主体，而不是只存在于理论中的、无所指的、空洞的政治主体符号，还有一段历史道路要走，也必须是努力追求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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