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学界的启示** 原载《云梦学刊》2020年第4期。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英美地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派，是当前西方学界为数不多的仍处于活跃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之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上多有创新，在全球化时代重提剥削、阶级、革命等马克思主义核心议题，使以资本主义批判及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为旨趣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得以在英美学界扎根，并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与政治哲学等切合时代主题的研究领域，因而被国内外学界视作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主流”和“未来”。参见Andrew Levine, A Future for Marxism? Althusser, the Analytical Turn and the Revival of Socialist Theory, Pluto Press, 2003, preface.余文烈：《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11页。自20世纪80年代起，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在国内学界得到译介，经过数十年的传播、研究与对话，已在国内学界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本文拟从四个方面对这一学派所带来的启示进行总结与反思，以为进一步研究提供更为清晰、自觉的批判性认知框架。

一、将分析方法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以它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独树一帜的“分析的”研究路径或方法论在西方学界声名鹊起。这一学派所运用的“分析的”方法主要是指在英美地区占主导的分析哲学的方法，例如语言（概念）分析法、逻辑分析法，也包括现代西方社会科学中的实证方法，例如数理逻辑、理性选择理论、模型建立法。参见John E.Roemer, Analytical Marx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3．陈伟：《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08年第6期；段忠桥：《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诞生于19世纪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仍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但若用分析哲学和现代社会科学的标准予以审视则会发现存在粗糙、模糊的地方，他们要做的便是运用分析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命题和理论进行澄清和重构，使其成为一种严谨的、科学的现代社会理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约翰·罗默（John Roemer）将这种理论动机称为“寻求对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那些基本原则的理解”，而之所以要追问这些基础性问题并使用分析的方法来实现这一理论追求，与当时社会主义命运跌宕起伏、资本主义没有必然走向衰败的时代现象有关。对此，罗默说道：“这两个事件无疑对延承自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构成了严重挑战。对于这一挑战的其中一种反应是，退回到对马克思话语的解经式辩护以及寻找一种与它所历经的历史相符合的阐释；第二种反应是拒绝承认看似是历史事实的东西；第三种反应是拒斥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根本错误的；第四种反应是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属于19世纪的社会科学，因而从现代标准来看它必然是粗糙的……然而它在某些历史阶段和事件上似乎有很强的解释力，使我们感到肯定存在一个需要澄清和阐释的具有解释效力的内核。人们不会因为某个好工具在一些情况中失灵而将其扔掉，尤其是没有更好的工具时。相反，人们会追问，为什么这个工具有时很有效而有时却不灵？这就是我称之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这股思潮的智识基础。”John E.Roemer, Analytical Marx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3?4．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分析路径包含两重意蕴：一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明晰性和精确性，反对模糊和含混的思辨式话语，追求如自然科学般的理论建构，其基本要求可以概括为“概念清晰、逻辑自洽、论证严谨”；二是拒斥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黑格尔主义路径或辩证路径。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在阐释社会理论时，辩证式的论理方式并不比形式逻辑更具有优越性；相反，“矛盾”等辩证术语模糊有效论证与无效论证的边界，破坏思想的有序性，这种黑格尔主义的影响不仅降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明晰性，而且还姑息了一些无效、含糊的论证进入理论建构中。因此，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反对将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特有的方法论，而主张吸纳现代社会科学中诸种成熟的科学方法来研究马克思主义。Tom Mayer, Analytical Marxism, Sage Publications, 1994, pp.1?2．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成果最初传入国内学界时，首先是在方法论上得到国内学者的认同。在很多学者看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将英美分析哲学对明晰性、严谨性的要求引入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这对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而言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启迪。参见冯颜利：《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需要重视的问题》，载《国外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齐艳红：《分析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张建军、曾庆福：《关于“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几个问题》，载《学术月刊》，2010年第12期；陈伟：《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08年第6期；段忠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特征及其三个代表性成果》，载《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12期。陈学明教授和俞吾金教授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中介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学派时指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当代研究者，特别是从事马克思主义专业的研究者，大多缺乏分析哲学和逻辑研究方面的严格训练，这从他们对英美分析哲学的冷漠态度中也可见端倪。与此相反的是，他们对欧洲大陆哲学家那种模糊的语言风格却情有独钟。这就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老是纠缠在枝节上，在一些重大的、基本的理论上缺乏突破性的进展”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06页。。俞吾金教授认为，国内学界出版的大量论著都缺乏明确的概念界定和分析，这导致许多论著都呈现一锅粥的现象。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时所强调的细致分析和精密论证是值得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学习的。当前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学的中国学者，应当具备英美分析哲学基础，将分析方法运用到研究中去。金瑶梅、俞吾金：《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复旦大学长江学者俞吾金教授访谈》，载《社会科学家》，2008年第12期。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应用分析方法的重要领域相一致，不少国内学者也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阐释中自觉借鉴分析方法。冯颜利教授指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体系的反思、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方法论创新等方面具有启发意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重新界定和澄清有助于纠正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中的歧义和误读，推进理解的科学化。冯颜利：《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需要重视的问题》，载《国外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段忠桥教授认为，使历史唯物主义成为一个清晰严谨、完整系统的理论，就意味着在对马克思、恩格斯相关文本作出语言和逻辑分析的基础上澄清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原理及原理间的关系，而这一工作需要借鉴分析哲学的方法。段忠桥：《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缘由、文本根据和方法》，载《哲学研究》，2008年第9期。而从实践层面来说，近年来，国内学界自觉运用分析方法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越来越多，一些出色的中国学者甚至能够直接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就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的研究进行对话和“过招”。2017年至201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的平台上，段忠桥教授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艾伦·伍德就著名的“马克思与正义问题”进行了辩论，展示了一场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分析方法上的精彩较量。详见段忠桥：《对“伍德命题”文本依据的辨析与回应》，载《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美〕艾伦·伍德：《马克思反对从正义出发批判资本主义——对段忠桥教授的回应》，李义天译，载《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虽然在理论的明晰性和严谨性方面给中国学者以研究方法和路径的启示，但这一学派对辩证法的拒斥却遭到国内学界的严厉批评。在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辩证方法不仅不会损害思维和理论的有效性，反而可以使理论更为严谨和科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辩证逻辑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透彻的解释就是一个明证。辩证法超越了抽象的分析方法，是对分析和综合、形式和内容、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以“分析”反对“辩证”，以形式逻辑反对辩证逻辑，由于抛却了辩证视角及其内含的历史视角，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问题、文本作出的分析往往是非此即彼的、静态的分析，脱离了实践和历史的视野。参见冯颜利：《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需要重视的问题》，载《国外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齐艳红：《关于分析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若干分析》，载《哲学研究》，2013年第1期；孟庆龙：《柯亨社会的“物质性”与“社会性”的区分理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载《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第1期；曹玉涛：《文本实用主义的陷阱——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分析法批判》，载《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9期；曾枝盛：《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形而上学方法论》，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97年第3期。

二、科学认识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

实现资本主义替代、为社会主义寻求现实路径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研究旨趣，其创始人科恩（G.A.Cohen，也译“科亨” “柯亨”）曾开宗明义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未来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重点关注的议题。他说：“我认为有三个关于推翻资本主义的方案设计、正确性及策略的问题应受到我们之中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关注。第一个是我们想要什么？一般或具体而言，我们所追求何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第二个是我们为什么想要这种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有什么错？社会主义又为什么正确？第三个是我们如何实现社会主义？”G.A.Cohen, History, Labour and Freedo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xii.

苏东剧变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更为关注社会主义的实现模式和策略，在反思苏联模式失败教训的基础上，他们就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参见Erik Olin Wright ed., Equal Shares: Making Market Socialism Work, Verso, 1996．罗默、施韦卡特（David Schwickart）、佩弗（Rodney Peffer）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有必要探索一种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模式。社会主义与市场并非绝不相容，相反，它们的结合还能够解决以往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困境。在他们看来，苏东剧变代表的一种中央集权式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而不是社会主义理想本身的失败。社会主义要存续下去，就应当采取市场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与市场相结合的方式。市场可以弥补计划经济的缺陷，很好地解决生产中的信号机制和激励机制问题，将平等和效率两方面的要求结合起来。在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要发展生产力，市场需要继续存在。引入市场的社会主义仍然是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坚决反对，并体现着平等、公平、生产者为主体等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价值。参见〔英〕约翰·罗默：《社会主义的未来》，余文烈译，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David Schiwickart, Capitalism or Worker Control? An Ethical and Economic Appraisal,Praeger,1980; 〔美〕罗德尼·佩弗：《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正义》，李旸译，重庆出版社2019年版。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始论述来看，他们并没有将市场等同为资本主义；相反，他们在谈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过渡阶段时，为市场的作用留下了余地。因此，在历史发展的现阶段，将市场引入社会主义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段忠桥：《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争论》，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3期。

另一方面，科恩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肯定市场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优越性时，着重提醒了将市场引入社会主义之后可能会产生的社会问题：一、市场的分配机制是不公正的。市场虽然取消了社会特权，完全依据人们对生产的贡献来进行分配，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这种按贡献分配的原则仍然带有资产阶级权利的色彩，仍然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因为“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页。。换言之，从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历史分析来看，市场的分配方式存在一定的缺陷，它保留了由于天赋能力的不同而导致的不平等。二、市场形成的前提是理性自利的主体，这意味着市场的动机是自利的。这种自利精神与社会主义的互助和团结风尚之间存在张力，并可能破坏平等和共享这些重要的社会主义价值。〔英〕科恩：《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段忠桥译, 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英〕G.A.科恩：《为什么不要社会主义？》，段忠桥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丁文祥、张金鉴：《G.A.柯亨谈“市场社会主义”》，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95年第11期。

对中国学界而言，罗默、施韦卡特、佩弗等人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为我们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积极的理论支持和启发，而科恩对市场缺陷的分析也促使我们反思市场在分配正义、社会风尚方面的消极作用（比如贫富差距、消费主义）。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有助于我们形成对于市场与社会主义关系的科学认识。国内学者指出，罗默等人对市场与社会主义的结合模式的探索，启发我们去寻求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平衡，拓宽了我们思考公平正义的思路，摆脱“共同贫穷式”的公平正义模式，去建构一种以效率为基础的、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公平正义模式。在经济发展的一定时期内，的确有一些中国学者如同科恩所说，“被迟来发现的市场的工具主义价值蒙上了眼睛”〔英〕G.A.科恩：《为什么不要社会主义？》，段忠桥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3页。，认为市场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启发我们思考这样一些问题，如何在保持市场效率优势的同时又消除它在分配方面产生的不公平结果？如何引导市场分配向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看齐，使市场营造的社会风尚更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而科恩对市场动机的反思提醒我们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也应注重精神文明建设。就实践上的启示而言，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中，不能放任市场盲目调节，而要积极发挥政府的宏观指导作用，通过培育良好的社会主义社会风尚、促进分配正义等方式，将市场的副作用降到最低限度，引导市场经济向着共同富裕的目标发展。林林、赖海榕：《约翰·罗默论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载《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第9期；向玉乔：《罗默的市场社会主义伦理观》，载《齐鲁学刊》，2016年第2期；徐峻峰：《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问题及其启示》，载《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王卫、宁少林：《90年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思潮述评》，载《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10期。参见魏小萍：《评析当代国外学者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关问题的论述》，载《长沙电力学院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3期。

三、坚持和捍卫社会主义平等主义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和丰富化，不仅体现在方法论上，还体现在研究领域的拓展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正义、平等、自由等范畴成为时代焦点的背景之下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这一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鲜少涉足的新领域。因此，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具有方法论特点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而且是当代政治哲学舞台上一支与自由主义话语抗衡的左翼政治力量。自20世纪70年代起，以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理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兴盛发展，并为诸种资本主义模式提供理论支持。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自觉承担起捍卫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任务，在政治哲学领域里对自由主义正义话语作出回应，同时阐发了社会主义平等主义的价值内涵。

中国学界最早是在马克思主义学科视角下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国外理论流派进行考察，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开始重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哲学领域的理论成果。一个直观的例子是，对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科恩，国内学者最初更多聚焦于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而后发现，“他的价值和重要性并不仅仅限于马克思主义这个派别之内，他还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界公认的重要理论家，是研究、伸张社会公正和平等的学术共同体中最活跃、最激进的代表人物之一”徐友渔：《当代西方正义论争论中的柯亨》，载《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于是，国内学界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关注逐渐溢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开始扩展到政治哲学领域。作为当代英美左翼政治哲学的生力军，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诺齐克和罗尔斯等自由主义理论家的批判以及在这种批判中所阐发的社会主义平等主义思想，使国内学者更全面地看到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整体图景，并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立场在当代政治哲学光谱中的定位。

就具体的影响和启示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我国虽然在发展上取得了骄人成就，但也出现了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公平正义日益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随着国内学者更多地从“正义”的规范视角来思考社会现象，加上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复兴的影响，政治哲学逐渐成为中国学界的显学。然而，从国内关于政治哲学的出版物来看，学者们援引的思想资源更多来自罗尔斯、诺齐克（Robert Nozick）、德沃金（Ronald Dworkin）等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而对秉持社会主义立场的政治哲学却较少涉及。随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学界的影响增强，人们发现，这一学派对自由主义阵营中的主要理论都作过深刻的批判，并在批判中恢复和重建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平等主义思想，而这种思想才是当前中国实践应当诉求和借鉴的理论资源。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平等主义的阐释使国内学者看到，诺齐克的权利理论是对私有财产权的狭隘辩护，他基于自我所有命题对平等价值发起的攻击是站不住脚的；而罗尔斯在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中所容忍的差别和不平等无法得到证成，因而其正义理论是不彻底的。社会主义的平等主义不在自由与平等之间制造对立，而是认为追求实质平等是人人能够享有自由的前提，它不仅主张消除社会因素所造成的不平等，而且主张最终要消除由自然禀赋所造成的不平等。这与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描述相一致，在道德上也比资本主义的正义原则具有更高的可欲性。于是，国内学者在政治哲学研究中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平等主义列为与当代自由主义正义理论分庭抗礼的思想资源，这使他们对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图景有了更全面深刻的把握，而且有助于坚定社会主义的平等信念。不少国内学者认识到，当今时代，我们面临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且平等主义政治目标日渐淡化的处境，加上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相伴随的西方主流自由主义话语的全球化，建构社会主义平等主义理论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进程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哲学方面的理论建树给我们提供了有借鉴意义的思想资源。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揭露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为自由主义正义话语所掩盖的不平等和不正义的痼疾，虽然他们是在西方语境下批判资本主义现存国家，但毕竟拓展和深化了人们对于正义、平等、自由等政治哲学基本范畴的理解，并使社会主义平等主义目标得到澄清和重视，对于我们思考如何构建更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参见齐艳红：《21世纪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及缺陷》，载《天津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姚大志：《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自由主义》，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李旸：《建构剥削不正当的规范依据与批判当代自由主义正义理论》，载《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2期；李旸：《自由与平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非正义的两种批判》，载《科学社会主义》，2013年第1期；朱菊生：《为社会主义辩护：G.A.柯亨的政治哲学探析》，载《学术论坛》，2010年第12期；李华荣、乔瑞金：《柯亨平等观的实质及其对自由主义的批判》，载《哲学研究》，2008年第11期。刘景钊：《开拓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与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段忠桥教授访谈录》，载《晋阳学刊》，2009年第6期。

四、从规范角度为社会主义作出辩护

自20世纪90年代起，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重心明显地转向了伦理学、道德与政治哲学等规范理论领域。在思考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并为其实现寻求路径的理论探索中，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放弃了对于社会发展的实证性的、历史性的考察，转而选择道德和正义话语，从规范角度对社会主义作出辩护。对于这种转向的原因，其创始人科恩作了一种自传式的解释：他说自己最初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主要关注历史唯物主义这类关于社会主义之历史必然性的实证性理论，后来却重点关注此前被传统社会主义者视为没有必要探讨的平等、正义这类规范性问题。这种学术转向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对关于社会主义必然性的实证性判断丧失了信念。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人们之所以不追问平等、正义等问题，是因为他们确信，随着历史和生产力的发展，经济上的平等必将实现。而这一信念是由两个历史事实保证的：一是作为革命主体的工人阶级不断壮大并最终推翻资本主义；二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带来物质上的极大富足。然而，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事实已使这两个前提化为泡影，那么马克思主义者就不能再指望社会主义不证自明的必然性，而应当在当前的历史情形下积极寻求社会主义平等的实现。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将研究重心放到政治哲学上，基于规范性论证来突显社会主义的道德优越性，从而鼓励人们认同和追求社会主义的价值与目标。参见详见〔英〕G.A.柯亨：《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李朝晖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13页。

如同科恩所描述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那样，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以往同样更为注重历史唯物主义等社会历史理论研究，对于公平、平等或正义等规范问题则较少涉及，并没有自觉地对社会主义在道德上的优越性予以清晰而有力的论证。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向人们指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的价值和理想需要在道德和政治哲学层面上得到确证，以增强人们追求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动力。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国内马克思主义者越来越形成共识，认为历史的变化已使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原本不突出的对于社会主义的道德思考和辩护成为重要问题，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对这些问题作出回应。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规范性理论资源的探索，对替代自由主义正义理论的社会主义平等主义的阐释，对社会主义道德基础的构建，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参见周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研究》，载《理论视野》，2018年第11期；汪行福：《超越正义的正义论——反思“马克思与正义”关系之争》，载《江海学刊》，2011年第3期；朱菊生：《为社会主义辩护：G.A.柯亨的政治哲学探析》，载《学术论坛》，2010年第12期；田世锭：《英美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三种论证》，载《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4期；段忠桥：《科亨的政治哲学转向及其启示》，载《哲学研究》，2006年第11期；段忠桥：《转向政治哲学与坚持辩证法——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两个方向》，载《哲学动态》，2006年第11期。正如汪行福教授所说：“今天，我们已经意识到，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与它在规范和价值上的正当性是两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把这两者分开，常常是以前者覆盖后者，致使正义、平等、权利等规范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处于边缘化状态。”汪行福：《超越正义的正义论——反思“马克思与正义”关系之争》，载《江海学刊》，2011年第3期。更重要的是，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的基础上，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形成更高的自觉，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与正义理论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理论中两种并行不悖的体系，前者为正义规范设置社会—经济维度的历史的科学的解释，后者则在价值判断和辩护的范畴内对社会主义进行辩护。论证社会主义必然性的理论与为社会主义辩护的道德理论不仅不冲突，反而可以很好地结合起来发挥效用。参见李旸：《何谓平等权利？——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视角》，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2期；李旸：《马克思论述正义问题的双重维度》，载《南京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王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正义的批判还是科学的分析？》，载《求是学刊》，2018年第2期；李义天：《认真对待塔克-伍德命题——论马克思正义概念的双重结构》，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臧峰宇：《马克思正义论研究的两种进路及其中国语境》，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尽管大部分的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均赞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于政治哲学的转向和重视，赞同他们对社会主义作出的道德辩护，但他们却反对和批评这一学派对历史必然性的怀疑。在中国学者看来，由于拒斥了辩证法，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看作毫无联系、截然对立的存在，无法理解旧社会内部孕育着“新社会因素”，因此看不到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对社会主义的实证性理论丧失信心。殊不知，根据辩证法，社会主义并不是在资本主义之外诞生，而是在旧社会的胎胞中孕育而成。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已存在着明显的社会主义因素，这些因素都是社会主义萌芽的表现，是人类历史向社会主义的趋近。这些因素包括资本社会化、企业管理民主化、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累进税制、民主政治和公共教育、工人的和消费者的合作组织等。由于对历史辩证法和必然性命题的抛弃，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将社会主义实现的可能性单一地寄托于规范路径，放弃了对历史规律的探寻和对物质前提的构建，在某种意义上又回到了马克思所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而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则认为，虽然为社会主义作道德辩护是有必要的，但平等目标的实现在根本上有赖于社会生产力等物质基础，而决不是仅仅靠道德论证和正义诉求的推动就能达成的。马克思主张的平等在不同的社会阶段有着不同的内涵，其实现以特定的历史条件为前提，如若忽视经济基础盲目实行平等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虚假的平等以及对人的积极性、创造性的压制所带来的普遍贫困。参见罗克全、王洋洋：《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误解与还原——对分析马克思主义“正义悖论”的批判与超越》，载《科学社会主义》，2020年第1期；王晓宁：《“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平等与公正的论争与启示》，载《学术交流》，2015年第4期；李旸：《试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转向”》，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朱菊生《为社会主义辩护：G.A.柯亨的政治哲学探析》，载《学术论坛》，2010年第12期；葛四友：《柯亨的分配正义观的转变：兼谈马克思主义与平等》，载《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第1期；李华荣、乔瑞金：《柯亨平等观的实质及其对自由主义的批判》，载《哲学研究》，2008年。

综而论之，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给予中国学界的启示主要有四方面：第一，这一思潮所坚持和倡导的分析方法和清晰严谨的研究风格给予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论上以启迪；第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与市场关系的理性思考与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道路与制度自信和自我反思与完善两方面的思想资源；第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诺齐克和罗尔斯等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的批判及社会主义平等主义的理论建构使国内学者在当代政治哲学的整体图景中找到定位并发出自己的声音；第四；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转向启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关注平等、正义、自由等传统理论较少涉及的规范性问题，并基于政治哲学理论的建构为社会主义作出道德辩护。但另一方面，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于辩证法的拒斥、对历史必然性命题的怀疑、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抛弃和对规范路径的单一依赖也需要得到清醒的认识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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