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向的背景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转向发生于两个背景之下。一方面，西方政治哲学迎来了它的当代复兴，这成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走向规范学说的重要契机；另一方面，苏东剧变和当今资本主义发生的新变化使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成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重点，这促使他们从道德和政治哲学角度为社会主义的价值和目标进行辩护。

（一）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

众所周知，古典政治哲学源起于西方，并有着辉煌的历史。从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17世纪的霍布斯、洛克，到18世纪的卢梭、康德，再到19世纪的黑格尔、密尔，都曾撰述经典，共同奠定了西方政治哲学的基本面貌。然而，自20世纪初起，政治哲学这个曾经有着显赫成就的领域却开始走向衰败。究其根源，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在20世纪初的政治生活里，意识形态扮演着重要角色，具有强大的支配力量和僵化作用。在这种意识形态的钳制之下，社会思想趋于一元化，如此一来，探寻理想政治价值、具有社会批判和评价功能的政治哲学逐渐失去了施展的空间。其次，自20世纪起，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精神日益膨胀，缺乏创新、进步缓慢的政治哲学已无法说明日益复杂多变的政治生活，因此关于政治价值的哲学思辨逐渐被关于政治现象的经验实证和具体研究所取代。从理论上看，政治哲学是规范性、评价性的理论，似乎总带有主观、相对的色彩，而政治科学则能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客观确定的结论用以指导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于是思辨的政治哲学式微，以行为主义为主流的政治科学逐渐占据上风。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提倡“价值无涉”，主要关注事实考察和经验分析，关于正义、平等、自由的反思日益被搁置。因此，在20世纪相当长的时期内，西方大学体制的任何院系中都不再有政治哲学的位置，西方学界宣称“政治哲学已经死亡”，政治哲学自此陷入半个多世纪的沉寂。参见钱永祥：《为政治寻找理性》，载《开放时代》，2003年第6期，第145页。

二战结束后，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在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产生诸多变化。注重实证和经验分析的行为主义政治科学日益暴露出自身的弱点，其解释功能和说服力已不足以应对社会中的种种新现象。进入60年代后，西方社会局势动荡不安，民权运动、反战运动等各种政治运动风起云涌，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暴露，人们开始反思冷战以来的种种体制和措施，旧的意识形态的僵化框架开始松动解体，西方社会渐渐摆脱以往那种同质化思维，重新开启质疑、批判和解放的精神大门。尤其在美国，自20世纪50年代末起，在美国政治界主导十年之久的麦卡锡主义濒临末路，美国国内的意识形态钳制日益减轻。同时，美国国内种族问题日益突出，加上60年代对越战争的升级更加激化社会矛盾，动荡的社会中各种关系亟待调整，这一切，都呼唤着规范性思维的再度现身。

1971年，罗尔斯的《正义论》应运而生，将正义这一古老的政治哲学主题重新引入西方学界的视域。这部著作篇幅恢宏、论证精密，堪与西方政治哲学史上的任一经典理论相媲美。诺齐克恰当地评价道：“《正义论》是一部有分量的、深刻的、精致的、博大的和系统性的著作，是自密尔以来还未曾有过的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著作，它把一系列直觉的观念整合为一个令人信服的整体。今天的政治哲学家要么加入到罗尔斯的阵营，要么就要说明他为什么不这么做的理由。”〔美〕罗伯特·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7页。自《正义论》一出，沉寂了半个多世纪的政治哲学终于迎来了它的当代复兴。具体表现在，罗尔斯的理论发表后，迅速引发了一系列政治哲学领域中的重大争论，包括自由主义内部的诺齐克与罗尔斯之辩、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的论争以及罗尔斯与哈贝马斯的理论交锋。其间，不仅罗尔斯自身的理论得到进一步扩充和修正，而且催生了众多杰出的政治哲学著作和理论，包括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桑德尔（Michael Sandel）的《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沃尔泽（Michael Walzer）的《正义的范围》、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的《追寻美德》等。除了大量政治哲学论著的诞生以外，当代政治哲学复兴的另外一个突出指标是众多政治哲学期刊的蓬勃发展。在罗尔斯的《正义论》出版之前，西方学术界仍在关注政治哲学的只有《伦理学》（Ethics）这一本“生命力多少有些枯竭”的刊物。但此后的二三十年间，《伦理学》不仅重新焕发活力，还涌现了许多新创刊的关注政治哲学的期刊，包括《哲学与公共事务》、《政治理论》（Political Theory）、《政治哲学》（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国际社会与政治哲学的批判评论》（Critica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以及《政治意识形态》（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等。

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走向规范学说的一个重要契机。道德和政治哲学等规范学说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历来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历史发展规律和社会结构的实证理论，而道德和政治哲学等规范理论则运用抽象的哲学思考去研究规范判断的本质和真理，属于探寻永久价值的非历史性的学科，它们显现为两种路径殊异的体系。参见〔英〕G.A.柯亨：《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李朝晖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序言。科恩补充说，传统马克思主义虽然也会涉及规范哲学的某些内容，但它在根本上是不受价值取向所影响的。因此，英美道德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学说一直是相互漠视的，具体表现在，“一方面，受逻辑实证主义和语言哲学的影响，当代英美分析哲学对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式的）的术语和风格一向抱持怀疑；而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二十世纪的分析道德哲学不过是对马克思早已批判过的（甚至已被黑格尔超越的）18世纪政治思想传统的拙劣翻版”M.Cohen, T.Nagel and T.Scanlon, eds., Marx, Justice and Hist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Introduction, vii.。这种现象一直持续至20世纪中期。70年代后，当英美学者重新燃起对道德和政治哲学的兴趣时，长期被英美分析传统所忽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引起了他们的关注。他们开始从马克思的学说中寻求评价和制约社会的批判视角和规范准则，由此，英美分析的规范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产生了融合。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一理论背景下开始转向政治哲学。

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虽然马克思主义与英美规范哲学之间存在差异，但这两者并非是不可调和的。科恩指出，尽管作为马克思主义内核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一种规范理论，但它与下列观点是可以相容的，即虽然终极意义上的规范性真理的确是历史中的不变量，但是历史环境会影响正义的具体要求，也就是说，永恒的正义原则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具体内涵。〔英〕G.A.柯亨：《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李朝晖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他还表示，“（经典）马克思主义者不经常谈论正义，当他们谈论时又倾向于否定其重要意义，或者说正义理念是一种虚幻。但我认为，正义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信念中占有重要位置”G.A.Cohen, “Freedom, Justice and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no.125, 1981．。正是怀着这些信念，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当代政治哲学复兴的背景下开始重建被经典马克思主义所忽视的规范理论，他们“试图在总体层面上析清马克思主义和道德的关系，并在具体层面上析清马克思主义与正义和权利概念及理论间的关系”R.G.Peffer. Marxism, Morality, and Social Justi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0．，走进了政治哲学这一久被传统马克思主义忽视的研究领域。

（二）苏东剧变和当今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自20世纪70年代末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进入活跃期后，世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悬殊日渐明显：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的诸方面在当代发生了新的变化，并呈现出稳健的发展势头；另一方面，苏联社会主义政权在80年代末遽然崩溃，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这构成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转向政治哲学的主要历史背景。

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经过“黄金时代”的快速增长，各方面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具体表现在：一是在科技革新的推动下，社会生产力取得了巨大发展，并且借助国际垄断资本的力量日渐控制了世界经济命脉；二是对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等生产关系进行了调整，并通过施行“管理民主化”“资本民主化”以及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使工人生活水平提高，阶级矛盾得到缓和；三是通过民主制度、大众文化输出和意识形态手段将工人阶级日益纳入资本主义体系，展开更隐秘更完备的阶级统治，政局相对稳定。总之，当今的资本主义竭力发挥自我调节能力，在社会的各方面都取得新的发展，不但没有明显走向崩溃灭亡的趋势，反而表现出相当的活力，似乎“马克思低估了资本主义制度体现出的总的适应力”R.G.Peffer, Marxism, Morality, and Social Justi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225．。

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新变化，使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为社会主义的命运感到忧虑，他们急切地寻求推翻资本主义的道路，并为社会主义的未来设计方案。科恩在他1988年出版的著作《历史、劳动和自由》中，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当前应当关注的焦点进行了呼吁，他说：“在我看来，当今有三个关于推翻资本主义的方案设计、正确性及策略的问题应受到我们之中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做研究的人的关注。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想要什么？一般或具体而言，我们所追求何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第二个是我们为什么想要这种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有什么错？社会主义又为什么正确？第三个是我们如何能实现社会主义？”G.A.Cohen, History, Labour and Freedo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xii.实际上，大多数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此后的研究中都响应了科恩的呼吁，对此有评论者指出：“许多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成果都多少涉及到科恩提出的三个问题中的一个或更多的问题，并探讨了超越资本主义的可能性。”Tom Mayer, Analytical Marxism, Sage Publications, 1994, p.16．

当历史步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主义的命运走入了一个更加艰难的时期。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政权纷纷倒台，作为世界头号社会主义大国的苏联，也在极短时间内走向解体，使国际政治格局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力量的对比产生巨大差距。一时间，社会主义运动仿佛走到尽头，人们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也似乎化为泡影，正如有学者所言，在80年代末，崩溃的“不只是一套（以往）实际存在的制度安排，而是对于一种主要理想的信仰”〔美〕南希·弗雷泽：《正义的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苏东剧变使社会主义的未来陷入渺茫，资本主义的拥趸高呼“资本主义万岁，市场经济万岁，经济自由幸甚，政治自由幸甚”〔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

在这一背景之下，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尤其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前途命运，更加成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焦点。他们普遍认为，苏东剧变并没有使社会主义失去希望，他们“仍然坚信，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只是暂时现象……到目前为止，尽管存在挫折，献身于人类平等和民主事业的人们，继续缜密地和创造性地探索通向未来社会的途径”〔英〕克里斯朵夫·贝塔姆：《剖析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载《现代哲学》，2003年第4期，第36页。。在他们看来，只要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命运还不明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就不会受到动摇，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吸引力在于它表现了对现实社会制度的批判和对未来更美好社会的向往……人们被马克思主义所吸引是基于这样一些判断：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剥削和压迫基础上的……它应该让位于社会主义社会，在那里人们能够获得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平等”〔美〕理查德·诺曼：《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活的东西和死的东西？》，载〔加〕罗伯特·韦尔等编：《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鲁克俭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1页。。在这种信念下，大多数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形成共识：既然社会主义的未来在当前并不明晰，那么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就需要说服人们这一理想是值得追求的，就必须论证社会主义在道德上的正当性和优越性。

为了更好地回答社会主义的前途问题，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转向道德和政治哲学研究。他们主张：“分析哲学标志性的严谨特征应该坚持应用到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中去，更紧迫的是把它的规范政治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结合起来……我们需要有一个全面性的理论来探索许多重要概念之间的联系，如自由、自我实现、需要、劳动、民主、共同体、合作、正义、平等，从而能更系统地说明一个美好社会应是什么样的。在这种框架下，马克思主义才有可能作为一种活的理论而繁荣发展。”〔美〕理查德·诺曼：《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活的东西和死的东西？》，载〔加〕罗伯特·韦尔等编：《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鲁克俭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1页。

在他们看来，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仅仅依靠传统的必然性理论是不够的，必须转而从道德角度为社会主义作辩护，说服人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令人向往，向人们论证社会主义理想值得追求在于它更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它更为公平、自由或民主，这些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都是缺乏论证的。对此罗默说道：“存在这样一种信念：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要优于现存资本主义制度，当前资本主义的异化和不正义之处是可以被超越的。当今马克思主义者的最艰巨的任务就在于建构一种关于社会主义的现代理论。而这一理论必须包括对现代资本主义之不正义的揭露……我认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所用的方法和工具正是这样一种理论所需要的。”John Roemer ed., Analytical Marx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2．

综上所述，当今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苏联社会主义政权的倒台，使社会主义的未来命运成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焦点。在这一严峻的情势下，他们仍然对社会主义抱有坚定信念，并开启新的理论进向，转而从道德和政治哲学的角度为社会主义呐喊和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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