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

究其源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于一个被称为“九月小组”的定期聚会。20世纪70年代初，牛津大学教授G.A.科恩运用分析哲学中的逻辑和语言分析方法重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通过阐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来增强历史唯物主义的明晰性和科学性。他于1978年出版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一书被公认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开山之作。Marcus Roberts, Analytical Marxism: A Critique, Verso, 1996, p1．同年，科恩结识了奥斯陆大学教授埃尔斯特，发现他们都有志于对马克思的学说进行广泛探讨，并且都已经在自己的研究中运用分析方法。1979年9月，科恩和埃尔斯特以及其他来自欧洲国家的十几位学者在伦敦召开了一个探讨剥削问题的会议，与会学者在交流中表达了相同的研究志趣，为会议奠定了以分析的风格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调。1979年和1980年的会议主要研究剥削问题，直到1981年会议主题才不再局限于单一问题，而主张以分析方法一般性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且至此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重要创立者约翰·罗默才参与聚会。因此，一般认为，“九月小组”正式成立于1981年9月。科恩也说过，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活动始于1981年9月。参见〔英〕G.A.科亨：《信奉而不恭维：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思》，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96年第1期。此后，这些学者每年9月都会在伦敦举行一次为期三天的、以探讨马克思主义学说为主题的学术会议。这一定期的学术活动被人们称为“九月小组”，它构成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早期形态。继科恩之后，小组成员陆续发表了《剥削和阶级的一般理论》（罗默，1982）、《理解马克思》（埃尔斯特，1985）、《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普泽沃斯基，1985）等重要代表性著作。1986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罗默主编、由“九月小组”成员撰稿的论文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新兴的学术小组从此便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称谓为学界所知。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于20世纪70年后期兴起于英美地区决非偶然现象，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理论根源。左派知识分子的活跃、欧洲马克思主义危机的刺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衰落所引起的反思以及分析哲学和实证主义方法的流行等因素，共同催生了这一独特的马克思主义派别。

（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

20世纪60年代以前，马克思主义在英美等国一直处于受压抑受冷落的状态，主要原因在于战后英美与苏联形成两极对峙格局，意识形态的对立更使得英美等国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洪水猛兽，尤其在麦卡锡主义盛行期间，马克思主义研究和马克思主义者遭到强烈抵制甚至是迫害。60年代前后，欧美等地区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和政治运动，随之催生了大批左派知识分子，他们既反对欧美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又反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致力于探索一条独特的通往社会主义社会的新道路，是他们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广泛进入英美学界的大门。从总体上看，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是英美左派知识分子活跃的结果和延续。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美等国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突显，造成社会局势动荡。以美国为例，这期间美国国内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新左派”运动、反战运动、女权运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种种矛盾空前突出。于是，大批学者在对社会现实和传统理论进行反思的基础上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力图用马克思主义去分析和解决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在英国，新左派思潮吸引了众多学者、艺术家、教师及其他专业人士。左派知识分子们不仅著述了结合本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比如威廉斯的《文化和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等，而且创办了自己的公共理论平台——《大学与左派评论》（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和《新理性者》（New Reasoner）两本政治刊物［后来合并为著名的《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杂志］，影响力日益增强。在美国，大学校园中掀起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潮，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等领域中均引起了广泛兴趣。不仅学校开始正式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方面的教材和读物也相继出版。有学者对此总结道：“美国大学的校园里正掀起一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革命。越来越多的学生和教师开始关注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功能机制、如何兴起及其发展趋势的解释。不过这是一场和平的、民主的革命，主要以著述和讲演的形式来进行斗争。”Bertell Ollman and Edward Vernoff eds., The Left Academy: Marxist Scholarship on American Campuses, McGraw Hill Book Company, 1982, p.1．由此，一方面，如火如荼的政治运动打破了意识形态的压制和思想的禁锢，使马克思主义以前所未有的阵势进入了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术领域；另一方面，左派思想家的理论研究也促进了英美等国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注。举例而言，《新左派评论》自创刊起，便联合了多家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一系列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著作，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托洛斯基等，并发表过多篇评述卢卡奇、葛兰西和法兰克福学派等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文章。概言之，左派知识分子的政治和理论活动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英美乏人问津的局面，这为植根于英美地区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埋下了伏笔。

自60年代末起，随着一系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治运动的突然爆发和迅速失败，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欧洲知识分子中的信誉日渐动摇，在欧洲地区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但一些仍然怀抱社会主义理想的左派学者对这一危机进行深刻反思，这构成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产生并日益强大的又一时代背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赖特曾指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兴起于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危机”与“创新”并存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许多激进的知识分子退出马克思主义的阵营并转向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仍然身处于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知识分子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共识也在减退。不少评论家由此判定这是一个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出现严重理论危机的时期。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一时期也是一个具有理论活力和创新可能的时期。参见何增科：《什么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7年第1期，第71页。虽然政治运动的失败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影响力，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一现象也降低了英美资本主义政权对马克思主义的戒备和政治压力。马克思主义政治运动的失败为理论化、学术化的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机会，如同安德鲁·莱文所说：“有一点可以肯定，随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危机在欧洲的爆发，主张把马克思主义清除出大学校园的压力会大大减轻，但这种减轻只会促进英语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化、非政治化倾向。”〔美〕安德鲁·莱文：《什么是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载〔加〕罗伯特·韦尔等编：《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鲁克俭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

对即存的马克思主义所产生的信仰危机，对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新的思潮而言却是创生和活跃的契会。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兴起的源动力之一正是在于“对笼罩着马克思主义未来发展前景上的一系列的不确定性的研究”〔美〕安德鲁·莱文：《什么是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载〔加〕罗伯特·韦尔等编：《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鲁克俭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通过反思，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完全自足的哲学或完满的社会理论，那么它就是一种死的东西。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广阔的思维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它将是不完满的，那么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活的东西”〔美〕理查德·诺曼：《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活的东西和死的东西？》，载〔加〕罗伯特·韦尔等编：《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鲁克俭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危机同时也打破了英美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信仰，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新兴的、不同于传统的研究思潮铺垫了基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不再将马克思的话语视为万能的真理，而是直面马克思主义理论现存的种种的问题，并认为它的一些核心观点需要得到重建和澄清，一些过时的理论则需要被抛弃。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马克思主义依然是一种极具解释力的思想传统，但这种传统却背负了一些方法论和元理论上的包袱，这些包袱阻碍了马克思主义朝着更精细的科学的方向发展。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公理，但是一个需要像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研究来继续发展、继续精确的公理”〔美〕安德鲁·莱文：《什么是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载〔加〕罗伯特·韦尔等编：《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鲁克俭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

马克思主义发展前景的不明确和人们对社会主义未来的信心不足促使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路径。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诞生于19世纪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仍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但若用分析哲学和现代社会科学的标准予以审视则会发现存在粗糙、模糊的地方，他们要做的便是运用分析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命题和理论进行澄清和重构，使其成为一种严谨的、科学的现代社会理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罗默将这种理论动机称为“寻求对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那些基本原则的理解”，而之所以要追问这些基础性问题并使用分析的方法来实现这一理论追求，与当时社会主义命运跌宕起伏、资本主义没有必然走向衰败的时代现象有关。对此，罗默说道：“这两个事件无疑对延承自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构成了严重挑战。对于这一挑战的其中一种反应是，退回到对马克思话语的解经式辩护以及寻找一种与它所历经的历史相符合的阐释；第二种反应是拒绝承认看似是历史事实的东西；第三种反应是拒斥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根本错误的；第四种反应是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属于19世纪的社会科学，因而从现代标准来看它必然是粗糙的……然而它在某些历史阶段和事件上似乎有很强的解释力，使我们感到肯定存在一个需要澄清和阐释的具有解释效力的内核。人们不会因为某个好工具在一些情况中失灵而将其扔掉，尤其是没有更好的工具时。相反，人们会追问，为什么这个工具有时很有效而有时却不灵？这就是我称之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这股思潮的智识基础。”John E.Roemer ed., Analytical Marx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3?4．

（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理论根源

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渐走向没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缺陷所进行的反思，构成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兴起的理论基础之一。本书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的界定上，赞同段忠桥的观点，即这一概念指的是于20世纪20年代兴起并植根于西欧大陆的、与苏东马克思主义相对而言的马克思主义，它于60年代末开始走向衰落，它不包括70年代之后出现于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详见段忠桥的《试析徐崇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逻辑矛盾》（载《吉林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概念》（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等诸篇论文。自1968年起，欧洲地区爆发了以法国“五月风暴”为开端的一系列左派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现实政治运动中首次展示其理论力量，但同时也埋下了其衰落的伏笔。随着这一时期政治运动的失败，西方马克思主义遭受了严重打击，随后“新社会运动”代替工人和学生运动成为左派主流政治运动形式，发展了近半个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总体上走向了终结。对这一现象，莱文总结道：“正如我们今天看待久已退出历史舞台的‘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一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也明显走向终结。由于理论自身的内在发展和知识分子文化氛围的改变，尤其是政治环境的变迁等因素共同加速了这一现象的消亡。也许，现在来探索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轨迹，反思推动它走向衰亡的政治环境的变迁是非常有意义的。至少从1968年事件的分水岭算起，无论是东欧还是西欧，马克思主义政治已陷入危机之中，最近十几年更陷入一片混乱。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政治运动的发展命运共沉浮，因此它遭受了严重的、实际上是致命的打击。”〔美〕安德鲁·莱文：《什么是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载〔加〕罗伯特·韦尔等编：《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鲁克俭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26页。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衰败中汲取教训，开创出一条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理论道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威廉姆·肖认为，前分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存在缺陷，它缺乏严谨的科学精神，在阐释和研究经典文本时随意且粗疏，并缺少持续和系统的叙述方式，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连贯性。他指出：“关于马克思的研究已经变得更加牵强附会，没有始终保持严谨的学风……凡是需要耐心考察的地方，人们却沉溺于幻想的飞翔；凡是需要对马克思进行有条理和严密地解释的地方，人们对原文的曲解和不忠却取得了胜利。”〔美〕威廉姆·肖：《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阮仁慧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看来，旧有的研究路径的缺陷必须得到克服，他们的理论目标正是在于解决“当时欧洲大陆国家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比如许多人的研究不是认真严谨地对待文本，不重视一些最重要理论原则的研究，对一些重要概念和命题的解说陷于混乱和繁琐”〔美〕威廉姆·H.肖：《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载《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第6页。。他们认为，要克服这些问题，需要运用英美分析哲学和当代西方实证科学的方法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予以澄清和重建。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有意识地规避西方马克思主义重思辨而不重分析、重宏大叙事而不重论证的特征，因而在研究路径上，植根于英美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与植根于中西欧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强烈对比。威廉姆·肖指出：“我们所说的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研究，并非只是运用语言分析和逻辑分析方法研究马克思的理论文本，更重要的是，这个方法与思辨哲学方法相反，后者往往是独断虚构地得出一系列结论，而我们则主要运用批判和辩驳的原则来研究马克思的文本和思想，我们中许多人所得出的结论对马克思的思想不仅有‘澄清’的价值，而且有‘重建’的意义。”〔美〕威廉姆·H.肖：《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载《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第6页。

盛行于英美的分析哲学和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也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20世纪初，随着自然科学的深入发展，一些具有科学素养的哲学家对传统哲学的思辨性提出质疑，他们力图将自然科学的精密性引入哲学研究，从而解决长期以来人们争论不休的哲学问题，由此产生了分析哲学的思潮。这一思潮发端于英国，伴随着罗素的《论指称》（1905）一文正式诞生。在随后大半个世纪的发展中，分析哲学历经了逻辑原子主义（罗素和维特根斯坦）、逻辑实证主义（维也纳学派）、日常语言哲学（剑桥学派和牛津学派）以及逻辑实用主义（奎因）等阶段，一直都是英语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流派。分析哲学认为哲学的逻辑和语言形式重于理论的内容，哲学的任务不在于提出新的命题，而在于使现有的知识和命题更加明晰。分析哲学家们往往对社会中的现实问题视而不见，认为它们太实际太具体而不值得成为哲学思考的对象。他们只关注一切可被分析的理性对象和抽象内容，重视理性思考的明晰性，自诩为从事“科学的哲学”，而将其他哲学思考看作非科学的东西加以抛弃。60年代之前，分析哲学很少关注政治、经济、社会、心理、历史领域方面的研究，一心只专注于分析和逻辑方法，其研究内容越来越贫乏，以至于在它发展到最具独立性的时候，也已成为一种“空谈的哲学”〔加〕Bob Ware：《分析哲学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载《复旦学报》，1985年第4期，第85页。。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分析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似乎是完全不相干的两种传统，二者相互漠视，具体表现在：一方面，英语国家中的黑格尔和阿尔都塞等两大阵营里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分子一致认为牛津和剑桥的分析哲学既保守又狭隘；而另一方面，在分析哲学家眼中，马克思主义不具有真正哲学意义上的重要性，他们将历史唯物主义看作黑格尔式的晦涩主义和幼稚的哲学错误的混合体。参见〔英〕克里斯朵夫·贝塔姆：《剖析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载《现代哲学》，2003年第4期，第29页。直到60年代以后，分析哲学出现了“应用的转向”，英美分析哲学家开始关心现实问题，尤其是社会、历史和道德等问题，由此马克思主义也进入了他们的研究视野，这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准备了条件。

英美学界的评论者认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次在英美学术界落地开花的产物，它的兴起是当代英语学术界的一个标志性事件。Marcus Roberts, Analytical Marxism: A Critique, Verso, 1996, p.ix.分析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综合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无论人们如何批判分析传统，它却毫不缺乏明晰性、精确性或逻辑严密性。从另一方面来看，英美的道德和社会理论常常对不能把握社会现实这一点过于自满或愧疚。而无论人们如何批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道德和社会理论，它却从不缺乏实质内容或社会相关性。”〔美〕罗德尼·G.佩弗：《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正义》，李旸译，重庆出版社2019年版，第10页。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并不仅仅局限于20世纪流行于英美的分析哲学，其创始人科恩指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运用的分析方法主要指自英语国家的几种非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和哲学思潮中发展起来的思维方法。第一种是逻辑和语言分析方法，它最先诞生于德语国家，随后流行于英语国家并在其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思潮中发展起来；第二种是经济分析方法，这种方法由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创立，后来被非马克思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家赋予严格的数学形式；第三种方法是指“决策论”“博弈论”及更一般的“理性选择理论”等描述选择、行为和策略的方法，这些方法伴生于新古典经济学，并同它一起发展起来。这些方法之所以都被视作“分析的”，是因为它们的运用都有助于促进表述的精确性和论证的严谨性。〔英〕参见G.A.科亨：《信奉而不恭维：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思》，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96年第1期，第53—54页。

正是受英美地区分析哲学传统和实证主义精神的影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建构为一种真正的社会科学。科恩说：“马克思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具有创造性的思想家，他在很多方面都提出了丰富的思想。但他没有时间，也不打算，更没有书斋的宁静，把这些思想全部整理出来。对他的主要思想提供比他本人更精确的表述，这并不是一种自命不凡的要求。”G.A.Cohen,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s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1．也就是说，受各种因素和条件的局限，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精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至少没有达到分析哲学所要求的严谨和清晰的标准。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要达成这一目标，他们在概念及概念间的关联上精耕细作，以确保推演起点的明晰性，并运用连贯的逻辑和精致的模型来实现科学的理论，并在表述上务求条理清晰，在论证上务求结构严密，形成一股独特的属于英语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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