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极端重要工作”与“中心工作”的辩证关系

马冰心

摘要　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工作。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与政治从来都是同一问题的两面，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不竭动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不仅不能忽视“中心工作”与“极端重要工作”的差异，更应看到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从历史经验来看，任何割裂“中心工作”与“极端重要工作”辩证关系的做法，都无法做到真正的理论创新，也无法经受住历史和人民的实践检验。

关键词　历史唯物主义　经济建设　意识形态　辩证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说：“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学术界对“什么是极端重要工作”“如何做好极端重要工作”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释，但是对“极端重要工作”与“中心工作”之间的辩证关系研究不多。我们认为，强调“极端重要工作”并不是要弱化或者虚化“中心工作”，它不仅没有降低“中心工作”的基础地位，而且更强调“中心工作”和“极端重要工作”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都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

一、“中心工作”与“极端重要工作”具有价值旨趣的同一性

“中心工作”与“极端重要工作”共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就决定了我们必须要大力搞经济建设，致力于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最终目的也是为一切实践活动而服务，意识形态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起的是积极主动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说，只有把物质和精神两项工作都做好了，我们的梦想才能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1978年，邓小平首次提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十二大上胡耀邦对二者的内涵做了详细的阐释；中共十五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较之十二大新增了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立足国情根据中国的实际发展状况，继承并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对于国外先进的积极的文化也要合理适当地加以运用，在我国培育出“四有”公民以及有中华文化底蕴的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胡锦涛提出经济的发展要和人的发展步调一致，使整个社会实现全面协调的发展状态，至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我国伟大事业发展的总布局由“三位一体”变成“四位一体”；我国的经济迅猛增长，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明显，为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复兴，十八大报告在“四位一体”上新添了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五位一体”总布局，我们党和国家在工作计划的制订以及实际建设中都要以“五位一体”的总布局统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建设。我们只有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统筹兼顾，各领域的工作保持平衡地向前发展，才能真正实现科学发展，达到整个社会的进步。

“中心工作”与“极端重要工作”共同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汉朝、唐朝、宋朝、元朝、明朝等时期，中国的繁荣昌盛享誉世界，华夏文明名扬四海。然而，当西方国家正在紧锣密鼓地通过工业革命进行原始积累，变得迅速强大之时，清朝政府却闭关锁国，错失了工业革命的发展契机，导致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远远落后。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为了寻求更广阔的市场和资源，打开了中国大门，开始对我国进行侵略，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自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开始了悲壮的抗争和艰苦的探索，民族复兴成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夙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简言之即八个字：民族独立，国泰民安。习近平把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称为中国梦，中国梦的实现不仅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作后盾，也要有强大的民族精神作精神支撑和智力支持。在我国革命战争时期是包括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等在内的精神力量支撑着我们一步一步打下江山的；天若无情人有情，2008年，在面对无情的暴风雪和汶川地震时，是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不怕牺牲、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伟大精神鼓舞着我们一步一步坚持下来并建设了更加美好的家园。中华民族蕴含的伟大精神，具有无穷的力量，无论是天灾抑或是人祸，当我们需要之时它总会迸发出源源不断的强大能量。因此，实现民族复兴，须做到两点：一是大力发展经济，创新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实力仍然是综合国力最主要的竞争因素，雄厚的物质、先进的科技、强大的军事是国家不受外敌入侵的保障；二是传承中国五千年历史文明，坚定国民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毛泽东说，把幻想变成现实的过程中，在实践中发挥力量的人是最重要的因素。作为中华儿女，我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中国梦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梦。为了民族大义，为了中国梦的实现，只要我们每个人都朝着内心的理想奋斗，埋头苦干，就可以聚集成具有13亿人心的逐梦力量。人心齐，泰山移，中华民族十三万万颗正义之心牢牢凝聚在一起，何愁不能重振大国羽翼，实现民族大业。

“中心工作”与“极端重要工作”共同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认为人的成长要历经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和共产主义三个阶段。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手稿》中第一次提出人的全面发展，认为“自由全面发展”是相对于“异化”的概念而言的，在《德意志形态》中他又强调全面发展是要让社会上的所有人都获得成长，而不是单个人获得成长，自由发展是要让人们能不受外力干扰施展自己的本领，包括体力和智力上的，他们的工作不再仅限于特定的领域也不再仅是为了物质生产，他们能够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活动和结果。人的全面发展除了劳动能力的发展，还包括才能、道德品质、精神等各方面，实现人的发展要有物质作为根基，精神力量作为支撑，物质是展开其他一切活动的前提，精神力量是鞭策我们不断前进的动力。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上，我们党紧随马克思的脚步，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我国在总结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上形成了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成果，1978年以后，我国对经济建设提出了协调发展的新要求，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指出了我们在发展中的每一个环节每一步都离不开人民，我们取得的所有成果也都归属于人民。邓小平说：“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加强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也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在实践中中心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都不是各自孤立、彼此无关联的领域，二者有着共同的价值诉求。

二、“中心工作”与“极端重要工作”具有内涵外延的差异性

“中心工作”与“极端重要工作”所处的地位不同。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基础是指由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经济建设是基础，一切经济活动所创造的劳动成果都是真实存在的客观实体，是物质的东西，而意识形态是对某种事物的理解和认知，不是客观存在的实体，它是经济基础决定的观念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二者所属的位置不同。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所经历的坎坷与艰辛告诫我们，一个国家或民族要是经济落后，技术、科技等不发达，要社会上其他领域的工作都健康地发展是不可能的，我们要想茁壮成长，就必须更加努力奋斗，全心全意地搞物质建设。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创造更加坚厚的物质基础才是我们实现中国梦首要的工作。国家的繁荣昌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除了要拥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外，还要有明确的价值立场和政治定力作为精神支撑，“志之所向，无坚不入，锐兵精甲，不能御也。”精神意志的力量不可估量，在革命时期，无数的共产党员和仁人志士均是抱着革命理想大于天的信念一路拼搏才换来我们今天幸福安稳的生活条件的。当然，中国梦还没有实现，我们仍不能有一丝懈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体现，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并为民族复兴聚力、铸魂，因此党和国家要加强培养国民的文明素养。

“中心工作”与“极端重要工作”的发展规律不同。吴宣恭认为，经济规律是在一定所有制的基础上形成和发挥作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经济建设的规律具有普遍性，如市场经济的建设，无论是何种社会形态的市场经济都受到供求规律、竞争规律、剩余价值规律等经济规律的支配和影响。我国建设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在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受科学技术、全球化的发展以及经济规律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如我国在建设市场经济时，我们党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和实际状况把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恩格斯说意识形态及其诸形式与经济的发展规律不同，它们有着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一个国家的主流思想一定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思想，它所代表的也一定是与国家利益一致的最广大人民的思想。当出现了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相悖的意识时，党和国家要及时引导。每一个国家的统治者都是通过意识形态的诸形式把代表自己利益的思想在实践中由具体的途径传达给社会成员，以此达到教化的目的。另外意识形态的发展进度与社会存在的发展进度不具有协调一致性，先进的意识形态可以指导社会实践活动，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落后的意识形态则会对社会的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在处理经济工作与极端重要工作中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遵循客观规律，坚守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则，一定不能主次颠倒。

“中心工作”与“极端重要工作”建设的内容不同。经济工作与物质资料生产活动紧密相关，主要是依赖劳动、资本、技术、土地等生产要素和一定的社会关系扩大社会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并借助于交换和分配等手段，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我国经济工作的内容主要是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建设，我国经济建设的内容是随时代的变迁不断发展变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工作主要是进行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的建设。随着科技的大幅提高，为达到可持续发展全世界都强调创新，我国当前的一切工作特别是经济工作更是要求创新，进入21世纪，我国经济领域侧重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我们要建设的是共享经济，以“互联网+”为中心的“智能制造”是中国制造2015年主攻方向。而意识形态作为观念上层建筑，其工作内容主要是思想层面，如我国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先进文化的传承问题、文化的安全问题、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国际话语权问题等。中国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和发展中国家，近年来我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引起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视，他们把苗头指向我国高校，加强了对我们意识形态的渗透，企图用同样的手段把我国变成第二个苏联。针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高校进行意识形态渗透越来越严峻的形势，习总书记强调要有“阵地意识”，要始终奉行四项基本原则，加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宣传，在纷乱繁杂的诸意识形态影响下，更要用马克思主义思想统领全局。“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在各阶层各领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我们国家对共产党员的管理是高标准的硬性要求，对于干部和组织的党性党风要求更为严苛。

三、“中心工作”与“极端重要工作”具有功能发挥的互补性

经济建设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基础和前提。经济工作是物质消费的前提，是进行意识形态工作的物质根基。我国伟大事业的不断向前推进，民族的复兴等一切目标的实现都要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作支柱。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党和国家提出要大力搞经济建设，实现国家工业化，但在实践中却逐渐把工作重心放到意识形态领域；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意识形态斗争由文艺界扩展到经济学、历史学、哲学等领域；1964年毛泽东主持了“四清运动”，阶级斗争继续扩大化，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给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带来了重重困难。我国“文革”的发生是因为坚持“意识形态中心论”的错误方针，过分强调了意识形态的问题，而忽视了经济建设的基础作用。1978年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重新摆正经济建设的地位与作用，大力搞经济建设，把经济工作同各个领域事业的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生产能力迅速提升，改变了“文革”期间经济发展滞后的现象，快速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为上层建筑的工作提供了物质条件，随后国家开启了第六个五年计划，工业和企业生产总值迅速上升。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提出建立市场经济至今，我国旧貌换新颜，取得的成就名震中外。是这些年艰苦奋斗奠定下的雄厚物质基础才让“一带一路”的畅想能够顺利投入实践，这让我们对美好明天的建设更加充满自信。“文革”与1978年以来建设取得的成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更加清晰地告诉我们，经济建设是基础，是一切工作的前提。

意识形态工作为经济建设指明了前途和方向。经济工作的开展需要有一套与之适应的理论或思想作为指导，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一系列理论是指引我们前进的行动指南，特别是在建设和完善市场经济时，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全。我国的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所建设的一切事业最终都要落实到人民身上，发展的成果也必须由社会所有人共享，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也是一样，都是为了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倡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是先富带后富，他说道：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每一个子民都富裕起来，而不是有人过着富裕生活的同时有人却饭都吃不饱。中国市场经济的三大特征之一的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是为了保证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变，确保意识形态一元化思想的指导。当前我们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相比发达国家，我们的生产力还有待提高，为满足社会各领域各阶级层次的发展需求，需要有与不同阶级的生产相匹配的所有制形式，所以除了公有制经济外还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存，只要是对我们经济的提高有利的方面都应该被鼓励。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决定了我们也必须得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只有如此，在社会实践中处理各种经济关系、平衡各方利益时，才能做到相对公平与和谐，才能不断地朝着共同富裕的美好憧憬向前发展。

中心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要同时兼顾，缺一不可。当前，我国发展的总布局是“五位一体”，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我国在制定发展的总部署时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同理，在处理经济建设与意识形态工作时，要同时兼顾，缺一不可。中国在“文革”期间忽视了经济建设的基础作用，苏联后期忽视了意识形态的指导作用，二者带来的惨痛代价告诫我们无论发展的杠杆偏向中心工作与极端重要工作的哪一方，社会的发展都是畸形的，是不完整的。随着中国的崛起，在世界的大舞台上，中国也被卷入了竞争旋涡的中心，综合国力仍然是大国博弈的主要形式，作为综合国力竞争主要形式之一的文化竞争已经和经济实力的竞争一样重要。而在我们国家，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先进文化是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内容，即意识形态的竞争已然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指标之一，国家安全是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保障，站在国家安全的高度，经济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在建设中更不可厚此薄彼。一定要建设好中心工作，并高度重视并解决好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才能为经济持续、稳定向前发展提供正确的指向、思想保障和健康有序的社会环境，也才能更好地服务中心工作。

四、“中心工作”与“极端重要工作”具有发展过程的矛盾性

“中心工作”与“极端重要工作”的矛盾运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矛盾。如果说“中心工作”是要发展生产力，“极端重要工作”则是要问“如何发展生产力”和“为谁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发展作为基础，为谁发展生产力就成为一句空话；而离开了为谁发展生产力的追问，生产力就失去发展方向，就不可能获得持续健康的发展。任何割裂两者辩证关系的做法，在理论上是形而上学的，在实践上则是有害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将“中心工作”与“极端重要工作”统一了起来。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一方面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另一方面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也是将“中心工作”与“极端重要工作”统一起来，既要保持社会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同时也要让全体人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坚持经济建设的中心工作要反对“唯经济建设论”。我们国家把经济建设作为党的一项中心工作，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总结，是对我国各方面的发展近况分析后做出的科学论断。马克思说过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所以，有人误认为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我们应一心一意地促进GDP的提高。针对这种金钱至上、经济第一的“唯经济建设论”“唯GDP论”或者类似的观点和言论，我们要坚决反对。GDP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但不是唯一的指标。目前，世界的较量除了经济实力，还有许多的其他要素，如意识形态的竞争可谓是愈演愈烈。我们现在进行的事业，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包括了社会各个方面的建设，具有复杂性，特别是经济发展与生态之间的关系。经济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时时刻刻都影响着资源、环境等生态问题，如果只搞经济建设而忽略生态问题，我们对大自然的破坏，就是在毁灭我们自己。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是只唯GDP也不能只唯GDP，在地方治理中对于那些只“唯GDP论”的地区，除了要有法律和政策的约束外，我们要更加注重人为的引导作用，要宣传好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科学发展观、“五位一体”的总布局，逐渐转变人们的这种思维，正确处理好经济建设与其他各项工作的关系，既要主抓经济，又要对经济以外的其他各项工作统筹兼顾，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

坚持意识形态的极端重要性要反对意识形态的“泛化”“淡化”。马克思主义是经过检验的被公认的真理，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三段时期里，我们取得的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成绩，皆归功于马克思主义处事态度与方式的指引，因此要大力宣扬，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一元化思想，而对于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诋毁，我们要加以识别并旗帜鲜明地进行批驳。随着我国愈来愈走近世界舞台的核心，中国成了其他国家关注的焦点，相应地对我国意识形态渗透的力度一直在增强，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着更多的烦扰，目前我国思想建设面临的压力表现为意识形态的泛化和淡化。意识形态泛化指把一切社会意识形式都肤浅地归结为意识形态问题，过度夸大了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认为其他都不重要。我们不能把什么问题都认为是意识形态问题，尤其关于大学里的意识形态问题更不能泛化，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对于我们国家而言，意识形态问题事关国家的根本和核心利益，而对于西方国家对我国留学生进行西方价值观念的灌输，在我国高校培植反马反共势力的举动，我们绝不允许。意识形态淡化，顾名思义就是淡化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认为意识形态不重要，在我国主要表现为淡化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极端重要工作淡化所造成的惨痛代价，苏联就是其中最有警示性的例子。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1953年以前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思想，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苏联意识形态领域各种错误思潮涌现，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戈尔巴乔夫在国内搞多种思想共存，未能保持马列的主导地位，最终造成苏联的解体。

我国以及国际上未能合理处理经济与思想工作关系的失败经验告诫我们，如果中心工作发展缓慢甚至落后，那么在国际上经济和其他工作也都没有主动权，意识形态工作做不好会动摇国家的根基，二者的建设若存在问题对国家的生存与长久发展来说均是极大的威胁。我们牢牢坚持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加强创新，寻求新的经济增长动力，经济效益和发展质量继续保持稳步上升没有问题，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仍是康庄大道。随着中国的崛起，一些西方国家加剧了对我国意识形态渗透的力度，企图用同样的方式削弱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把我国变成第二个苏联，并且直接把矛头指向了中国的高校，把高校的学生和老师作为灌输西方意识形态的主要对象。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工作，针对敌对势力利用各种手段对我国高校灌输西方价值观念的行为，我们要把我国的主流思想和价值观贯彻到高校的管理和教学的具体步骤中，同时加紧高校学子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培养我们的爱国主义和对国家的自豪感。一言以蔽之，只要我们始终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不动摇，以鉴前毖后的态度时刻紧绷意识形态工作这根弦，杜绝我国主流思想的“泛化”“淡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就会有条不紊地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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