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全面从严治党之“全面”的五维解读

王夏杰

摘要　“管党治党”贯穿于中国共产党成长、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从“治党”到“从严治党”再到“全面从严治党”，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党自身建设问题、对党长期执政问题的深刻认识，对“世情、国情、党情”局势的理性把控。“全面”二字的添加，绝不是追求形式上的语义完整，更重要的是宣告一种全方位、新高度的治党理念。本文旨在从“全面”二字所赋予的“内涵界定”“时代要求”“哲学意蕴”“价值取向”“理论构建”几个维度来解读“全面”二字所折射的深厚意蕴，从而清晰定位“全面从严治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具有历史新特点斗争中的战略地位。

关键词　党的建设　全面从严治党　治党经验

解决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治党问题”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围绕“从严治党是什么”“为什么要从严治党”“怎样从严治党”问题提出一系列论述，逐步形成较为完整的“从严治党”思想体系。尤其是“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提出使“管党治党”问题上升到国家重大战略层面，并与其他三个全面构成治国理政战略新部署。在“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中，“全面”是方法，“从严”是标准，“治党”是关键，三个层面共同构成“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框架。冠以“全面”而非其他词语，添加“全面”在此时而非他时，足以体现执政党对跨越“卡夫丁峡谷”、对党自我革新能力的决心和勇气。本文以“全面”为着力点，力求思考“全面”在“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建构中承担的分量。

一、从“内涵界定”维度解读“全面从严治党”中的“全面”

“全面从严治党”一经提出，就成为理论界、学术界、政界、商界等关注、探讨的焦点，那何谓“全面从严治党”呢？目前学者分别从“全”“严”“治”三个角度界定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内涵。由于本文旨在探析“全面”二字，因而主要分析以“全”为视角来界定的观点。

许耀桐没有给“全面从严治党”下明确定义，但对“全面”二字有独到见解。他认为，首先，“全面”确定了“治党”方向的延续性，即一如既往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脉相承历届领导人的“治党”路线；其次，“全面”史无前例地体现了“治党”的力度、深度、广度；此外，“全面”还开创了“治党”新格局。虞云耀强调通过“严”来保证“全”，即利用“高标准严要求”规则，全面提高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全面提升党的领导力、执政力，确保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其呈现的是一个宏观定义。黄小军、朱勇认为，“全面从严治党”就是“各个方面”的“严”和“治”，突出“全面”，即通过各方面，包括治党主体、内容、依据、时间、方式方法等来实现“全面从严治党”总体规划。肖贵清、杨万山从五个方面概括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内涵，即从内容、主体、时间、方式方法、执政力回答了“全面从严治党”是什么、要求什么的问题。黄小军、朱勇与肖贵清、杨万山观点基本一致，侧重于从微观来阐释“全面从严治党”内涵。虽然几种观点侧重点不同，但都突出了“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性的特点，即：主体全覆盖、内容无死角、对象全囊括、要求狠准稳、方式双齐下、时间长周期、目标共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内涵界定的范围决定了“治党”辐射的范围。主体全覆盖指，“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包括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的各级党组织，从上至下共筑合力；内容无死角指，“全面从严治党”内容涉及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和制度建设五个方面；对象全囊括指，“全面从严治党”对象涉及全体党员干部及各阶层的普通党员；要求狠准稳指，“全面推进从严治党”要坚持八点要求，即从治党责任、治党方法、党内政治生活、管理干部、作风建设、党纪、人民监督、治党规律八个方面严格落实；方式双齐下指，“全面从严治党”方式强调思想建党和制度建党的双管齐下；时间周期长，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是一个长期性、持续性并要将之进一步常态化的战略部署，即“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目标共推进，指党的领导能力、执政能力、与时俱进能力、自我净化能力、自我提升能力的齐头并进。恩格斯指出：“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执政党生命力的保证，作为治国理政关键一环，必须把“严”和“治”落实到党的方方面面，必须依靠多种力量形成的合力来实现。因而，可以说“全面”二字的添加，让“从严治党”理论体系更完整、更系统、更科学、更深刻。

二、从“时代要求”维度解读“全面从严治党”中的“全面”

“时代要求”即从现实角度出发思考，为什么“全面”二字的添加是在此时，而非彼时或来时，这主要由两个方面所牵动，一个是“问题导向”，另一个是“目标引领”。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问题导向”即党在新形势下所面临的“世情、国情、党情”的风险和挑战。“世情”挑战主要指，当今世界格局和秩序调整中所引发的矛盾和冲突得不到有效解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大国仍然在经济和科技中占据绝对的话语权；民主自由理念被包装成“普世价值”的神话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传播；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对共产主义事业产生的影响依然存在。“国情”挑战主要指社会加速转型所导致的力量转移、利益博弈，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多样化，各种思潮涌动，出现了极力推行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等错误思潮，甚至出现了“道德滑坡”、价值观解构等危险苗头。“党情”挑战主要指党员干部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淡化，党员干部党性修养的缺失，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的膨胀等等，可用四大危险来概括，即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危险不加以防范就会演化成“腐败陷阱”“质变陷进”“能力退化陷阱”等。“世情、国情、党情”面临的挑战使我党处于外有阻力和压力、内有困难和风险的局面，时代背景将“全面”和“从严治党”结合起来。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根本保证。”

目标是时代的力量。“目标引领”即新一代领导集体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促使执政党创新“管党治党”新战略。具体来说，第一，“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政治保障。目标能否实现，党的领导是关键，领导力发挥多大，治党是出路。历史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带领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因而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保证。第二，“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政治后盾。共产主义理想是人类历史上最美好、最科学、最崇高的理想，是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是共识，要领导必须得有强大的领导能力，而执政能力的塑造、执政水平的提高依赖于“全面从严治党”这个强有力的渠道。历史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历来注重以改革的精神净化自我、完善自我，注重不断为党的肌体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因而“全面从严治党”的出现是执政党把握执政规律、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

三、从“哲学意蕴”维度解读“全面从严治党”中的“全面”

“全面从严治党”特殊就特殊在“全面”二字，这两个字包含了丰富的哲学意蕴，不仅是一种思想认识，也是一种思想方法。具体来看，“全面从严治党”中“全面”二字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的方法论要求，涉及“一切从实际出发”“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矛盾分析法”等。通过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来透视全面从严治党这个战略部署，有助于挖掘“全面从严治党”的内涵和要求，把握“全面从严治党”贯彻落实的具体路径。

“全面从严治党”中的“全面”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法论要求。“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面对新形势下“世情、国情、党情”的现状，中国共产党将“从严治党”调整为“全面从严治党”，这是中国共产党迎接挑战、战胜危险、克服困难的必然选择，是遵循执政党执政规律、党的建设规律的科学化选择。“全面”两个字加大了“从严治党”的强度和力度，增强了“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使“从严治党”的一切努力都集中到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的能力上来，力争做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使我党成功跳出“历史周期律”，实现长期执政。

“全面从严治党”中的“全面”体现了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观点。可具体理解为，第一，“全面”构建了从严治党的整体系统，整体系统中又包含若干小系统，这就要求既从“治党主体、治党内容、治党对象、治党要求、治党方式、治党周期、治党目标”等方面来完善从严治党的体系，加强党的整体建设，又要优化子系统中的各个要素，如扩大“治党主体、治党内容、治党对象、治党要求”覆盖的范围，补充“治党方式”的手段，认清“治党”的阶段性、长期性特征，明确治党目标的创新性、系统性、可预见性等。子系统各要素内部的优化，能够促进子系统整体功能的提升，而每一个功能提升的子系统的组合最终将提升“全面从严治党”这个系统工程的功能。第二，“全面从严治党”中的“全面”既贯穿过去，又延伸至未来，但重点着眼于当下。“治党”过程长期、复杂，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特殊性，这就要求我党既要继承经过历史检验的“治党”经验，又要具有发展创新的思维，把注重继承传统与改革创新结合起来，把总结自身经验与借鉴世界其他政党经验结合起来，适时调整战略部署，力争最大程度调动全党、全国、全社会的一切力量和智慧，提升党自身建设的凝聚力，确保从严治党决策贯彻落实到每一个领域、每一个环节，将从严治党成效惠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此外，在系统把握“全面”的基础上，还应将“全面”与“从严”“科学”“治党”这几个环节有机结合起来，使“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真正发挥决策效力。

“全面从严治党”中的“全面”还体现了矛盾分析法，即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善于在众多矛盾中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抓关键、找重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根本保证。关键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全方位扎紧制度笼子，更多用制度治党、管权、治吏。“治国之要，首在用人。”“管党治党”，关键在抓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管党治党”的一个重要思想，也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鲜明特征和重要经验，体现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的哲学原理，既强调全面看问题，又要抓重点。也就是说，“全面从严治党”，要抓好“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组成人员”这个关键少数，牵住“牛鼻子”，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同时也要抓好各阶层、各部门、各单位党员的党性修养以及最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仰。

四、从“价值取向”维度解读“全面从严治党”中的“全面”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人民所承诺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一庄严承诺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关心，把人民作为一切战略决策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决心。“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最终都是为了人民，人民对政党支持和拥护的程度，决定了政党执政时间的长短。

面对人民的信任和重托，我党时刻保证政治清醒，意识到“打铁还需自身硬”的真理，十八大以来大刀阔斧开启新一轮“治党”征途：行动上从“抓作风”到“反腐败”再到“净化党内生态”，坚决抵制不良风气，解决党员干部“亚健康”问题；路线上从“八项规定”到“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再到“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为党员干部“补钙壮骨”；制度上从“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到“选人用人体制”改革再到“监督体制”改革及一系列相关领域制度改革，健全党组织制度体系；责任上，引导全党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着力落实管党治党的责任；纪律上，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着力推动全党牢记“五个必须”、防止“七个有之”，严抓党的政治纪律和规矩。通过一系列打铁训练，锤炼了党性修养，党内政治生活呈现出新气象，重振了人民对党的信心和期待，起到了“凝聚民心”的作用。

“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深刻诠释了我党的政治属性，共产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党派利益，也不允许党内出现既得利益集团，它的利益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全面从严治党”在加强党建的基础上，赢得了民心，加强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但“全面从严治党”并非一朝一夕之决策，作为一个“永远在路上”的政治决策，其实现既需要依靠“关键少数”的党员干部，又要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展现人民群众的向心力、凝聚力攻克“治党”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一代又一代的领导集体始终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才使得中国梦的实现具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磅礴的力量之源。

五、从“理论创新”维度解读“全面从严治党”中的“全面”

“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理论的最新成果，其创新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丰富和发展了“从严治党”理论，二是开创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治党模式。具体分析如下。

（一）丰富和发展了“从严治党”理论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从严治党”史，“从严治党”思想渗透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改革的发展历程中。“从严治党”思想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建党的论述中，认为“治党”的重点在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保证思想的先进性；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强调提高党员自身要求和党纪的重要性；毛泽东同志的“治党”思想主要体现在“严格党员要求、严明党纪、严肃党风、严抓腐败、严宽相济”五个方面；邓小平同志的“治党”思想主要体现在“整顿党风”、提升“从严治党”政治地位两个方面；江泽民同志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党”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如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和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等；胡锦涛同志提出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思想，坚持不懈地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思想。

习近平同志在继承“从严治党”思想路线的基础上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他认为，“全面从严治党”，党的领导是核心，“全面”是基础，“严”是关键，“治”是要害，其中“全面”，就是管全党、治全党；“严”就是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治”就是指标本兼治。“全面从严治党”的提出一方面补充和完善了“从严治党”思想体系，“从严治党”的理念从动员式向常规化转变；另一方面科学的理论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形成了共识，凝聚了中国力量，推动党建工作从虚到实逐步转变，折射了党建理论的创新突破。

（二）开创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治党模式

“思想建党”是中国共产党一直秉持的“治党”方式。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从刚成立时一个50余人的小党发展成为拥有8000多万党员的大党，能从领导工农人民的党发展成为国家执政党，能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阶段取得伟大胜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党对思想建设的重视。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思想建党内容有其特殊性，但共性是不变的，主要体现在，一是保持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信仰旗帜坚定了人民群众奋斗的目标和方向，锤炼了党员的赤胆忠心和豪情壮志。二是以理想信念凝聚党心。“革命理想高于天”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魂，正是有了对理想信念的坚定，才诞生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西柏坡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等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面对“世情、国情、党情”对“思想建党”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不仅要靠理论教育建党、党内生活炼党，还要靠“制度建党”。

“制度建党”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摸索的“治党”方式。“制度建党”是伴随“思想建党”而生的。从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提出的规章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制定的党内生活法规，再到1956年八大对党内各项制度的探索，“制度建党”逐渐形成。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严治党”思想在制度上经历了从“思想、作风、组织”三个方面建设到“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四个方面建设，再到“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反腐倡廉”五个方面建设的一体化，从严治党的内涵、外延不断拓展。2016年，“制度治党”走向成熟，党内法规制度相继出台、党内监督制度不断完善，“制度治党”在制定和执行方面都有了新突破。

“全面从严治党”开创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治党模式，二者一柔一刚，刚柔并济。“思想建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保证，“制度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有力支撑，二者相辅相成，只有同向发力，才能发挥合力的最大效能。

“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根据时代要求、实践要求做出的战略部署，是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党建规律、执政规律、人心向背规律的科学体现，科学的理论蕴藏着伟大的智慧。“全面”二字的添加，宣告了一种全方位、新高度的治党理念，通过从“内涵界定”“时代要求”“哲学意蕴”“价值取向”“理论构建”几个维度来解读“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与实践，有助于我们清晰把握“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内涵，洞悉其所承担的理论意义、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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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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