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大众化的科学理念与大众文化的定位

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是中国当代社会历史演进与文化变革的必然产物。审美与商业兼容的二重属性是大众文化的基本定位，这使得它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必须体现出作为文化艺术应有的艺术表现力与审美感染力等精神价值。我们所面对的大众文化现象，在影视、流行歌曲、相声小品等诸多艺术门类中，的确满身烙刻着平面的、类型的与娱乐的文化印记，而虚幻的网络文艺空间与产业化的影视制作以及面对市场的共同性策划，也特别容易在消解传统文艺创作主体本真性与精神个性的同时，也同样在抹杀文艺欣赏主体的审美心性与品味境界，使艺术与欣赏之间的落差渐渐趋平。符合多数人的欣赏趣味，适应文化市场的利益法则，似乎成为大众文化的永恒驱动。于是如何看待大众文化现象，真正成为当代文艺实践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在笔者看来，大众文化的出现，毕竟是在摆脱了长期的封闭而单一的历史运行模式后，中国社会变革与文化重构的一种必然的文化现实。它虽然饱受学界诟病与批判，却又得到无数文化消费者的青睐与热捧，社会大众前所未有地感受到艺术的世界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竟然如此接近；他们同样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参与到大众文化的建构之中。大众文化似乎真的成为大众的文化。这些表征的相悖恰恰昭示了这种文化现象由于趋时、多质、实效而构成的社会文化效应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因此我们或者以西方大众文化批判的逻辑，或者以本土精英文化的立场，或者以政治—启蒙—商业这种简单的价值框架，抑或都不能判断与趋指大众文化的属性与未来。但是，既然认同大众文化已经占据文化市场并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拥有文化的支配性，那么我们在对所谓高雅文化、严肃文化与经典文化仍然保持热情与眷恋的同时，对大众文化现象更多一份冷静而客观的理论关注，特别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大众化的价值取向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做一番历史与审美的考察，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因为当代中国文化艺术发展所面临的最突出的矛盾，依然是如何全方位、多层面地满足当代人民大众日益增长与日益丰富的文化艺术的需求。而如何建构一个包括大众文化在内的多元文艺需要结构，使经典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经过转换、改造与提升，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并以此引领人民大众的精神追求与审美理想，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科学推进所必须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

一 “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理念

衡量一种文化形态的历史合理性与社会进步性如何，要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来加以评判，并且这种衡量与评判，既有社会历史的，也有道德伦理的，既有审美形式的，也有价值功能的。任何一种单一而偏狭的社会批判或道德指责，都会偏离甚至颠倒评判对象的本来面目。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素来以人民大众的利益作为前提来衡量一种文化形态或者一种文艺现象的历史价值与审美价值。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来考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倡导的文艺大众化观念及其实践与大众文化形态交流对话与融合共生的可能性。

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标志性成果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其核心是“大众文艺观”，并明确把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作为中国新文化努力的方向。而在这里指出的“大众”，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则有着明确的界定：“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5—856页。新时期以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仍然坚持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邓小平同志强调“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9—210页。。习近平同志也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导向。毛泽东的《讲话》到今天，已历时70余年。随着历史的变迁，“人民大众”的范畴必然增加了新的内涵，但其内在的精神联系、思维延续与价值指向并没有发生质变与中断，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文艺的来源对象、表现对象与服务对象，并没有因为市场经济、大众媒介的兴起，而发生根本的移位与裂变。

胡乔木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指出：“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代，党中央提出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为人民服务，绝不可以跟为工农兵服务对立起来。虽然工农兵不能代替全体人民，但是他们究竟是人民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也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胡乔木：《胡乔木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91—492页。而大众文化中的“大众”也并没有因为当代社会政治性与阶级性的淡化，因为消费元素的介入，而变成西方学者笔下的“算计的对象，是机器的附属物”，或者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单质的群体”。不提阶级斗争为纲，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这是当代中国政治进步与文化变革的重要标志。正是因为科学地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科学发展战略，才有改革开放；正是因为科学确立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发展的根本方向，才有文艺繁荣的今天。对于文化消费性元素对“大众”范畴本来属性的消解与否定这种观点，笔者也认为这是非历史性与非民族化的简单而静态的逻辑。随着当代中国经济体制与文化体制的发展，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并重共进，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来催生与活化文化艺术走向繁荣，也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这种历史趋势必然使传统文化创作与消费之间相分离的状态成为过去，会使文化产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具有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的二重属性。同样当代的文化消费使大众获取启蒙、审美与娱乐等精神价值，必须通过货币购置的形式来实现。这种文化消费的商业经营性特点，也并没有改变文学消费对象的结构特征，依然是中国社会中，虽然历经时代风云变幻但仍相对稳定生成发展的“最广大的人民大众”。不过由于历史场域的变迁，人民大众的结构组成，已不可能是毛泽东同志《讲话》中“四种人”所能概括。对“人民大众”范畴的界定无疑要与当代信息化、知识化、高科技化以及中国特定国情相联系。问题还在于如何真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这不是一蹴而就的。这因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所以能够为人民大众所接受，真正成为人民大众自己的文化，必须具备必要的文化特征。

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重要价值取向是人民性。马克思说过：“人民历来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90页。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使用过大众文化的概念，但他们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对于一定民族文化的商业性走向与世界性趋势的精辟分析，为我们认识作为世界文化现代性生成标记的大众文化的二重性，有着深刻的启迪。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页。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最早提出了现代生产世界性与经济全球化的思想。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所带来的世界性市场，不仅为物质生产打破自给自足、闭关自守的保守状态提供了可能，也为各民族的精神产品互相交往开辟了航道。当然，马克思、恩格斯清醒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世界性与全球化的扩张性与征服性本质，即以资本与市场的力量来实现资本主义的经济霸权与文化霸权。“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257页。。现代资本主义所推行的“经济—文化”这种扩张运行模式，也必将刺激文化产品的最大利益化，至此文化生产成为一种商品生产，文化接受成为一种文化消费。消费者的欲望、大众的快感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商品逻辑与市场法则不谋而合。这里鲜明表现出马克思、恩格斯对现代资本主义将文化生产转化为商品生产，继而滋生霸权文化逻辑的批判。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在批判的基础上肯定了文化生产的商业化与世界化的历史合理性与历史进步性：“一切宗法制的东西都消失了，因为只有商业即买卖才是唯一的联系……旧社会的一切关系一般脱去了神圣的外衣，因为它们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同样，所谓最高尚的劳动——脑力劳动、艺术劳动都变成了交易的对象，并因此失去从前的荣誉。全体牧师、医生、律师等，从而宗教、法学等，都只是根据他们的商业价值来估价了，这是多么巨大的进步啊。”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659—660页。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拜物教的经典分析与深刻批判，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中得以延伸与拓展。

二 中国大众文化的性质检视

中国学界对大众文化的理论反应大致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可能与此时中国大众文化开始兴起并逐渐形成潮流有关。应该承认，中国学界严重缺乏关于大众文化的原创理论，所以对中国大众文化现象的判断与褒贬，主要凭借西方现当代的文化学说，或者是法兰克福的批判理论，或者是伯明翰学派的符号学逻辑，或者是后现代主义文化中大众社会与消费主义的主张。这种借鉴当然是必须的也是有意义的，但误读与错位也是在所难免。因此，笔者认为，以马克思主义文艺大众化的观念检视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性质与趋势，应该不失为是一种科学的选择。

首先，检视中国大众文化的性质，要看其是否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社会文化变革。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所以异军突起，正得力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背景下的文化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态的初步形成，市民群体结构与市民商品意识的日趋完善，高科技催生的新的文化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以及现代大众传媒对文化艺术策划、制作与传播的深刻影响力等，为中国大众文化思潮的形成，奠定了社会历史必然性的基础。改革开放的大潮一方面标志着中国社会的整体进步有了无限的可能性，一方面又为每一位社会成员的物质利益、政治利益与文化利益的完善，带来了社会心理的良好预期。大众文化正是以一种新的时代精神的面目问世的。我们不会忘记，新时期伊始，卸下历史包袱的中国人，正是在大众文化的轻松乐调下轻装上阵，走向新的生活。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伴随着市场经济而出现的多元性、流行性与大众性的文艺形态，前所未有地改变了传统文艺至尊高贵的姿态，真正走进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

大众文化对文艺娱乐消遣休闲功能的自觉强调，同时有着深厚的现实支持与大众心理依据。高科技时代与信息社会，在为大众提供现代生活方式与物质文明的同时，也为大众带来了高频率、快节奏的生活氛围。这种由于社会转型而带来的新的生活节奏、生活秩序与生活格局，又往往充满着不确定性与未知因素，对新生活的被动适应与盲目捕捉所必然导致的心理压力、情感迷乱与精神焦虑，是社会转型期大众除旧布新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唯此，通过文艺欣赏来调整身心状态，可能成为大众对文艺作品的最直接的需求。大众文化也正是在这里找到了与大众息息相通的连接点。这种日益与普通大众日常生活打成一片的文化艺术，由于切合了新时期大多数人的精神与情感需求，也由于逐步赢得正在走向开放与成熟的文化市场，而呈现出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生命活力。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化艺术发展进程中，大众文化事实上已经和传统的经典文化与当代的精英文化等文化形态一起，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化艺术多元发展的整体，同时催生了我国在新的历史阶段文化观念和文化政策的系列变革。

第二，检视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要看其是否符合与体现人民大众的生活经验与审美需求。艺术创造的深刻基础，正在于不同时代与不同历史阶段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作家艺术家只有把自己的审美理想与人民大众的审美需求紧密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获取艺术创造的灵感与智慧，才能获取人生价值追求与艺术审美探索的完美统一。所以，面向人民大众的生活实践与精神世界，仍然是包括大众文化在内的当代文化艺术的基本品格。在美学史上，最早提出人民性概念的是别林斯基，他将其阐释为“对某一国家某一民族的风格、习惯和气质的忠实描绘”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第68页。。杜勃罗留波夫丰富与发展了这一思想，指出：“要真正成为人民的诗人，还需要更多的东西：必须渗透着人民的精神，体验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站在同一水平，丢弃阶级的一切偏见，丢弃脱离实际的学识等，感受人民所拥有的一切质朴的感情。”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2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第184页。一切进步的文艺作品，不论什么时代，不论什么形式与风格，却都是渗透人民的精神，表现人民的情感，而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从而获得社会的认同和历史的价值。那种疏离人民精神世界的创作倾向，其结果必然导致作品失去应有的精神向度和思想力量，也必然带来文本叙事或艺术表现真实性与生动性的丧失。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思想理念、思维模式、表现形式与运作程序等，与计划经济时代相比，虽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具有了商品化、市场化与娱乐化的文化属性，但它依然能够得到社会大众的较为普遍的认同，除了得力于现代科技元素的介入与现代媒体平台的支撑等体现了时代进步的客观条件外，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这种文艺现象从一开始就立足于面向、贴近与服务大众的价值取向、审美趣味。中央电视台已延续30余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张艺谋、冯小刚等的贺岁影片，经典文学作品的“图像移置”，还有日趋走向产业化与规模化的动漫艺术等，虽然在文艺商品化的蜕变中还不尽成熟，还会当然的褒贬不一、众口难调，特别是商品化准则对某些作品审美属性的侵蚀与消解也令人担忧。但这些时尚而多样的大众文化形式，却都因为传递了一个新的时代人民大众的喜怒哀乐的情感诉求与喜闻乐见的旨趣爱好，而在当代文化艺术发展中保留着重要地位。

第三，检视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只有看其能否在商业化、产业化运行准则与文化自身应有的人文内涵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因此，张扬人文精神应该成为大众文化形态自我建构的基本追求。由于商品利益的竞争与市场法则的制约，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生产与传播，无疑面临着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重困扰。特别是在文化产业化的发展格局已经尘埃落定的今天，大众文化产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既要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为经济、社会与文化事业创造商品价值与资本积累，又要自觉为大众提供精神食粮、弘扬与彰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人民大众的思想航向。从大众文化的文化属性上来说的确是勉为其难。在具体的文化实践中，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适度均衡关系，也往往显得脆弱、偏斜甚至是虚幻。消费主义与拜金主义的价值理念，在冲击与动摇着文化事业属性的同时，对文化产业的侵蚀与直接干预，也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大众文化所以在艺术殿堂出入处徘徊不定；诸多学者所以将其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在西方国家的大众文化现象相提并论，或者忧心忡忡，或者不屑一顾，可能都与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形态自身的某些先天不足与外部的困窘生态有关。从文化自觉的高度着眼，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在基本认同大众文化的历史合理性与“大众化”趋向；基本认同其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形态建构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基本认同必须克服与矫正其先天具有的消费主义文化偏向后，如何在理论与实践中甄别匡正、扬清去浊，努力协调大众文化在审美与利益上的双重追求。一条最根本的导向途径，那就是坚持弘扬文化艺术实践中的人文精神，文化自觉必须建立在人文精神自觉的基础之上。新时期以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与文艺实践的推进。“文学是人学”等以人为本的文艺观逐渐得到正名。文艺创作作为一种人文精神追求所必然担当的人性追问、道德诉求与终极关怀，已成为新时期以来文艺实践的重要的价值内涵。我们看到，包括大众文化形态在内的诸多文艺作品，始终贯穿着这样一条鲜明的主线，那就是人对自身生存方式与生存意义的不断自觉，对人生境遇意识的不断成熟与超越。努力表现社会历史转型时期人的价值与道德体系重建的艰难与困惑；努力表现人民大众对于人类社会正面精神价值的呼唤与追求，已经成为当代众多文艺作品所要表现的母题。赵凯：《马列文论人文精神的复归》，《光明日报》，2009年10月9日。这些有着深刻的意义追求与道德叩问的作品，其中很多是以平白通俗的形式也即“大众文化”的形态表现出来的。譬如电视连续剧《渴望》《大宅门》《亮剑》，歌唱表演《常回家看看》以及赵本山的春晚小品等，所以受到不同社会地位与不同文化层次的受众的欢迎，除了作品本身形式上的平易近人等因素外，可能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于这些作品自觉地将主流意识形态与政治话语，置换为活生生的历史场面与生活细节。以富有亲和力与感染力的艺术叙事来演绎人性的光泽与道德的温暖，从而抚慰与照亮了大众的心灵世界，并由此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正是由于人文精神的坚守，方能协调好平衡好审美与功利、娱乐与引导等文艺诸多功能之间的关系，才使新时期众多以大众文化面目出现的文艺作品，在赢得文化市场价值的同时，也自然而然在大众文化的逻辑层面获得了潜移默化的陶冶大众情志的精神价值。

当然，我们不能低估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对中国文艺大众化方向以及大众文化形态的挑战与影响。西方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总结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文化逻辑是以大众化和商品化为特征的：“总之，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消费品。”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48页。这种商品化与大众化的趋势已经冲破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传统壁垒：“这就是，在它们当中，取消高级文化和所谓大众文化或商业文化之间先前的（基本上是高度现代主义的）界限，形成了一些新型的文本，并将那种真正文化工业的形式、范畴和内容注入这些文本……”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54页。在杰姆逊看来，商业文化或大众文化正是后现代社会的文化模式。这种挑战与影响，实际上几乎是与大众文化形态的生成与发展形影相随的，只不过只是在文艺产业化逐步形成规模后而愈演愈烈。大众文化形态一方面为满足当代人民大众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需求提供了可能性，其大众化、通俗化指向值得肯定。而另一方面其市场逐利的商品属性又往往容易与文艺的消费主义、娱乐主义等倾向不谋而合。消解思想启蒙意义，单纯追逐产业商品效益，功利地迎合市场趣味，还有平面复制、广告植入、“夸示性”消费等，已使文艺的人性守护与人文关怀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处在商品竞争旋涡的大众文化形态尤为容易产生人文精神失却、价值指向迷乱与艺术本性背离的倾向。当文化艺术被动适应市场法则，主动迎合娱乐消费的非精神与非审美的受众趣味时，我们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大众化方向及其实践，也就难免会发生扭曲与偏离，这样大众文化形态就完全可能脱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的轨道，甚至完全可能沦为阿多诺笔下的文化工业，并走上背离人民大众精神需求与文化利益的不归路。

对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不能失语。一方面要强化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在大众文化发展中的引导作用，坚持发挥文艺解放人的心灵自由、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审美功能。一切能够真正适应并服务于大众的文化形态必然以体现人类的自由进步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己任。要引导和帮助艺术生产主体与大众接受群体、树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神旗帜，要从欲望化与享乐化的诱惑中突围，努力寻求与彰显新的时代现实人生的诗情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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