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艺经济学经典解读

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剩余价值学说为基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三大组成部分，这三大领域并不是孤立的，特别是在方法论意义上，三者之间互相联系。因此，我们很难把文艺问题看作是单纯哲学认识论的问题；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等也都在方法论上促成了文艺本体和价值的多重指向，这恰恰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张力。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入手来考察文艺现象，他们的文艺理论思想立足于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之上，看到了文艺和经济基础内在的深刻关联。无论是艺术在本体论意义上与劳动实践的关系，还是文学批评层次上的社会历史标准，都把政治经济学方法贯穿其中。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精髓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经济思想，它既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又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一 物质生产制约艺术生产

艺术生产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经济思想的逻辑起点。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深入考察并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过程中，系统地提出了艺术生产理论。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马克思就曾指出了艺术与宗教、国家、法、道德、科学等，都要受生产规律的支配，具有一般生产属性；同时他也看到了艺术作为与人口生产和物质生产不同的精神生产的特殊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文献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论述了精神生产的特征及其与物质生产的关系；而写于1857—1858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在论述物质生产发展同艺术生产发展的不平衡关系时首次提出了艺术生产的概念，并在后来的经济学巨著《资本论》里，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角度探讨了艺术生产的命运问题。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经济学著作中不仅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而且还精辟地论证了经济基础与文学艺术的关系，揭示出文学艺术的一般社会本质，丰富、深化了艺术生产理论。如此看来，“艺术生产”既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的一个经济学术语，又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一个文学概念。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从生产的角度研究艺术、从经济生活的过程中寻找艺术的本质，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综合马克思主义原典的相关论述，我们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加以论析：物质生产对艺术生产的制约（甚至决定性作用），进一步，经济作为文学艺术的存在基础，它对文学艺术的影响并不是直接的，而是一种间接的潜在制约，甚至会出现二者的不平衡现象。此外，从经济活动的整体机制出发，艺术生产必然伴随着艺术消费的环节，作为艺术生产论的衍生品，艺术消费问题的提出在文艺理论发展中逐步成为更具生长力和实践性的研究领域。

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不仅仅是指作为结果形式的物质积累和经济基础对社会存在起决定性作用，还表现为物质生产和经济生活的运行方式对其他领域的制约性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页。文学艺术等精神生产的表现和水平归根到底受一定时代的物质生产方式的支配与制约：“只要知道一文化民族用什么金属——金、铜、银或铁——制造自己的武器、工具或装饰品，就可以事先确定该民族的，文明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9页。在人类文明的早期，这种对应性关系既已存在，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因此，“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页。。也就是说类似神话、史诗这种重要的艺术形式，只是在物质生产的不发达阶段才可能有的，是人们对大自然不能充分认识的结果。随着人们物质生产向前发展，认识和改造大自然的能力进一步提高，神话、史诗也必然会消失。当然，物质生产不发达的古希腊肯定也产生不了莎士比亚的戏剧、巴尔扎克的小说和卓别林的电影。与现代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文学艺术必然和古希腊、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文学艺术有所不同，所以我们要坚持从一定的历史形式出发来考察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之间的关系。

一定历史阶段的物质生产方式和水平必然会制约文学艺术的发展，但是马克思把文学艺术理解为一种“生产”，并没有否定文学艺术的诗意特质与自由精神，认为艺术生产本身有其自身的特殊的发展规律。这其中审美性是艺术的本质属性，在艺术生产过程中具有决定意义。马克思认为从事艺术生产的生产者要具有特殊的感觉，要生产绘画，你就必须有能辨别形式美的眼睛；要生产音乐，你就必须有能辨别旋律美的耳朵。从艺术生产的角度来看，任何艺术作品都必须具有以下两个条件：1．它必须是人类生产出来的产品；2．它必须具有审美价值，即审美性。任何艺术作品都必然是人所创造的，凝聚着人类劳动和智慧的结晶。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注意，并不是人类一切劳动和智慧的创造物都可以称为艺术品。只有那些能够给人以精神上的愉悦，也就是具有审美价值或审美性的人类创造物，才能称之艺术品。正因为这样，我们听一首乐曲，看一幅绘画都会感觉到一种精神上的愉悦快感，获得一种审美享受。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阐明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33页。恩格斯认为以上这个原理对于一切历史科学都是一个有革命意义的发现——凡是不属于自然科学的都被他归属为历史科学——文学作为历史科学自然不能例外，也应以科学的唯物史观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

文学艺术属于意识形态领域，它的发展必然受到一定的经济关系的制约，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从较长的时间和较大的范围来看，经济高涨的时代也会带来艺术的繁荣。恩格斯认为，18世纪，在法国和德国，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普遍的学术繁荣一样，也是经济高涨的结果。18、19世纪，科学和生产力取得突破性发展，随着蒸汽机的问世，英国工业革命兴起，法国稍后也开始使用机器生产，致使英法率先从农业经济时代向工业经济时代变迁，科学运用于生产实践后扩大了国际贸易，工农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社会经济蓬勃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英法两国的文学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当时的英国小说家有狄更斯、萨克雷、哈代、勃朗特姐妹，等等；而法国文坛则更是星光熠熠，司汤达、雨果、巴尔扎克、波德莱尔、福楼拜、左拉、大小仲马父子等都在世界上享有盛名。这些作家中，无论是浪漫派的还是现实派的，都把新的经济基础上所出现的各种生活方式、情感方式惟妙惟肖地表现在了他们的作品里。这些英法作家们的作品都深刻地打上了工业大革命的烙印，无一不是经济发展的产物。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才会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信中赞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们从《人间喜剧》中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不仅是西方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也有例证。两汉王朝总共四百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昌盛的时期之一，特别是西汉经济发达、国力强盛、社会进步，文学艺术也同样出现蓬勃发展的局面，无论是文学作品的数量还是艺术水平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是汉赋铺张扬厉的文风和激扬高昂的格调，正是汉代经济发达、国家强盛的写照。唐代文学的发展更与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唐朝建立以后，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经济也从之前的大破坏中恢复过来并迅速得到了发展，经济繁荣、国力强大为唐代文学艺术的发展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因此唐代文学相当繁荣，诗、词、文、小说全面发展，文学家众多，大师辈出。唐开元、天宝年间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诗人：山水田园诗人王维、孟浩然把大自然的美表现得如此令人心驰神往；边塞诗人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把大漠边塞描绘得如此宏伟壮丽；特别是天马行空、豪放飘逸的诗仙李白，深沉忧思、悲壮慷慨的诗圣杜甫，创造出了各种诗歌之美，形成历史上负有盛名的盛唐气象。不仅是唐诗，宋词的兴盛也与经济发展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宋初百余年间，国内安定、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尤其是手工业和商业非常兴盛、海外贸易发达、都市生活繁华，这样就为以娱乐为目的的文艺形式如词、杂剧、诸宫调等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特别是词后来发展为宋代最著名的文学样式，成为宋代文学的象征，并与唐诗一起被认为是中国文学艺术皇冠上最耀眼的两颗明珠。

虽然经济关系是文学艺术发展的基础，但是其中经济起作用的方式是间接的，是需要中介的。恩格斯在给梅林的信中，明确提出“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为中介”的观点。普列汉诺夫根据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入研究，创造性地阐发了社会结构五层次理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经济基础与文学艺术之间的中介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书中，普列汉诺夫说：“如果我们想简短地说明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现在很有名的‘基础’对同样有名的‘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见解，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下面一些东西：1．生产力的状况；2．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3．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4．一部分由经济直接所决定的，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的人的心理；5．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第195页。普列汉诺夫对“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式”进行了更为具体的分析，其中“社会心理”作为一个新的理论术语被专门提出来了，他把“社会心理”看作是文学艺术与经济基础之间的中介因素，他说：“应当记住，绝不是‘上层建筑’的一切部分都是直接从经济基础中成长起来的；艺术同经济基础只是间接地发生关系的。因此，在讨论艺术时必须考虑到中间的环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第322页。普列汉诺夫认为，文学艺术作为社会意识形式之一，处在社会结构的最高层，它和经济基础相距甚远，在它之下，还有社会心理、政治制度等，最后才是经济基础。文学艺术并不是对经济状况的直接反映，它所直接反映的是在一定经济关系之下的人们的心理。社会心理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可以是习惯、道德、感觉、观点、理想，等等。正是由于艺术与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社会心理这个中介，又由于人们的社会心理，如习惯、感觉、观点、理想等不尽相同，所以艺术对经济基础的反映才可能是千差万别、丰富多彩的。如果缺少了这个中间因素，很可能会产生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普列汉诺夫举例道，对于17世纪乃至18世纪的法国画家来说，风景并没有独立的意义。但到了19世纪，人们的观念有了重要的改变，年轻画家们开始对自然风景非常感兴趣，于是创作了很多著名的风景画，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因为法国的社会关系改变了，而法国人的心理也跟着它们一起改变了。由此可见，在社会发展的各个不同时代，人从自然界获得不同的印象，因为他是用不同的观点来观察自然界的”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曹葆华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33页。。

除了普列汉诺夫以外，列宁也十分重视艺术与社会心理的关系。他在《列·尼·托尔斯泰》这篇文章里称赞“托尔斯泰不仅创造了群众在推翻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并为自己建立人的生活条件后将永远珍视和阅读的艺术作品，而且能够用非凡的力量表达被现存制度所压迫的广大群众的情绪，描绘他们的境况，表现他们自发的反抗和愤怒的情感”列宁：《列宁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9—20页。。由此可见，列宁也是要求艺术表现群众的情绪和情感的，而不是直接去描绘社会现实和经济状况。除了社会心理，文学艺术与经济基础之间的中介也有可能是政治或宗教等。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小说中反映农村现实生活题材的作品越来越多，例如马烽的《一架弹花机》、赵树理的《三里湾》、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等，侧重表现了农村合作化对农村生活的巨大影响，留下了那个时代政治上的深刻印痕。表面上看起来，这些小说的出现都是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但是实际上，这些小说更多的是反映新的生产关系之上的农村景观和农民的精神世界，正是土地改革之后农村经济生活所产生的巨大变化才为农村现实生活题材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

生产与消费本是经济学研究的关联范畴，有生产必有消费。这一逻辑也适用于文学艺术的研究，这正是因为文艺活动存在于创作者创作到作品文本再到读者接受这三个动态过程中。尽管艺术生产与艺术消费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但是它与一般的商品生产与消费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关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做了辩证的论述：“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页。马克思的论述虽然主要是指物质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但也同样适用于艺术生产与消费。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艺术生产与艺术消费之间具有“直接的同一性”。

首先，艺术消费是艺术生产的根本目的。艺术生产并非以艺术家创造出一个艺术作品作为终结，它只有在艺术消费中才最终完成，艺术产品也只有通过艺术消费才成为现实的艺术产品。艺术消费也绝不是消极、被动的，艺术消费会不断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从而为艺术生产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动力。所以，如果没有艺术消费，艺术生产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很多艺术工作者会忽视艺术消费的重要性，他们喜欢躲在艺术的象牙塔里去创造一些高深莫测、晦涩难懂的艺术，置广大人民群众的艺术消费需求于不顾，只沉湎于艺术创作的自我陶醉中。如果一味强调艺术消费也会走向另一个极端，那就是部分艺术工作者为了某些利益，创作出迎合少数群众落后、低级、庸俗的趣味和需求的作品，怎么畅销怎么创作，怎么赚钱怎么创作，完全忽视了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和道义。那么这种情况该如何解决？这就不能不提到艺术生产的重要作用了，正如马克思所说：“就一个主体来说，生产和消费表现为一个行为的两个要素，这里要强调的主要之点是：无论我们把生产和消费看作一个主体的活动或者许多个人的活动，它们总是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页。艺术生产是艺术活动中居于支配、决定地位的因素，它为艺术消费提供材料、对象即艺术作品，没有艺术作品，艺术消费就无从进行。更重要的是，艺术生产还规定着艺术消费的性质和方向。所以作为艺术工作者，应当具有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用自己生产出来的积极、健康的文艺作品去满足、引导、提高、丰富观众的审美需求。

二 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发展的“不平衡”

按照马克思的唯物论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水平与文学艺术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因为以经济生产因素主导的社会总体发展是文学发展变革的土壤。而在文学艺术史上一些关键性的变革，如中国明清小说的繁盛，正是在中国封建经济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生产萌芽的背景下出现的；外国文艺史上出现的文艺复兴运动等，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可以说，“文学发展史上所经历的一系列重大变革，与人类历史上社会经济基础的变革是不可能分离的”傅腾霄、赵凯等：《马列文论引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00—101页。。当然，文艺现象的革新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甚至会出现文艺发展与经济水平的反差现象。这一重要的文艺与社会经济关系的现象被马克思发现并总结为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发展的不平衡关系。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首先指出了物质生产的发展同艺术发展的这一不平衡关系。他进一步论述到：“它（艺术）的一定的繁盛时期绝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绝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28页。马克思在《导言》中曾以希腊人或莎士比亚同现代人相比，认为古希腊艺术是“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的艺术，但其艺术水平和繁荣局面却令后世难以企及。从生产力的状况来看，这个时期的历史特征是原始公社解体，奴隶社会上升，按其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虽比原始社会有了较大的发展，但还是处在不发达阶段。这一生产水平显然与古希腊艺术的繁盛是不平衡的。很有意思的是，恩格斯在其早年写就的《德国状况》一文中，曾这样描绘18世纪末破败的德国状况：“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因为这个民族连清除已经死亡了的制度的腐烂尸骸的力量都没有。”这是一个连思想家都感到绝望的时代，只有在德国的文学中“才能看出美好的未来。这个时代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是可耻的，但是在德国文学方面却是伟大的”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34页。。歌德、席勒等优秀的文学家正是在那样的社会经济语境中创造了德国文学的繁荣局面。

结合具体的文艺现象，马克思具体分析了这一平衡关系的两种表现。一方面，呈现为不同艺术门类的不平衡现象，即马克思所说的“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部的不同艺术种类的”发展的不平衡。马克思认为，“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态创造出来；因此，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页。。实际上，马克思从一个独特的视角窥见了文艺发展的重要规律，即艺术门类或者文学文体形态的发展变化并不仅仅是文学内部因素在起作用，而是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意味，是在与社会经济的张力关系中产生的。另一方面，作为整体的艺术领域同一般社会发展关系是不平衡的。相较于第一个微观的层面，马克思在此强调的是宏观意义的文艺与社会经济的关系，这一点可以给予我们更多的启示。长期以来，中国文学研究更多是以朝代的更迭和社会形态的变化为纲区别文学的不同形态，而少有高于某一特定社会经济形式来考察文艺发展规律者，正在于没有像马克思那样站在整个社会历史的高度来发现文艺规律的研究者。

任何规律性的认识如果陷入绝对化的“泥淖”，也就有滑向独断论的危险。在对“不平衡关系”这一规律性的认识上，马克思在其后的《资本论》中给予了方法论的思考：“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成产的相互作用。从而也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见解。”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46页。

在对他的“不平衡关系”命题进一步阐述时，马克思充分注意到文艺现象的特殊性，在想象力与审美性的二元结构中，马克思以古希腊神话艺术为例探究产生不平衡现象的深层原因。在他看来，古希腊艺术的辉煌恰恰是由于古希腊生产水平低下。神话故事产生于人类的早期阶段，人们还没有足够的科学知识用以认知这个变幻多端的世界，很多自然现象无法解释，所以只能用想象来解释大自然，也用自己的方法来表现对外界征服的渴望。所以，在古希腊神话中，力量成为诸多神话和艺术表现的抽象主题。正如马克思所总结的“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页。。

可见，虽然古希腊神话和艺术在其繁荣呈现上与低级的经济生产方式是不相称的，但是，就其深层关系而言，古希腊艺术状况“同这种艺术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这种艺术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同这种艺术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30页。。马克思的这一分析非常辩证，也充分解答了文艺与经济关系的复杂性。

我们认为，文艺与社会发展的这种不平衡，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在唯物论原理上的具体表现。虽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上层建筑的存在本身即是对经济基础的反映，而这种反映是能动的，是有快慢之分的；并且，相对于政治、法律等意识形态，文学艺术对经济基础的反映又是间接的，因而是相对独立的。我们应该认识到：“艺术的一定繁盛时期同物质生产的一般发展不平衡，这正是文学艺术与经济基础一般适应这一文艺发展总规律的特殊表现。当然，在人类总的历史长河中，无论是艺术生产或者物质生产，都相应地向前发展了，所以这种不平衡是前进发展中的不平衡。”傅腾霄、赵凯等：《马列文论引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08页。

总之，马克思提出的“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发展的不平衡关系”问题，不仅廓清了文学艺术与社会经济的多元关系（而不是简单的决定-被决定关系），更体现了其对文学艺术自身规律的深刻认识与充分尊重。对这个问题的时代认知，可以纠正长期以来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偏见，使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对文艺的看法不仅仅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也没有仅仅看作是物质生产的附属品。正是如此，我们才有了讨论文艺与经济关系的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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