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学理论范畴的人文彰显——以悲剧观念的演变为例

在前文对西方文学理论甚至思想史资源进行整合辨析时，把重点放在人文价值取向的宏观概括，是一种理论特征的考量，作为建构中国话语形态的肌理骨架，仅仅做到这些显然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从西方文学理论的微观层面加以分析，打破流派思潮的窠臼，从范畴演变的视角挖掘人文思想资源，以求对当下文学批评实践做出有效应答。

在诸多文艺美学的范畴中，悲剧无疑是最具有讨论必要的话题。这是因为，关于悲剧范畴的讨论是贯穿整个西方文艺理论史的，并且始终是以揭示人的生存困境和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为主题，最大程度上彰显了西方思想传统的人文价值取向。更重要的，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中，一直把悲剧作为重要阵地，在批判地继承古希腊、德国古典美学的悲剧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具体的悲剧文本，提出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的悲剧性观念，集既往悲剧理论思想之大成。但是，与其他范畴一样，无论作为艺术形态，还是美学范畴，悲剧都是发展的。这就构成了我们还要在马克思之后继续讨论悲剧嬗变的必要性。

一 关于“悲剧死亡”论

在漫长的西方艺术史上，悲剧一直是高贵而成熟的艺术形态，也正是它的尊贵，关于“悲剧死亡”的论调一直以来被学界热烈讨论。现代社会的乱象丛生，自然会促使人们在价值观念上出现多元取向。这样一来，每天在我们身边发生的悲惨事件是更为鲜活的悲剧，牺牲、痛苦也不再必须升华为一种悲壮的审美体验。所谓的“悲剧死亡”，只不过是作为传统意义上的悲剧经验不再处于主流的位置，取而代之的是关注个体和日常的悲剧体验。可见，悲剧不是死亡了，而是变异了。比如夏志清曾经这样讨论过悲剧的话题：“张爱玲说她不愿意遵照古典的悲剧原则来写小说，因为人在兽欲和习俗双重压力之下，不可能再像古典悲剧人物那样的有持续的崇高情感或热情的尽量发挥。”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42—343页。

可见，悲剧死亡的论调更多的是对悲剧存在内部的一种变异性描述，这其中有一点是始终存在的，即悲剧意识。悲剧意识是审美经验层面的悲剧观念，它是连接悲剧理论和悲剧作品的纽带。

人类的悲剧意识，伴随着人类自身的发展与人类文明的进程，人类正是在对自身生命活动与实践活动的悲剧性的感受、体验与超越中走向未来的；而正是由于悲剧意识、悲剧精神与悲剧理念的奠基与光照，一部世界文学史为我们孕育出那么多的悲剧经典与艺术大师；从古典悲剧、近代悲剧到现代悲剧，尽管它们有着不同的精神内核与美学范畴，但都体现出不同历史阶段中人类对生命意识与实践精神的自我确证，体现出对悲剧性的崇高精神与自由价值的不尽追求。但是，在古典到现代乃至后现代的理论演进中，人类的悲剧意识、悲剧精神以及相应的一切关于世界人生与艺术审美的悲剧性阐释、悲剧性理念，都面临着颠覆与消解的挑战；同样既往的一切悲剧艺术形态也遭到了肢解。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与反省的。

当然，后现代主义话语不可能遮蔽人类的悲剧意识。只要人类生命活动与实践行为中的悲剧性矛盾与冲突不会消失，以哀怨、忧患与进取为特征的人类的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就不会消失。当代社会生活中由商品化原则和技术理性主义扩张而导致的人的精神困惑与情感痛苦，凸现了当代人类的悲剧性因素在向精神领域倾斜。而悲剧艺术从宏大叙事向民间叙事的转向，悲剧叙事中喜剧因素的介入等演变，只能说明当代悲剧表现的多向选择与多元色彩，而不意味着悲剧的消亡。

二 现代悲剧观念的提出

我们首先要面对的是基于艺术形态意义上的现代悲剧观念，从悲剧艺术的基本要素中寻求现代悲剧艺术与古典悲剧传统的变革。在这一点上，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另辟蹊径，他们在西方人学理念的基础上，提出了更有当代生命力的现代悲剧观念。虽然威廉斯和伊格尔顿这师徒二人的具体观点也并不一致，但是本文无意做出细致区分。因为在笔者看来，与传统悲剧观念相比，威廉斯和伊格尔顿把悲剧界定为具体的经验或者事件，在这一问题上，区分二者也仅仅是初步的工作；最为重要的是，这样的悲剧体验如何在文学中加以书写？他们举出了诸如易卜生、田纳西·威廉斯、劳伦斯、贝克特等作家，一方面说明了现代文学写作已经从崇高的审美经验中走出来，部分地显现了现代悲剧经验的美学特质；另一方面，威廉斯和伊格尔顿已经从文体上解决了悲剧形式被小说吞噬的状况。因为把悲剧界定为经验或者事件，小说也同样具有承载这一经验的合法性，甚至比戏剧样式更有展现的张力。

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解决悲剧观念从传统到现代转换难题的手段在于对悲剧这一范畴重新界定。雷蒙·威廉斯认为“悲剧是一系列经验、习俗和制度”雷蒙·威廉斯：《现代悲剧》，丁尔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37页。。伊格尔顿则站在更新的理论高度，在悲剧问题上试图实现唯名论与实在论的沟通，这是在意识到悲剧理论建构危机之后的有意识突围。比如他在肯定威廉斯的以上界定之后，马上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我们为什么要用悲剧这一个词同时来指称《美狄亚》和《麦克白》，一个少年的被杀和一场矿难。”特里·伊格尔顿：《甜蜜的暴力：悲剧的观念》，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2003年，第3页。描述性的界定或许更能表达悲剧这一范畴的内在张力，实际上，伊格尔顿认为“十分悲伤”的情感体验最能精确地概括悲剧，这一点，比威廉斯所钟情的共同的情感结构要具体。虽然在悲剧的界定上伊格尔顿并没有走向虚无主义的极端，但是他更倾向于用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来表达对悲剧的理解，这似乎又回到了威廉斯的经验性描述。总之，雷蒙·威廉斯和特里·伊格尔顿正是在坚固的悲剧传统中找到了更为贴近现代社会的悲剧言说方式，不仅在文体上解决了长篇小说的强势地位对悲剧形式的占领，更从审美情感上使濒临理论危机的悲剧传统安全着陆。因此，这样的范式转换把悲剧研究引入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

三 现代悲剧的主要特征

（一）悲剧人物

历数古典悲剧的经典之作，大多数人物是有历史性身份的，但是却超越了社会环境对他的影响。或者说，王公贵族是不会受制于社会压迫和贫苦之束缚的。在这里，势必要涉及悲剧人物与悲剧情节之间的关系。其实，在亚里士多德对悲剧的定义中，事件和行动是关键点，并没有对人物做太多规定。但是在悲剧发展中，对主人公的身份要求却成为一种定式。按照伊格尔顿的分析，人们对贵族的偏爱在于他的命运是与社会甚至历史联系在一起的，在象征意义上能代表总体性的状况，因此更能产生历史性的影响。另外，高贵的身份跌落到厄运的底端，更能产生悲剧感。但是，就我们今天来看，问题可能恰恰出在这里，因为“在古希腊悲剧中，与继承权、血缘及责任密切关联的悲剧主人公的地位限制了个性，它的发展仅仅是为了满足普遍行动的需要”雷蒙·威廉斯：《现代悲剧》，丁尔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82页。。而人物的个性与社会角色的矛盾是形成悲剧冲突的张力。

当然，传统悲剧的英雄人物观之所以能够长时期以来作为强势话语存在，其根源在于其以艺术化的方式传播关于人生存在的正能量，正如伊格尔顿所言：“悲剧英雄通过其勇气和耐受力将苦难的秘密转变成可理解性，改善它并且达成和解，我们对人类状况的信心因此而得到强化和重申。”特里·伊格尔顿：《甜蜜的暴力：悲剧的观念》，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2003年，第76页。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悲剧人物地位的不同不仅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情感的差别，更是政治身份的表征。这样一来，当下的悲剧形态就不再是威廉斯所概括的自由主义悲剧特征，不再把悲剧人物的自我否定与自我反抗作为主要呈现方式，而是回归自我与外部的简单关系。进一步地，我们可以把现代悲剧的产生不再归结为人而应该是外部环境。个人不仅不再具有追求自由幸福的权利，甚至已然丧失了使自己避开祸难的能力。其实雷蒙·威廉斯在谈到米勒的《人民公敌》这部作品时，已经对这一困境做出了深刻的解析，他认为：“社会不仅仅是供解放者挑战的虚伪制度，它还积极地毁灭和陷害所有人，只要活着，就成了受害者。社会仍然是被看作是虚伪和可以改造的，但现在仅仅生活在其中就足以使一个人成为受害者。”雷蒙·威廉斯：《现代悲剧》，丁尔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98页。在悲剧人物的这一讨论中，我们还可以接着威廉斯和伊格尔顿的视角对传统悲剧观念进行批判。英雄悲剧在历史上表现的是人们所固有的偶像崇拜的冲动，是尼采意义上的仪式体验，也正是如此，表现英雄的悲剧除了表现之外没有外在的价值；而现代悲剧则从人物命运的表现（或者说是展示）中介入社会生活。摘掉了悲剧人物高贵的光环，现代悲剧显现了大众化的趋向，这是艺术向日常生活的扩张，也是“悲剧作为经验”这一命题的重要支撑，当伊格尔顿宣称对悲剧主人公的唯一要求是“你是这种人当中的一员”时，也是在昭示悲剧不是衰亡了，而是增多了。

（二）悲剧困境

主人公固然是悲剧性的承载，但是悲剧的核心从来都不是人物而是事件，亚里士多德把悲剧艺术定义为对行动的描写，通过事件和人物的行动表现矛盾冲突，这是亚氏悲剧情节论的重要理论关联。这说明，冲突是悲剧艺术的永恒主题，只有在“非此即彼”的困境中才有悲剧性的产生，这一点在传统悲剧和现代悲剧中是共通的；但是所不同的是，现代悲剧的冲突更多的是人与外部世界的矛盾，而不再是人自我的纠葛。更重要的，当我们把现代悲剧事件界定为偶然性的时候，作为社会存在的必然性根源是更为深刻的矛盾缘由。当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悲剧观念史上有一个历时性的变化。在很长一段时期，个人的意志或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推动力，或在对立的立场上通过革命来推进社会的进步；而正如雷蒙·威廉斯所认为的，从契诃夫和皮兰德娄开始，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就不再像自由主义悲剧那样积极的了，“个人所抵制的不是某种社会状况，而是社会这一事实本身。在这种情形之中，人必定无法采取任何行动，唯有退却”雷蒙·威廉斯：《现代悲剧》，丁尔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137页。。

悲剧冲突的当代语境在于时代信仰的危机。人们关注日常生活胜过对生命本身的思考，即使是拼命工作也不是为了实现人生的价值而是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挣扎。当代悲剧已经把信仰看作是一种奢侈的能指存在，而很难把它与人们的实际生活联系在一起。在这一问题上，与信仰有关的一个话题是价值观念，威廉斯宣称“最有价值的东西与最无可挽回的事实被置入一种不可避免的关系和冲突中”成为重要的悲剧表现。他认为具有直接经验属性的悲剧感本身是对信仰的质疑，在这种情形下，“将无序状态和人类苦难戏剧化并加以解决的共同过程就被强化至最容易识别为悲剧的层次”雷蒙·威廉斯：《现代悲剧》，丁尔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46页。。悲剧冲突的艺术化解决，这是威廉斯一直以来坚持的论调，可是悲剧人物的死亡可以实现冲突的解决吗？在现代悲剧中，死亡固然是一种悲剧经验，但是悲剧绝不停滞于死亡本身。

（三）“死亡”主题

死亡的意义是什么？这似乎是在传统悲剧中已经得到充分解答的问题，正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言：“悲剧英雄向死亡屈服，这看起来可能是命运的胜利。但是由于他自由地这样做，知道死亡是自己走向永恒的途径，因此可以说，他在这一行动中超越了命运。”特里·伊格尔顿：《甜蜜的暴力：悲剧的观念》，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2003年，第126页。这是传统悲剧的典型特征，作为客观的死亡在效果上彰显了命运的主导力量；作为主观的死亡却是主人公的自由选择，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死亡在此都是一种手段。而这一点在现代悲剧中不再存在，因为在现代社会中人自身的毁灭既不能带来形而上的追问，也不会带来道德意义上的崇高。在当代，死亡却是可以成为悲剧的全部理由。

威廉斯说死亡在悲剧表现中的意义在于以此来定义人的孤独、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丧失，以及随之而来的人类命运的盲目性；可是在笔者看来，这仍然是基于传统悲剧基础上的逻辑认知，因为现代悲剧更多的是对死亡的一种展示，在对死亡的展示中揭露人的存在状态，把价值判断的权力交给读者，把对死亡的认知和思考也交给读者。因为死亡本身也是一次行动，一种经验，“无论人以什么方式死亡，这种经验不仅仅是身体的瓦解和终结，它还给其他人的生活及关系带来一个变化。因为我们在自己对死亡的期待和生命的结束中了解死亡，也同样在他人的经验中了解死亡”雷蒙·威廉斯：《现代悲剧》，丁尔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49页。。更进一步，我们通过死亡所了解的并非仅仅它本身，更有我们周围的环境、人事，甚至人心。

通过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与英国马克思主义大众文化研究相联系，现代悲剧观念无论是创作理念还是批评方法，都不再是精英主义的，或者说悲剧已经成为大众文化的重要表现，这在艺术流变史中是比较难得的。甚至可以说，在英国马克思主义悲剧思想中，已经实现了悲剧研究的社会学转向。威廉斯在讨论革命与悲剧的关系时曾经指出：“一般的悲剧观念特别排斥社会性的悲剧经验，而一般的革命观念也特别排斥悲剧性的社会经验。”雷蒙·威廉斯：《现代悲剧》，丁尔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56页。这似乎构成了二者的悖论；但是，从生成论的角度来看，我们完全可以在具体的事件中找到它们的联系。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正如前文我们对法兰克福学派激进思想的批判性思考一样，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的现代悲剧观念产生于资本主义的社会语境中，虽然提出了具有现实性的悲剧思考，其对传统形而上的悲剧性冲突的背弃，仍不能回答悲剧创作的全部事实，也很难直接与中国文学批评的实践产生对话。但是，其对现代悲剧的独特思考无疑揭开了悲剧复杂性的一个维度。

如果说雷蒙·威廉斯和特里·伊格尔顿所提出的现代悲剧理论范式是在悲剧死亡论背景下对悲剧观念的改造与创生的话，那么后现代的悲剧意识则是一种对悲剧观念的“放逐”。当然，这根植于后现代理论语境的整体性中。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与美学思想，是西方后工业化社会的必然产物，与这种文化理念与哲学思维相对应的历史状态，是有中心的帝国主义体系被无中心的跨国资本所取代的新的全球化时代。以现代科技摧毁传统生产方式与社会体系，以资本和资本逻辑去占据文化哲学这些向来远离商品化的领域；电脑与电视的普遍使用，已经将传统意义上的知识转化为电脑语言，这意味着过去靠心灵与智慧获取知识的方式的贬值。商品生产所带来的大规律的机械性复制，也催化了当代人价值观念的演变；普泛化的复制遮蔽了原作与摹本，所剩下的世界面目就只有“类象”。在美国社会学家戴维·里斯曼看来，当代社会以复制与类象为背景的“他人引导”取代了近现代社会以来的“内在引导”，这就意味着人的自我价值的消失；而由复制与类象所催生的“整一性”观念取代了过去的“差异性”观念，这则意味着人的个性意识的消失。参见赵凯：《悲剧与人类意识》，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年，第131页。

行文至此，我们不难发现，虽然从古典到现代和后现代的悲剧范畴显现出很大的差异，有些甚至是相背离的，但是，在这一理论演进中所彰显出的人文价值取向却是一以贯之的。甚至本章主要讨论的整个西方文学理论，在历时性的多元发展和共时性的张力呈现中都显现出浓重的人文价值取向，这些理论资源都可以成为我们进一步讨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问题的重要参照。只是，我们的理论建构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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