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批评的历史到历史的批评

对一个问题的研究，当有两方面的目的，一是通过对问题的研究总结其特点及规律，一是立足于当下，把有关研究成果运用于当下有关问题的解决之中。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其研究的价值意义也不外乎这两个方面：就第一个方面来说，就是通过对文学批评史上有关批评现象的研究，以总结出中国古代文论的有关要义乃至体系规律；就第二个方面来说，就是要把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成果尤其是理论体系发掘上的成果运用于当代文艺学的建设之中，以建构既具有中西文论融合背景，又表现出中国文论民族特色的现代中国文艺学体系。

就研究方式来看，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三种研究方式：一是延续以往社会历史批评的视角不断翻新的各种文学理论批评史、美学史，这是史的梳理。二是用现代文论的体系尝试对中国古代文论资料进行归纳整合和体系建构。三是直接挖掘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比较而言，第一种方式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且研究的成果亦最为丰富。但也正因为此，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也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与现代文艺学的隔离，古代文论资源的当代运用也不能很好地体现，而且，沿用一种方式的研究也难免造成重复劳动，缺乏创新性成果。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古代文论的研究也必须拓展思路，推陈出新，在研究方式上有所转型，其中，由批评的历史到历史的批评，是一个值得实施的选择。

一 批评的历史

从学科的出现至今，学界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已走过近百年的历程，其间不断发展壮大，涌现出数量众多的学术成果，今天，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从研究方法来看，主要表现为历史层面的发掘与梳理，即着重于对文学批评历史的考察与分析。其中，这种所谓批评历史的研究又主要体现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写作之中。从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开始，之后国内致力于中国文学批评史或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写作者，主要有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黄海章、刘大杰、敏泽、蔡仲翔、成复旺、黄保真、张少康、王运熙、顾易生等。每一时期中国文学批评史著述的出现，大都融进了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因此，也可以说，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写作，一方面，集中体现了该学科的特征及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力推动了各学科的发展壮大。总体来看，已有的这些中国文学批评史著述，在研究方式上大同小异，主要立足于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做历史的考察。在此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为例略作分析。该书分为上下两卷，两卷曾分别于1934年和1947年最初出版，百花文艺出版社此次是把两卷合为一书重新整理出版。该书上卷共有六篇，分别为总论、周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北宋；下卷五篇，分别为总论、南宋金元、明代、清代（上）、清代（下）。该书的体例框架显然是以时代为序，具体到每个时代，又主要以人为纲，按文论家生活年代的先后分别对其论述。有关篇目中间有对相关文论命题的探讨，对这些问题也是着重于历史发展的考察分析。前辈学者所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罗根泽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在体例上较有新颖之处。该书在写法上是融编年、纪事本末、纪传三体于一书，可以说是综合体。罗根泽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与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堪称是新中国成立前成就最高的两部著述，罗根泽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写作上倾注了毕生心血，他在该书体例上的创新，也正反映出他对文学批评史如何写作、该学科的体系如何建构等问题的思考。就其实际写作来看，罗先生“试图以一套现代的（其实是西方的）史观与文学观论述中国文学批评史”张健：《从分化的发展到综合体例：重读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文学遗产》，2013年第1期。。其学术成就高低如何姑且不论如张健教授认为：“罗先生著作的学术价值不在其大的史观及文学观论述，而在其丰富的材料和具体问题的梳理。”参见张健：《从分化的发展到综合体例：重读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文学遗产》，2013年第1期。，不管怎样，罗根泽先生的综合体，仍然是一种叙述历史的研究方式。综观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写作，主要是对每个时代批评家、批评理论等做考古意义上的揭示。具体来看，这种所谓批评的历史，主要包括：其一，以时代为序，考察文学批评的历史发展、嬗变之迹以及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表现特点。其二，知人论世，立足于政治、文化背景，考察每一个文学批评现象的发生。其三，对有关文论命题和范畴，进行历史的梳理，考察其内涵的发展流变，在不同语境下所具有的价值意义等。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除了作为宏观考察的文学批评史的写作之外，在个案研究上更是日渐呈现出繁盛的态势。其中包括文论家的研究、文论典籍的研究、文论命题及范畴的研究等，仅以中国古代文论发展上的一部重要著述《文心雕龙》来说，五四以来，就分别涌现出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陆侃如、牟世金的《文心雕龙译注》，周振甫的《文心雕龙译注》，王运熙的《文心雕龙探索》，詹锳的《文心雕龙义正》，张少康的《文心雕龙新探》，林其锬、陈凤金的《敦煌遗书文心雕龙残卷集校》等重要研究专著，至于相关的研究论文更是难以计数。又如，被认为是诗话之源、品诗之祖的钟嵘《诗品》，亦是在文学批评史上产生较大影响的文论专著，多年来，学界对《诗品》的研究先后涌现出陈延杰的《诗品注》、许文雨的《钟嵘诗品讲疏》、王发国的《诗品考索》、张伯伟的《钟嵘诗品研究》、曹旭的《诗品集注》、杨明的《文赋诗品译注》等重要成果。这些方面的研究，尽管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各有不同，但释古与还原无疑都是重要的研究出发点，都看重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下做出分析与判断。

近百年来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成果丰厚，且以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写作为代表，使得学科的地位得以奠基，学科发展不断成熟壮大，学术传统已经形成。应该说，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首先从史方面入手，对学科的发展无疑具有基础的意义，学术成果也主要体现于这个方面，以至于中国文学批评史成了学科的名称。但是，也要看到，如果仍固守一种研究模式，学术较难以出新。而且，研究模式一旦成型，固然能够彰显自己的特色亮点，但又往往会积重难返，成为制约学术发展的障碍。因此，务必开拓思路，走多元发展的研究模式，才能更好地使传统学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激发活力，学术领域不断扩张。因此，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特征、规律乃至于体系建构的研究正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如果说传统的以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写作为主要方式的研究属于纵向的、历史考古学的研究，那么，这种对古代文论特征、规律、体系建构的研究就是横向的，更具有学理色彩的提炼与概括。

二 历史的批评

缘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突围创新意识及当下文论建设的需要，在对批评的历史进行考察之外，中国古代文论这一学科在横向研究方面也多有探索，有关成果亦值得关注，在此主要以傅庚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论》等著述为例加以考察。

傅庚生先生可以说是较早地关注到如何建构中国古代文论理论体系的学者。傅庚生先生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一生中长期在西北大学任教，在唐代文学及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上成就显著，所著《中国文学批评通论》以其横向研究为特色而别开生面。其《中国文学批评通论》最早由商务印书馆于1946年在重庆出版，次年又在上海出版。傅庚生《中国文学批评通论》在《自序》中从创作与批评二者关系的角度指出文学批评的意义：“从事批评者须知创作由于感兴，非循规蹈矩而以为脱椠之文。批评之原理乃自创作中抽绎而出者，虽能摄经纬而辨精粗，独未可范围天才作家之创格。尤不宜自居于指导或裁判之地位，责人之必律己以从我也。从事创作者须知批评之学能以理智控驭感情，就旁观揆度当局，以匡救作家之偏陂，掎摭文体之利病。而其职分尤在辅导读者以了解文学，别有存在之价值。不宜直视为创作之附庸，或指为痴人说梦，以鄙夷批评者之论列也。”傅庚生：《中国文学批评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1页。在傅先生看来，文学批评固然是体现于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品评当中，但其还有更为重要的职责，即为读者了解文学提供指导。因此，文学批评的研究就不能局限于一些批评个案的考察、历史的还原，还应在文学批评的规律、理论上做出归纳与概括，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批评因有自己的理论建构而能彰显学科的独立性，它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不是文学史的附庸。傅先生在中国古代文论这一学科的建设上是别具慧眼，表现出鲜明的学科建构意识。基于此，他对以往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其《自序》云：“今时我国从事研究文学批评者，多收集历代文评资料，编撰为史。可以就觇文学评论递嬗之轨辙，及其与文学流变轸軳之迹象。其业云劳，厥功至伟。独惜对于文学批评之原理与问题，短于发抒；间有旁及之者，又不免格于体例，或则简阔其言辞，或则枘凿其篇目，不能予人以明确之概念与因依之准则。研核评论学之往迹，群智兢明夫一端；形成文学史之附庸，无缘蔚萃乎大国。”傅庚生：《中国文学批评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3页。傅先生此论更是鲜明地表达了其《中国文学批评通论》的写作意图及方法。试看一下该书的内容框架，除自序外，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为绪论，包括《文学之义界》《文学批评之义界》《创作与批评》《中国文学批评史略》四章，中篇为本论，包括《中国文学批评之感情论》《中国文学批评之想象论》《中国文学批评之思想论》《中国文学批评之形式论》四章，下篇为结论，包括《个性时地与文学创作》《文学之表里与真善美》《中国文学之文质观》三章。之所以设计如此框架，傅先生在自序中亦有明确表述：“上编绪论四章，以为源头。旨多浅显，辞务简明，滥觞而已。中篇本论四章，乃其主流。昔人说辞，已荟萃精英而罗布其间：创说而可取者尽采之，阶沿而能补苴者偶及之，因袭而无新意者靳不复录。贯穿古今，深达厥思，虽求合符，不强援系。惧为前说所囿，毕虑而别出鉴裁；制其矜奇之心，虚怀而折中文理。虽为横的论述，于前说渊源所自与影响所及之处，偶尔连类后先，借以推其源而挹其委。虽为结撰之体，值前说未甚透辟或悖溢理实之时，辄复断以己意，庶以明其贯而畅其枝。殆未尝令有一意含糊，一语妄加者矣。下编结论三章，是其尾闾。取资前人，而自抒所见，析文学创作内外在之因素与衡量之标准，文质之相须与德言之归一。彰往察来，肆其扣槃扪烛之思；通铨兼采，倡为环中辐辏之议。”傅庚生：《中国文学批评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4—5页。如傅先生所说，上篇关于文学、文学批评、创作与批评关系、批评史几方面内容，属于自己建构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基础和渊源，是作为理论建构的知识背景来加以叙述的，因此，写作中也仅是简要的介绍。中篇本论部分是该书的重点所在。作者意在从感情、想象、思想和形式四个方面建构中国文学批评的体系框架。感情论一章，从感情的角度谈文学的发生，进而涉及中国文学批评中关于文学本质、感情的要求、感物而动、文气、乐观与悲观、为情造文等问题的探讨。想象论立足于文学的创造，分别对意境、比兴、风骨、夸饰、灵感、神思、风格等问题做出分析。思想篇一章立足于文学的价值作用，围绕尚用观念，探讨了文学批评中宗经、文道关系、思无邪等问题，从中可见中国文学批评在文学价值作用问题上表现出的以儒家诗教为重要主旨的特征。形式论一章基于文学的表现形式，探讨了用词造句、篇章结构、声律对偶、文体特征与因革、繁简奇正等问题。本论部分，作者不仅于每一章中着意于所论诸多问题的逻辑关联，而且也考虑到感情、想象、思想和形式四个方面的关系。显示出作者意在从感情、想象、思想和形式四个方面来考察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体系构建的意图。在写作中，作者使用的多是文学批评史上常见材料。但作者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史的梳理，而是要通过这些材料来“折中文理”，“别出鉴裁”，也就是说，所做的工作是“横的论述”。下编三章的内容，虽然没有列为中国文学批评理论的主要元素，但对文学批评理论的构建有着重要的补充与辅佐意义。《个性时地与文学创作》一章，发掘作者的个性、经历、生活环境与其文学创作的关系。《文学之表里与真善美》一章，从文学的情感本质出发，在儒家文论尚用思想之外，围绕真善美，探讨了有关文学审美问题。《中国文学之文质观》一章，从文与质入手，探讨了中国文学批评中的文质关系理论，并从文质双方此消彼长的交替变化中考察中国文学演进的规律。

傅庚生先生《中国文学批评通论》一书，反映出傅先生对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体系构建的思考与认识。相对于郭绍虞、罗根泽等人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立足于纵向研究的情况，傅先生的研究更是在横向的研究方式上，从问题出发，综合相关的文学批评史料，从而对问题的特征进行归纳判断，可以说，该书更具有对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建构做出研讨的意义。另外，关于傅先生对中国文学批评的研究，还有两点需要指出，其一，从其对有关的言说方式来看，傅先生对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把握显然也在一定程度受到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其实不仅傅先生，郭绍虞、罗根泽等人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写作，又何尝不是如此，在西学东渐、中西文论碰撞交融的时代背景下，用现代的文学观念去认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自然也不难理解。其二，缘于中西文论的碰撞与交融，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正风生水起的情势，傅先生对中国文学的未来发展，应以什么样的心态看待西方的文学观念，如何正确审视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等问题表达了深入的思考。傅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通论》下编第三章《中国文学之文质观》中，从文学批评史上文质观念的阶段性变化出发，认为文学的发展与新变是历史潮流，并因而肯定了新文学运动“能应时势之需要，改革文学之体制”而“蔚为一代之奇采”的新变成就，但不能因此就进而主张“全盘欧化”，“并文学之形质，一概舍己而旁人。此实骛奇以过正”傅庚生：《中国文学批评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221—222页。。傅先生辩证地指出：“夫生今之时，仍墨守古今文学相沿之成规，不旁察中外文化交融之反应，则止可以因袭与守阙，必不能为谋承先与启后，所谓闭户不可造车也。然若必艳羡外族文化既成之果，蔑视本国文学已种之因，则只宜于介绍与摹仿，亦不足语于融会与创作，所谓抽刀不能断水也。今日‘死的文学’已成尸居余气，乃仍有人试以‘旧瓶盛新酒’，迷恋骸骨，冀幸其复生。不知过去文学已开灿烂之花，结硕大之果，今既时迁世异，文学之形式与内容均有革新之要求，谁经见春风暂起，落叶重返故柯也？虽然，新的创作自又非整个袭取异域文学之形质所能济也。盖一种民族自有其文学本质上独特之性格，一种语文亦自有其形式上个别之运用。与异族文化综合之后，信可以影响文学，促其革进；然必不可夺胎换骨，强不同以为同也。”傅庚生：《中国文学批评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221—222页。从此论可见，傅先生致力于中国文学批评体系构建的研究，其目的正是要通过这种研究，彰显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以此为依托，探寻中西文论融合之路，这也是其写作《中国文学批评通论》的一个重要意图吧。

据笔者所了解，相对于郭绍虞等人的文学批评史来说，傅庚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论》自问世以来，却显然较少受到学界的注意。在傅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论》问世的前后几年中，关于中国文学批评，也堪为学界较为关注的领域之一。学界对相关成果多予以发表评论文章，如郭绍虞、罗根泽等人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当时就分别有张长弓的《读（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1931年《文艺月报》1卷4期），沈达材《陈中凡著〈中国文学批评史〉》（1933年《图书评论》1卷5期），朱自清《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1934年《清华学报》9卷4期），蜀翁《读郭绍虞先生的〈文学批评史〉》（1935年《燕大旬刊》9期），振珮《评罗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一）》（1935年《学风》5卷），李嘉言《评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1936年《文哲月刊》1卷7期），许文珊《读（罗根泽）〈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1944年《文艺先锋》4卷1期），刘溶池的《评郭（绍虞）、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等评论文章中国人民大学古代文论资料编选组：《中国古代文论论文集》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论文索引》（新中国成立前部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89年，712—714页。，但耐人寻味的是，傅庚生先生《中国文学批评通论》却显得无人问津按：中国人民大学古代文论资料编选组编撰的《中国古代文论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1989年版），其中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论文索引》（解放前部分）只有载于《图书季刊》1946年7卷1、2期上关于傅庚生先生《中国文学批评通论》一书介绍的文章目录，关于对该书的专门评论文章不见收录。。个中原因值得分析，笔者认为，傅庚生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论》学术成就高低姑且不论，但从其不被关注来看，最起码也可从中得出这样一个判断，那就是学界在考察中国古代文论的学科发展时，大多是从有关文学批评史的写作上认识该学科的发展历程。另外，对傅庚生先生本人来说，长期以来，学界对他的关注也主要集中于其以《中国文学欣赏举隅》为代表的古典文学欣赏和以《杜诗散绎》为代表的杜甫研究等学术成就方面，以及他主编的《百家唐宋诗新话》和《百家唐宋词新话》等，对其在中国文学批评研究方面的探索较少论及。近些年来，随着关于中国文艺理论的重建及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等问题讨论的逐步展开，傅庚生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论》开始受到有关学者的关注，如陈良运教授就从如何阐释古代文论，进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方面对傅先生所做工作给予肯定：“关于今古学理贯通的问题，即使是古代文论‘自成其理论形态’，成为‘我国民族独创性的理论体系’，这个工作其实早已在做。1946年傅庚生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论》就是一个有益的尝试，他较为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中的‘感情论’‘想象论’‘思想论’‘形式论’以及‘个性时地与文学创作’‘文学之表里与真、善、美’‘中国文学之文质观’等问题，已初具体系性质。”陈良运：《古代文论的转换是虚假命题吗？》，《粤海风》，2003年第1期。黄念然博士认为，“傅庚生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论》借鉴现代文学理论，以‘想象论’‘形式论’‘个性时地与文学创作’等理论范式结构其作，在古文论理论体系的现代切换上算是别开生面。”黄念然：《古代文论体系研究的学术理念——从三卷本〈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谈起》，《复旦学报》，2000年第6期。闫月珍博士也指出傅先生《中国文学批评通论》本论部分是“以感情论、想象论、思想论和形式论为构架对中国文学批评的材料进行归类和剖析”闫月珍：《文学批评史观念的介入与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开端》，《暨南学报》，2005年第3期。的写作特点。在近些年有关古代文论学术史方面的文章中，《中国文学批评通论》也开始进入一些学者考察的视野。其中，蒋述卓等著《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一书中，运用较大的篇幅，对其写作特色及优劣得失给予了较为中肯的评价。如认为：在“20世纪前半期乃至于整个20世纪的同类著作中，《通论》确实是一部别开生面、独具一格的著作”。与有关以“印证文学史”为主的批评史著作相比，“《通论》则更多的有启于文学理论、比较诗学。因为它是以现代文学理论的视野和方法、以西方文学理论的框架来建构的一部中国古代文学概论、中国古代文学原理，类似于三十多年后出现的刘若愚之《中国文学理论》。傅先生和刘先生的这两部书，对我们现在所关注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现代文论建设怎样充分发挥中国古代文论的作用等重大问题，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蒋述卓、刘绍瑾、程国赋：《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2页。。但也因此，《通论》相应表现出一定的不足，“具有时代特征和文化内涵的文学范畴被分割、套用到某一框架中，使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些概念失去了真实的、生气贯注的具体语境和整体意脉”蒋述卓、刘绍瑾、程国赋：《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2页。。可以说，古代文论中的韵、格、本色等概念范畴是最能体现文论民族特质的元素，如何在横向研究中对这些概念范畴进行准确的把握和处理，一直到今天都是一个较难解决的问题。不管怎样，从有关学者的评介中，已可见傅先生《中国文学批评通论》的学术成就及历史地位。这种成就与地位无疑是来自傅先生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在体系建构上的自觉与堪为筚路蓝缕的探索。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日渐呈现繁盛的态势，不仅表现为研究成果的丰富，在研究方式上也是不拘一格。就方式来看，一方面是纵向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延续传统的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方式，重视对文学批评历史真实的考察，这种仍是古代文论研究的主要方式，其学术成果可以说集中体现于文学批评史的写作之中。其中如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蔡仲翔、成复旺、黄保真的《中国文学理论史》（北京出版社1987年6月版），张少康、刘三富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等，都是较有影响的批评史著述。另一方面为横向的研究，即继承了傅庚生先生《中国文学批评通论》的研究方式，表现为对古代文学批评体系特征的考察，这种研究更突出地表现出现代文论的视角。其中如贾文昭主编的《中国古代文论类编》，陈良运的《中国诗学体系论》，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研究》等著述，都较受关注，产生了较好的学术反响。贾文昭主编的《中国古代文论类编》，虽然是古代文论资料汇编，但在编撰上不同于郭绍虞等人的《中国历代文论选》著述，该书分为创作论、文源论、因革论、文用论、鉴赏论、作家论六编，对古代文论资料进行了分类编撰。新时期以来，高校中文学科必修课程《文学概论》教材的编写呈现繁荣的局面，在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上，逐渐形成了以本质论、创作论、鉴赏论、体裁论、发展论为五大板块的编写模式一般认为，文学理论教材编写五大板块模式的出现，当以郑国铨、周文柏、陈传才编写的《文学理论》（中国人民大学1981年版）为最早。，比较来看，贾文昭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文论类编》，正是运用了现代文艺理论的视角，尝试对中国古代文论体系的建构做出考察。不过，也正因此，该书在对古代文论体系的认识上，明显表现出对现代文艺学理论框架的机械套用，对古代文论体系构建的认识，在民族特色等本质意义的探究上显得不够深入。陈良运教授的《中国诗学体系论》是专门从一种文体出发就其理论体系进行横向研究的著述。最早于199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其后又分别于1998年、2003年两次印刷。该书分为言志篇、缘情篇、立象篇、创境篇、入神篇五个部分，作者基于诗歌这一文体的特征，围绕志、情、象、境、神五个范畴，从中探寻中国古代诗学体系的内在脉络与建构，这个所谓的“五字建构说”，凝聚了他对中国古代诗学体系构建的十年思索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论》“再版后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424—432页。，这种尝试获得学界肯定性的评价。如熊大材、陈东认为：“这部著作可说是中国诗歌理论批评史上论证传统诗学有一个‘体系’存在的第一部专著。”“尽管陈良运描述的这个体系的框架还有一些诗学上的问题未曾论及，体系本身也许还有可以商榷之处，但它对中国古典诗学理论的探索与总结，或可称得上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熊大材、陈东：《揭示中国诗学体系建构的力作——简评〈中国诗学体系论〉》，《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复旦大学王运熙、黄霖二位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研究》包括《原人论》《范畴论》和《方法论》三卷，由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该丛书是新世纪之初，古代文论的横向研究上最为令人关注的成果。《原人论》（黄霖、吴建民、吴兆路著）以对人的思考为核心，考察中国古代文论的本体问题。《范畴论》（汪涌豪著）把范畴作为中国古代文论体系的重要方面，对范畴理论进行宏观上、哲学上的考察。《方法论》（刘明今著）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所具有的民族特色等问题做出探讨。长期以来，复旦大学大学的古代文论研究主要表现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撰述方面，经过郭绍虞、朱东润、刘大杰、王运熙、顾易生、黄霖、蒋凡、杨明、邬国平等几代学者的努力，复旦大学成为国内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学科的重镇。此次推出这套《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研究》丛书，反映出复旦学者在古代文论研究上的新思路，一改过去以批评史为主的纵的研究方法，转向为对中国古代文论理论体系的发掘，对中国文论古今贯通内在脉络的探察，显然，这种转向不仅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空间，同时，对如何进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具有较大的启发意义。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学者刘若愚所撰《中国文学理论》，亦是较具特色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著述，作者从形上论、决定论、表现论、技巧论、审美论和实用论六个方面考察中国古代文论的体系构建，运用中西文论比较的视角，考察中国古代文论的特点及与西方文论的共通之处，是中西文论融合及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运用的研究上一个较为成功的尝试。

三 史论纵横的理论愿景

中国古代文论的横向研究，不论是从命题出发考察古代文论体系的构建，还是以中西文论融合的视角发掘古代文论的当代意义，或是从哲学意义上对古代文论的特征及体系构建进行深层的思考等，可以说，这种研究，显然有别于传统的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方法，更能显示其理论体系的构建及学科独立的意义。如果说立足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是属于批评的历史方面研究的话，那么，上述有关的横向研究则具有历史批评的色彩。笔者要特别指出的是，批评的历史和历史的批评中的两个“历史”，其内涵不同，批评的历史中的“历史”主要指具体的历史事实。而所谓历史的批评中的“历史”，是一个广义的哲学层面的概念。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认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他所使用的“历史”，是一个广义的历史哲学意义上的概念。清代章学诚的“六经皆史”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说，近代梁启超所谓“中国古代，史外无学，凡举人类智识之记录，无不丛纳之于史”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2页。之论，也都是从广义历史的层面上来肯定古代各种典籍的价值意义。作为文论中的历史的批评，就是要基于对批评的历史的研究成果，对文学批评在宏观上、理论上、历史哲学意义上做出归纳和概括，强调的是概括与演绎及体系的构建。相对于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理论建构色彩并不突出，虽然批评多涉及文学的价值、写作方法、批评观念等方面，但一般来说，这些批评多是立足于当时的文坛状况，强调的是文学的当下意义。因此，关于中国古代文论有没有自己的体系，似乎也成为该学科研究中值得思考的问题。应该说，从学界已有的诸多探索成果来看，对这个问题可以做出肯定的回答。中国古代文论以文学批评为其主要的表现形态，以至于其精神特质、理论体系表现得不是十分显性。的确，除了一些专门的文学批评著述如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叶燮的《原诗》等，较能明显地反映出作者的理论主张及其体系建构之外，多数批评家文学观念的表达显示出较大的随机性和欠缺具体可操作性，缺乏文学批评理论的建构意识。这是从具体的个案来说的。从整个文学批评发展史来看，的确也没有一种理论明显地为每个时代所共同遵守，并对文学批评产生指导性的影响，但并不能就因此否定了中国古代文论体系构建的存在，在民族文化精神及历史哲学意义上，我们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内在脉络和理论特质还是可以考察其端倪，而且，在当下中西文论日渐碰撞与交融之际，这种考察更显得紧迫而必要。上述傅庚生《中国文学批评通论》，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论》及王运熙、黄霖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研究》等即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自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建立以来，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可以说成果丰厚，其中包括史的梳理，范畴的释义及文献的整理等，这为历史的批评或者说横向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也使得这种研究能够有效避免理论建构与历史事实的偏离。

习近平同志指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中华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1页。就当下来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成为文艺学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在如何重建中国文论的问题上，尽管众说纷纭，但强调中国文论的民族特色及古代文论的现代运用几成学界的共识。换言之，这也是进行古代文论研究的现实意义之所在。研究古代文论，重视古代文论的现代运用，不是要排斥理性，简单地效法古代文学批评以感性为特点的言说方式，而是要挖掘古代文论的精神特质，抽绎其理论体系的构建，进行中西文论的融合，实现具有民族特色的文论构建。这就需要加强对中国古代文论的横向研究。而作为历史的批评的横向研究，尽管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有傅庚生先生有意识的实践，但总体来说，这种研究与批评史的研究相比显然较为薄弱，也正因此，这方面有着巨大的研究空间。长期以来，古代文论的研究多是在批评史的框架内进行，由于方法单一，在选题上难以出新，尽管古代文论资料丰富，但因使用方式拘于俗套，也给人以陈旧之感。因此，如果说当下的古代文论研究有所缺憾的话，那么，方法的陈旧、选题的陈旧，材料的陈旧就是其中的突出表现。古代文论的研究要想立足当下，开拓创新，就必须在上述几方面有所思考，有所转型。就建设具有本民族特质的文论体系来说，加强古代文论的横向研究就是一个必要的转型。例如，我们现代的文论中，多用西方的文论术语，如文本、叙述、典型、素材、主题、形式、结构等。其实，我们古代的文论术语亦是可以用来建构文论体系的，如意象、意境、言志或言情、体性、通变、比兴、风骨等命题范畴，皆可以成为建构当下文论的重要成分。而这些命题范畴在不同时代不同的语境下其内涵或各有差异，过去，在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中，对这些命题范畴的内涵差异的阐释已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作为横向的研究，就可在此基础上对这些命题范畴的要义与特质做出提炼与概括，使之成为当代文论建构的重要元素。这方面的工作任重而道远，但我们也坚信，经过一代代学者的努力，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一定会老树新花，呈现出一派新的气象，古代文论的精神特质也会很好地融于现代，立足于这种精神特质，通过中西融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构会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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