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融合”的建设途径

众所周知，五四以来，中国文论表现出相当明显的西方话语形态。著名学者杜维明教授曾在一次演讲中论及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问题。传统文化，就是指中国古代的文化资源。所谓的文化传统，是指近代特别是近百年来形成的具有浓厚的西学背景的文化形态。按照杜先生所说进行推论，中国文论中亦有文论传统与传统文论之别。传统文论，当指先秦到晚清的文论、文学批评资源。而文论传统，是近代以来所形成的以西方文论、马克思主义、苏联文论、传统文论为主要成分的混合体，从总体上看，表现为明显的西方话语色彩，在内容、体系上都与传统文论有着很大的断裂，从而形成新的文论传统。黄霖教授在其《近代文学批评史》中也有相似的论断，近代文论“无愧于时代地宣告了旧的文论体系即将退位，新的文论体系正在建立”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9页。。显然，扬弃传统，融通西方，是所谓新的文论传统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 引进不能代替创造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论之所以表现为西方文论的话语霸权，有着其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例如，一些文论家如王国维、鲁迅、朱光潜等大都有着留学西方的经历，他们丰厚的西学素养无疑是其中较为直接的原因。又如，文学创作形态的转变，也为西方文论提供了在中国落地生根的土壤。自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以来，小说成了文学中较早发生革命的文学样式。而对小说的解读，西方文论有着丰厚的理论资源。因此，谈论近代以来中国文论的失语症或西方文论的话语权问题，我们不能忽视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而不是简单地从一种理论到另一种理论，从一种思潮到另一种思潮去推理判定。应该说，近代以来，中国文学创作中由诗文到小说的转变，或者说，小说成为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样式，恰恰是西方文论在中国占据话语权的一个现实原因。另外，随着白话文体创作的逐渐兴起，与之相适应的文学理论也成了时代需要。这种理论在形态上应更具有逻辑性、体系性。因此，与中国传统文论重视生命体验、点悟式的理论性形态相比，西方文论那种体系完整、逻辑严密的特点更适合于解读白话文运动以来一些新的文学样式。例如典型化问题，虽然我国古代文论家对此有所涉及，如刘勰《文心雕龙·比兴》“观夫兴之托喻，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金圣叹所谓“任凭提起一个，都似旧时熟识”金圣叹：《读五才子书法》，转引自黄霖、蒋凡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新编·明清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30页。等，但对渐渐兴起的小说这一文学样式，典型化作为其重要的创作原则，古代文论对此进行针对性的论述还显然欠缺。因此，近代一些文论家如王国维、蒋智由、周作人等，对典型化理论进行了较为充分的阐释。可以相信，他们的有关论述中，应有着对西方典型化理论的借鉴与吸收。正如黄霖教授所说：近代以来，文学理论上，“一方面继续运用传统的虚实、真幻、正奇等范畴来概括和描述不同的创作特点，另一方面则由于西方创作方法理论的引进，并与我国的文艺实际相结合，产生了一些的认识”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3—14页。。五四以来，这种情况似乎愈演愈烈，一方面，我们极力学习西方，而另一方面，我们与自己的传统则愈来愈远。顾祖钊先生认为，五四以来，中国人一狠心割断了自己的传统，“一个世纪快要过完了，可我们的文学理论却一直处在引进、引进、再引进的状态，这种情况的产生，虽然有其历史必然性的一面，但也同时产生了负面效果，引进几乎成为我们的思维习惯，以引进代替了创造”顾祖钊：《略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人文杂志》，1997年第2期。。

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文化一体化趋势背景下民族主义意识的高涨，如何借鉴国外并保持与张扬自己的民族特色，成为摆在中国思想界的一个重要话题，在建设中国当代文论的问题上，就面临着对诸如怎样对待西方文论的话语霸权、近代以来中国文论的特质是什么、传统文论在新的文学现实面前怎样被激活等问题的思考。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重新审视我们自己的传统文论。在20世纪90年代初，曹顺庆先生在其《21世纪中国文论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提出了中国古代文论“失语”一说，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中国文论界引起较大反响。中国古代文论“失语症”说法是否成立，应该说是见仁见智、难以定论的话题。但是不能回避的一个事实是，在近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国文学研究几乎完全是用别人的解读模式来阐释我们传统的文本。“失语”之说，是我们看到一些学者对古代文论现实处境的忧患，对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文论体系的自觉。因此，如何继承我们的传统文论，重建现代文论，成为当下文论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 现代问题意识与参照系

强调传统文论的重要性，挖掘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是建设有民族特色当代文论的一个重要依托。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要一味地回到传统，这是不现实的。我们认为，依托传统，借鉴西方，致力于中西融合才是建设中国当代文论的一个好的选择。中西文论融合，是一种学术视野，也是一种态度和方法。如顾祖钊教授在21世纪初，就着重从操作层面提出了中西文论融合的四种模式的构想，即共通性研究、互补性研究、对接式研究和辨析式研究。顾祖钊：《论中西文论融合的四种基本模式》，《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此后，顾先生又不断发表论著，对中西文论融合的主张作进一步的强调与阐发，如其《中西融合与中国文论建设》一文认为，只有通过中西融合才能实现“中国特色”，中西融合的思维动力是现代问题意识，中西融合的实质不仅是融合，更是综合创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中西融合的主要方式，中西融合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指导下实现的文艺理论的中西融合与综合创造。顾祖钊：《中西文论融合与中国文论建设》，《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2期。参照有关学者的论述，大致说来，中西文论的融合应有以下几方面含义：

一、借鉴西方的理论成果，为我所用，以填补或完善中国传统文论之不足。如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分析、希洛的审美距离说、姚斯的期待视野等，对丰富我们传统文论中关于文学创作与接受的理论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西方文论对于我们把握古代文论的特征及价值，如何开展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也提供了很好的参照。正如顾祖钊教授所说：“没有西方传统文论和20世纪文论的参照系和对话者，对中国古代文论资源开发和利用的科学性是很难保证的。”顾祖钊：《文学理论的未来与中国文化诗学》，《社会科学辑刊》，2013年第4期。当然，在此也要特别指出的是，借鉴西方文论，进行中西融合，并不是唯西方文论马首是瞻。童庆炳教授就曾对用西方文论框架来阐释中国古代文论的做法提出批评，认为这种“现代阐释”，“实则消解了中国古代文论原有的民族文化个性，其弊病是把中国古代文论作为论证西方文论的资料，中国古代文论固有的文化特色完全消失了”童庆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页。。因此，进行文学理论的建设，在如何对待西方文论的问题上，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态度。

二、在中西文论的比较碰撞中寻找中西文论的共通点。如在文学本质的问题上，中西文论都有关于文学是情感表现的论述，如黑格尔认为“诗艺术是心灵的创造”，苏姗·朗格“所谓艺术品，说到底也就是情感的表现”等。我们说，在西方文学思想史上，尽管摹仿说经过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创造与完善，从而成为雄霸西方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学说，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从文学创作的实质出发，而把文学创作看成是主体对社会生活审美体验的表达。在对文学创作的本质特征的认识上，言志抒情亦是西方文学思想的一个传统。那么，在这一层面上，我们认为，西方文论与中国古代的言志、言情说是相通的。又如，20世纪以来流行于西方的形式主义批评，把语言、结构等看成文学的重要标准，重视文学的外部因素，即文学是怎样说，而不管文学到底说了什么。对此，国内一些学者把这当成一个新生事物而津津乐道。那么，在中国传统文论中，有没有关于形式主义批评的思想呢？别的不说，在六朝时期人们关于对文笔的认识实际上就是形式主义批评的典型。文笔之辨常常见于当时一些学者的著述之中，如范晔《狱中与甥侄书》：“手笔差易，文不拘韵故也。”刘勰《文心雕龙·总述》：“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有韵者文也，无韵者笔也。”总体来看，六朝文论家尽管还没有对文笔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毕竟反映出他们对文章类型、文体特征的自觉。六朝以后，文笔之辨并没有结束。清代以来，阮元、李祥等人出于抨击桐城古文，为骈文争正统的目的，再次提出文笔问题，把对偶、声韵等因素看作评价文学的重要标准。以文笔之辨为焦点的古文骈文的文统之争，成为清代以来文学批评中一个重要现象。应该说，文笔之辨其实就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形式主义批评。那么，我们就可以把中西方文论中的形式主义批评理论进行比较综合，从而构建现代文论中的形式主义批评理论。再如，西方文论中的格式塔心理学，格式塔理论中对整体效果的强调，与中国古代文论中强调意象的组接，文学作品中传神、飞动的境界实际上有着很大的相通性。

三、对传统文论的有关概念、范畴等进行梳理、界定，从而更好地融进到现代文论中来，这就是一个现代转换工作。关于现代转换，是一个仍存争议的话题，一方面，用“转换”一词进行表达是否贴切还值得商榷。如童庆炳先生就不大赞成用“转换”一词，认为使用“转化”似乎更妥。顾祖钊先生认为，在建设当代文论的背景下，进行人类的古今思维成果的对话与沟通，把古代文论中有活力的部分融入现代文论中，不是一种转换，而是一种再创造。在此，笔者姑且存疑，并约定俗成，仍采用“转换”一说。另一方面，对于“转换”的内涵或者说什么叫“转换”还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如有的学者认为，把古代文论的范畴原意阐释清楚，这种现代阐释就是转换。但是亦有可商榷之处。如一些范畴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语境中或不同文论家的运用，往往含义也是各有侧重。因此选择哪一种层面的意义来进行转换就是首先必须面临的问题。如“意境”这一概念，在诗学中王昌龄较早地运用了这一术语。他在其《诗格》中提出诗有三境：物境、情境、意境。王国维在其《人间词话》中提出了意境或曰境界的理论。两相比较，王昌龄所谓的“意境”侧重于“意”，而王国维则似乎更着意于“境”的营造，强调文学的客观再现意义。杨明：《关于意境的两点浅见》，载于《汉唐文学辨思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90—401页。那么应该用哪种层面的意义来界定使用“意境”这一概念呢？或者说应该在何种意义上把“意境”这一审美范畴引用到现代文论中来呢？这需要一个慎重的选择。又如“风骨”这一概念，到目前还没有定于一尊的解释。而且，古代文论中还有与风骨相近的概念，如钟嵘《诗品》提出的“风力”。那么，是用“风骨”还是用“风力”呢，也需要做出慎重的裁夺。古代文论中，“意象”更是一个使用频率较高的概念。在古代典籍中，意象作为一个术语，在不同的语境中，其所指称对象及含义也各有不同杨明：《古籍中“意象”语例之观察》，载于《汉唐文学辨思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402—439页。，用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则最早见于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神思》篇中所谓“窥意象而运斤”中的“意象”，有学者认为其内涵当在意杨明：《文心雕龙精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3—105页。，刘勰对意象的使用当渊源自《周易》，而我们现代有关文学批评中多从作品的形象、具体的物象等方面来使用意象一语，显然与其最初含义有所偏离。当代有的文学理论教材中往往把意象作为文学形象的表现形态之一来加以论述，也看到了意象的表意特征，但是，尽管如此，仍然是把意象归结为作品中的客观形象。所以，建构现代文艺学中意象的理论，务必也先有一个传统与现代对接转换的考量。这些都说明，所谓的现代阐释，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另外，既然是现代转换，最终目的是要古为今用。我们仅仅把古代文论中的一些概念、范畴阐释出来还远远不够，更为重要的是如何运用这些概念来阐释现代文本，解释当下的一些文学现象。还有的学者认为，对古代文论不能固守经典文献的原意，古代文论的范畴也可以注入新意，所谓“误读”现象也是一种创造。但是此种做法亦值得商榷。如果这样做，就会在本来就纠缠不清的问题上添加麻烦。与其借助于误读，为何不干脆直接去创造呢？如果只追求于误读，还不如不读。还有人认为，现代转换就是对古代文论的翻译。但是，如果仅仅满足于翻译的层面上，那么，古代文献中“文学”这一概念，就看不出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有多大的联系。文学指文章博学，古代典籍中文学的这一含义基本上是一以贯之的。因此，我们不但要做好字面上的解释，还要做出细致的梳理、比较与辨析。其他看法还有很多，在此不便一一列举，不过从上述诸说已可看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一项艰巨而漫长的文化工程。正如顾祖钊教授所说：“将中国古代文论资源开发出来，转换为现代文论，意义重大。当然，由于它产生于中国古代特殊的历史语境中，要说它们全部具有现代意义，那是不可能的，所以，须以现代文论为参照系，特别是西方现代文论为参照系，去挑选，去鉴别……古代文论的理论形态，许多还带有直觉的朴素的性质，在漫长的历史沿革中，又滚雪球式地被增添了或附加了许多派生的意义，几乎所有范畴都歧义丛生，有的已经面目全非。因此，古代文论某一理论、某一范畴在何种意义上进入现代文艺学，都需要极为认真地清理和定义，这种工作就叫作‘现代转换’。”顾祖钊：《中西文艺理论融合的尝试——兼及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4页。

三 传统文论与文论传统

中西融合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任务之艰巨并不说明我们在这方面束手无策，无能为力。首先要明确的是，中西融合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可能的。不管是古代文论家还是现当代的中西方学者，面对的都是文学这一现象，在对文学本质、文学规律、文学创作等问题的探讨上是相通的。这是融合与转换的前提。如在对文学创作的探讨上，传统文学批评的方式就分别有：从作品的解读入手，以意逆志，或直接借助于作家的创作经验，或从心理学的角度对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进行分析。相比之下，心理学的方法更具有可行性。文艺心理学成为探求文学创作规律的一门重要学科。然而在这方面，古代文论已经做出了许多富有成效的探索。如陆机的《文赋》、刘勰《文心雕龙》的“神思”篇等。那么我们在进行现代文艺学的构建时，就应该吸收古代文论中这些有价值的成果。

其次，前辈学者如王国维、郭绍虞、钱锺书等在这方面所做的诸多富有成效的探索也应使我们对这项工作充满信心。王国维的意境说，把过去从着重于表现的“意”转换到对“境”的强调，由表现到再现，对意境这一范畴的阐释显然包含有西方文论中关于摹仿与再现的文学思想。因此，可以说是中西融合与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一个典范。然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作为一个口号在1996年的开封会议上被提出以来，尽管我们一直频频听到了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呼吁，但是，综观近些年的有关论述，令人感到一种雷声大、雨点小的遗憾，摇旗呐喊固然很多，但实质性的操作却显得不尽如人意。今天，在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学术背景下，中西融合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更成为一种期待。因此，一些学者在这方面所做的探索工作更显得难能可贵，如童庆炳教授所著《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就是在古代文论现代转换方面做出的思考与尝试。该书“在确立如何看待古今对话、中西对话的诸原则，如何剔抉古代文论的学理资源，爬梳现代意义，以作为当代文论的有机成分等方面，提供了相当多可能的视角，给人以很多启迪”李平：《评童庆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在这方面，更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安徽大学中文系顾祖钊教授多年来在这方面脚踏实地，潜心探索，在对一些文论范畴如意象、意境的梳理分析上，做出了诸多颇具创见的成就。顾先生还用中西融合的学术眼光，提出了文学的三级本质观，并在此基础上，就当代文论体系的构建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思考。近年来，顾先生可谓是厚积薄发，围绕中西融合与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学术成果如专著《艺术至境论》《文学原理新释》《中西文论融合的尝试：兼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研究》《华夏原始文化与三元文学观念》等颇受学界关注并产生较好的学术反响。

正如钱中文先生认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将有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期、探索期和创造期。“预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新成果，使古代文论获得创造性的转化，同时，使当代文论的面貌大为改观”钱中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我们坚信，只要我们坚持不懈，经过一代代学者的努力，一个中西融合的文论体系终将会逐步地凸现出来。在这个文论体系上，我们的姿态是开放的，我们的特色也是独具的，中国文论的传统被很好地承传与转化，我们的传统文论并没有“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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