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论的历史境遇

中国古代文论，顾名思义，就是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文章的有关理论。从表现形态来说，其多集中体现于对有关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的具体品评当中，因此，对中国古代文论我们往往又以“中国文学批评史”称之。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程几乎同步，从20世纪初至今，中国文学批评史也走过了百年发展历程。百年来，中国文学批评史经历了探索、完善、成熟及壮大几个阶段，在今天，成为我们进行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建构的重要支撑。

一 一门新学科的出现

20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开始在中国传播，同时西方各种美学观点也被陆续介绍到国内。西学东渐，传统的学科分类也发生变化，在整理国故的学术运动中，传统文化经典遭受解体，一些新的学科随之出现，中国古代文论或曰中国文学批评即是其中之一。

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包括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写作、有关重要文论家的研究、文论著述的研究、文学批评方法的研究、文论范畴的研究、文论命题的研究等诸多方面，其中，文学批评史的写作更是较为集中地体现了这一学科的发展历程和研究成果。文学批评史的写作，可以说与这门学科的出现相同步，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学者开始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系统的研究。1925年，日本汉学家铃木虎雄出版了《支那诗论史》，被翻译成中文后改名为《中国古代文论史》，译本出版于1928年。该书虽然以史命名，但实际上是几篇批评文章的合集，还不能称得上是严格意义上的批评史著述。就国内来说，陈中凡先生于1927年写成国内第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尽管疏漏之处在所难免，但理论框架大体具备，显示了在这一学科建设中的开辟之功古代文论作为一门学科的研究起步，也有学者认为时间早于陈中凡写作《中国文学批评史》。如罗宗强、邓国光认为：“在中国，1914年至1919年，黄侃在北京大学开设《文心雕龙》课，对于古代文论的认真研究才算开始。”参见罗宗强、邓国光：《近百年中国古代文论之研究》，《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随后，郭绍虞先生在1934年出版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该书不但取材丰富，理论精深，而且还融进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被朱自清誉为“开创之作”，对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学科的确立具有奠定之功。与此同时，方孝岳、罗根泽也各自出版了自己在中国文学批评史方面的研究著述。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出版于1935年，为刘麟生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丛书”（后改名《中国文学八论》）八种之一。该书以四十多篇专论汇编而成，分为上中下三卷，所收文章按照所论内容的时代顺序排列，涉及对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诸多重要问题的考察，重点突出，有关问题的探讨颇为细致深入，足见作者用功之深。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版于1934年出版，内容从先秦写到两汉。到1957年第三版时，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写作内容已延伸至两宋。此书不仅资料丰富，体例上也有别于上述诸作，是融编年、纪事本末、纪传三体于一书的综合体。上述诸作代表了新中国成立前这一领域的最高成就，也奠定了这一学科的研究框架和文学批评史的写作范式。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写作总体上来说是沿着郭绍虞、罗根泽等人的研究思路做进一步的拓展延伸。而且，后出转精，优秀之作次第出现。除了郭绍虞、罗根泽两人各有新的文学批评史著述问世之外，朱东润、刘大杰、敏泽、蔡仲翔、张少康、王运熙、周勋初等亦相继写出文学批评史著述。其中，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篇幅巨大，资料丰富，且吸收了众多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中的最新成果，堪称到目前为止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集大成之作。可以说，通过近百年的探索实践，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门学科得以日渐确立成熟，以此为中心，对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相关问题的研究随之展开，如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关专著、专人的研究，有关文论命题、文论范畴的研究，有关文学批评形态的研究等。

总体来看，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建设及文学批评史相关问题的研究，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通过几代学者的努力，中国文学批评史基本上建立了以文学批评为考察中心的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脉络，对古代文论中诸多重要的理论命题、审美范畴、思潮公案及时代嬗变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考察梳理，学科体系也获得大多学者的认同，从而使得中国文学批评史成为一个独立学科并表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第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学科发展与古代文学的研究构成相辅相成的局面。古代文学的研究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材料支撑。中国文学批评史则为古代文学研究中诸如文学发展观念的演进、文学现象的发生、文学作品的鉴赏等问题的探讨阐释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三，中国古代文论也成为建构现代文艺理论的重要元素。与中国文学批评史一样，现代文艺理论也走过了百年发展历程。可以说，现代文论是基于马列文论、西方文论和中国古代文论三种元素而建构出来的新的文论传统。如果说马列文论为我们认识文学的本质提供了指导，西方文论为现代文论体系提供了借鉴参照的话，那么，中国古代文论则更多是在一些具体问题如文学风格、文学接受、文学批评、文学发展等的探讨上发挥了作用。

当然，尽管古代文论的研究成绩已较为可观，但相较于丰厚的古代文论资源来说，要做的工作仍是任重而道远。而且，就研究视角来说，亦有诸多开拓的空间。例如，传统的古代文论研究，除了文献的发掘整理之外，主要有立足于论家论著、命题范畴及有关史的梳理叙述等。这样的研究固然无可厚非，可以说是古代文论研究的基础，但是，也容易导致古今割裂，画地为牢，缺乏对古代文论价值意义的当代观照，不能很好发挥古代文论在当代文论建设中的作用。因此，对古代文论的研究，既要有基于历史语境的考察，也要有民族特征和历史哲学层面的审视与概括。在传统的批评历史的梳理的同时，还要有历史批评的研究。基于已有的文论传统，考察古代文论的体系特征，运用中西融合的手段，实现古代文论价值的现代转换。

二 古代文论的现代“失语”

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文化有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之别。就文化传统来说，是指近百年来形成的具有一定西学背景的文化积淀。就传统文化来说，是指从先秦到晚清几千年来所创造的文化资源。依此而论，中国文论亦有文论传统和传统文论的问题。传统文论，就是晚清以前所形成的中国古代文论资源。文论传统，当指晚清、五四以来所建构的文学理论。这一文论传统有别于传统文论之处在于，它是马克思主义、西方文论、俄苏文论、传统文论的混合体。总体上看，表现为明显的西方话语形态，与传统文论有着很大的断裂。

作为近百年来形成的文论传统，由于表现为与传统文论明显不同的言说形态，因此，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现代文论似显缺失自己的民族特色，一味追随西方话语而使得与传统文论的距离渐行渐远，在文论交流与碰撞中没有了自己的个性与力量。近些年来，一些学者也看到了中国现代文论的自我缺陷，关于传统文论的现代失语的争论也随之而生。

例如，曹顺庆教授就较早发文，明确指出中国文论与文化出现了“失语症”。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理论话语，而没有自己的话语，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文化表达、沟通和解读的理论和方法。就文学来说，在近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国文学研究几乎完全是用别人的解读模式来阐释我们传统的文本。现当代中国学者基本上认同西方话语，离中国传统话语已经十分遥远，近乎断根，患上极为严重的失语症。曹顺庆：《21世纪中国文论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东方丛刊》，1995年第3辑。另，邵建：《精神失语及其文化批判》（《文艺评论》，1994年第6期）也指出，中国文学乃至文化也表现出“精神失语症”的状况。显然，失语症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西文化剧烈冲撞，我们传统的文化情态遭遇破坏，在此背景下，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表现出对西方的一整套话语的借用，因对西方文论话语的过度依赖而失落自我，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独特话语系统，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曹顺庆：《文论失语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

曹顺庆等是较早对这一现象表现出警觉并发表看法的文论专家。但也一石激起千层浪，失语症一说的提出，也引发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其中，是否失语的争鸣一时成为文论界热点问题之一。认同失语的学者，其观点除上述之外，还认为失语症不仅是一种话语个性的问题，而且外来文论是不是适合我们本民族的文学经验也值得深思。陈炎：《走出“失范”与“失语”的中国美学和文论》，《文学评论》，2004年第2期。相反，不认同失语症的学者从多个方面对失语症的说法做出反驳：或认为失语症是否定了中国文论建设已有的成绩，是一种偏激之论；或认为失语症之论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表现；或认为失语症的说法显得绝对，中国文论并没有丧失自己的民族特色，传统文论的因素仍然贯穿在现代文论的建构之中；或认为失语症之论这种一味看重对话、优势甚至霸权的认识立场有失偏颇。其中，季羡林教授甚至认为：“患失语症的不是我们中国文论，而正是西方文论。”季羡林：《门外中外文论絮语》，《文学评论》，1996年第6期。更有学者认为，“失语”是个地地道道的伪命题。“失语的不是中国文论，而只是一部分中国文论研究学者，更多的也许是比较诗学学者。”蒋寅：《古典文学研究三“执”》，《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7年第3期。不认同失语症者，其观点无疑也有合理之处。实际上，在用西方文论话语对中国的文本进行解读时，我们并没有放弃我们传统的文学批评标准，如对小说主题、人物形象的认识分析等，还是着意于文以载道、正义与邪恶等方面的品评。由此可见，近代以来，中国文论的传统血脉并没有丧失。如果说有失语的话，也许可以理解为表象的语言形式。再者，就中国传统文论来说，在当下也不可能失语，一个民族的文论形式立足于其传统文化土壤，是灌注着民族精神的理论建构。因此，如果说当下我们的文论有失语症的话，“失语”也不是表现为所谓的言说方式，而应该是自我的理论建构。

可以说，中国文论是否失语，的确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不过，尽管在是否失语的问题上表现出激烈的交锋，但是，在失语的界定和内涵的分析上似显不够，从有关讨论来看，多把失语界定为话语层面上的问题，认为我们的文论在言说方式上效法西方，缺乏本民族的特色。换言之，被视为最能代表民族特色的传统文论的言说方式，在当代文论中缺席。以此而论，所谓的失语，就很容易让人等同于传统文论的现代失语。显然，这种理解界定较为表象和片面，从实际反响来看，也主要基于这种表象而片面的理解，导致了学界对失语症的探讨多集中于对传统文论当代价值的重估。这种探讨并非没有其价值意义，但是，对何为我们文论的失语还是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界定。笔者认为，与其说我们文论的失语症表现为言说方式乃至体系建构方面，还不如说失语症的真正症结是缺乏自我的理论创见，这种创见是观点与精神上的，是基于传统文论的土壤，在面对以白话文创作为主的新的文学现象时，所表现出的推陈出新。因此，在对何为失语做出界定之后，便可以对其内涵展开剖析。对哪些方面有继承，哪些方面有借鉴，哪些方面真的失语了，一一做出考察分析，而不是轻率笼统地做出我们文论失语的判断。

但是，客观地说，尽管有质疑，有争论，笔者认为，失语症的提出及有关争论，有着不可否认的积极意义。它实际上反映出中国当代文论学者对中国文论现状的审视、对历史过程的反思、对未来发展的期待，它提醒了我们对当下中国文论建设的思考。因此，如何建设或曰重建中国文论，成为学界积极探讨的话题。围绕这一话题，一些学者积极撰文，发表各自看法，较有影响者如曹顺庆、李天道、张荣翼、邓时忠《汉语批评：从失语到重建（笔谈）》（《求索》，2001年第4期），曹顺庆、谭佳《重建中国文论的又一有效途径：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5期），季羡林《门外中外文论絮语》（《文学评论》，1996年第6期），张少康《走历史发展必由之路》（《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曹顺庆、李思屈《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文艺研究》，1996年第2期），钱中文《再谈文学理论的现代性问题》（《文艺研究》，1995年第3期），朱立元《走自己的路：对于迈向21世纪的中国文论建设问题的思考》（《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顾祖钊《论中西文论融合的四种基本模式》（《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等。主要观点有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中西文论融合、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等。从这些主张来看，尽管建设中国文论的途径与方法各有不同，但有一点堪为共识，那就是强调了传统文论在文论建设中的意义。

三 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

就传统文论来说，如何发挥其在中国文论建设中的价值作用，有关学者亦各有不同看法，其中，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成为焦点话题有学者认为，缘于“失语症”之说而出现的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是一个具有很大误导性的命题，其误导之一是往往让人把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与中国文论的重建等同起来。可参见赵玉：《古代文论现代转换：一个误导性命题——对十年来“转换”讨论的冷思考》（《求索》2005年第12期），笔者较同意这种看法，本文所论，也仅是把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作为中国文论重建的途径之一来进行展开的。特此说明。。追根溯源，在1992年开封召开的中外文艺理论研讨会上，“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就被作为一个专门的口号提了出来顾祖钊：《中国文论：直面“浴火重生”》，《社会科学报》，2005年3月31日。。1996年，在西安召开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专题研讨会，可以说标志着这一问题正式进入学者视野。与会学者分别从转换的基础、什么是转换、转换的难点、转换的关键、转换的方案、转换的条件、转换的前景等方面进行了研讨。杨军：《“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研讨会评述》，《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自此以后，学界就不断有关于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论著出现，《文学评论》为此还开设了《古代文论现代转化》专栏，《文学遗产》2001年第1期发表《范畴研究三人谈》，蔡仲翔、涂光社、汪涌豪三位学者从古代文论范畴研究的角度，表达了对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思考。要之，十多年来，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逐渐全面而深入，并时常出现一些观点的交锋陈雪虎：《1996年以来“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讨论综述》，《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笔者以“现代转换”为关键词检索中国期刊网，1996年以来，即使去除与古代文论无关的文章，关于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探讨也有近五百篇之多。直至2005年，在这一问题的研讨将进入十周年之际，《社会科学报》发表由顾祖钊主持，刘飞博士采访，题为《中国文论：直面“浴火重生”》的访谈，钱中文、杨义、童庆炳和顾祖钊四位学者多着重从现代转换的角度发表对古代文论现代意义的看法，现代转换的问题再次引起学界关注。不过，尽管一些学者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提出了诸多建设性的意见，但亦有学者对这一命题提出质疑，因此，古代文论能否现代转换的问题，一时又成为争论话题。如蒋寅教授认为：“所谓转换，与失语说一样，也属于对理论前提未加反思就率尔提出的一个虚假命题。”“每个时代的各种文学理论都是在特定的文学经验上产生的，是对既有文学经验的解释和抽象概括。当新的文学类型和文学经验产生，现有文学理论丧失解释能力时，它的变革时期就到来了。概念、术语、命题的发生、演化、淘汰过程都是顺应着文学创作的。明确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关转换的讨论就难以深入了。一种文学经验的消亡，它所支持的文学理论便也随之枯萎。”蒋寅：《如何面对古典诗学的遗产》，《粤海风》，2002年第1期。但蒋寅此论亦引发学者反驳，如陈良运先生认为，这种看法“只把‘文学理论体现’看成单是‘反映一种共时性的认知结果’，忽略了文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更重要的是‘历时性’认知的成果，后人总结前人的文学经验，理论家总结作家的创作经验，从而形成可以‘指导未来的文学’而产生‘共时效应’的文学理论，而且这理论必然会‘抽象地谈论艺术本质’”陈良运：《古代文论的转换是虚假命题吗？》，《粤海风》，2003年第1期。。陈良运先生还就古代文论现代转换这一命题提出的意义发表看法：“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或转化，被提出的实质意义，首先在于动摇了外国文论（苏联的、西方的）曾长期独霸中国文论领域的地位，将古代文论引进当代文学理论家的视野，正式承认其为‘三个传统’‘三个资源’之一，半个世纪以来主流状态的文学理论不理睬古代文论的状态结束了。其次，提出了文学理论要有本国的特色，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天经地义的，有了古代文论转换的意识，无疑对‘中国特色’也就有了自觉的意识。”陈良运：《古代文论的转换是虚假命题吗？》，《粤海风》，2003年第1期。蒋寅和陈良运关于能否转换等问题的争鸣，各有自己的道理，姑且不论双方各自观点的合理程度如何，仅就争鸣的意义来说，进一步推动了我们对古代文论特征、如何看待古代文论的现代价值及文学理论的当代重建等问题的思考。

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作为一个热点文论话题，曾引起学界较大的关注与探讨，在一股热潮渐趋平静之后，冷静反思，笔者也不由得有几点感想。

其一，失语症及其现代转换的讨论进行了十多年，虽然相关学者们提出了诸多有独特见解与建设性的观点，但总体来说，却存在争鸣的逻辑前提模糊，因此出现自言自说的缺陷。例如，一些学者认为，建设中国文论，中国文论家必须要首先回归自我，从中国古代文论中确立自己的精神家园，清理中国古代文论资源，对古代文论中的文论范畴、命题等进行阐释与梳理，进行现代转换或者说以此为基础建构自我的话语体系，然后再回过头来面对西方文论，取其精华，为我所用，或者说进行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曹顺庆：《21世纪中国文论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东方丛刊》1995年第3辑）、《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文艺研究》1996年第2期）、《再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季羡林：《门外中外文论絮语》（《文学评论》1996年第6期）。这种文论建设的方法路径是否可行就值得商榷。首先是时间问题。何时能清理好中国古代文论，感觉工程巨大，任重道远。其次，社会发展到今天，世界文化的交流碰撞越来越频繁，这是不争的事实。在清理古代文论资源，建构我们民族特色文论的同时，是否就可以无视西方文论的存在？最后，五四以来，我们已有了近百年中西融合的文论传统，在建构我们的文论体系时，如何面对、处置这一百年传统，也是需要做出裁决的问题。在建设中国文论中如何处理百年文论传统的问题，有关学者亦发表看法，如钱中文先生认为，当代文论面临三个传统，即古代文论传统、西方文论传统和近百年形成的现代文论传统。只能以现实的传统起步，以现代文论为基点和主导，融合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建设中国特色文艺理论新形态。参见钱中文：《再谈文学理论的现代性问题》（《文艺研究》，1995年第3期）。因此，可以说，尽管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话题已被提出有十多年了，其间不乏争鸣与探讨，但实质的推进并不尽如人意。也许是出于对这种现象的不满，在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探讨进入十周年之际，《浙江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发表以《在中国发现文论》为栏目的笔谈，陈伯海、蒋述卓、曹顺庆、张末节、胡晓明五位教授发表看法，认为建设重于争论，对如何成功地建设中国文论更应给予重视，其用意当值得学界深思。

其二，古代文论资源是需要利用，几千年的文论资源，其对当代文论建设的意义不是因为大家都去说了才显得重要。但十多年来，都在摇旗呐喊，冲锋陷阵的倒不多见。有多少人真正安下心来去做现代转换的工作了？而且，当下学界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真正搞古代文论研究的人并不关心转不转换的问题，当然，所谓的不关心，是说不是刻意去表现所谓转换的意图。而主张现代转换的人其实并不致力于古代文论研究。其实，如果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说，古代文论研究中的一些成果实际上就体现出现代转换的视野，如郭绍虞、罗根泽、王运熙等学者编著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就多具有现代阐释的视角。由贾文昭分别主编、编撰的《中国古代文论类编》（海峡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和《中国近代文论类编》（黄山书社1991年版），更堪为现代转换的典型，两书就是参照现代文论中所谓本质论、作品论、创作论、发展论和鉴赏论的五大板块模式，分别从创作论、文源论、因革论、文用论、鉴赏论和作家论几个方面对中国古代、近代文论体系进行了现代重建，尽管两书是资料汇编的性质，但明显体现出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意识。不管怎样，既然要做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工作，就必须首先搞清楚古代文论的实际情况如何。对此，笔者较认同蒋寅教授的看法，蒋寅教授认为：“在如何转换还不能形成清楚的认识之前，能不能先将古代文论研究的立场和出发点转换一下？古代文论毕竟是古代文学的理论，首先是属于历史范畴的东西，我们在研究这份文化遗产之前，能不能首先将它作为纯粹的认知对象，而暂不问对现时有什么用。”蒋寅：《如何面对古典诗学的遗产》，《粤海风》，2002年第1期。蒋寅此论实看到当下关于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研究与当下文论建设中的问题所在，既然强调古代文论的重要价值，就应该首先深入古代文论的内部。关于现代转换的论争，问题不在于讨论能否转换，关键在于认真去研究古代文论的内涵，搞清楚古代文论的情况到底是怎样，如此才有资格谈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而不是仅就了解的一些皮毛之相妄下断语，空发一些高调的言论更是于事无补。

其三，关于何谓现代转换，其内涵还模糊不清，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兹先引部分学者看法以作考察。钱中文先生认为：“现代转换，无非是中外、古今结合起来。这样古代文论的发展是健康的。通过转换，一部分古代文论才能被激活。但转换是在对古代文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转换，然后用西方的或当代的一些理论来激活它。”顾祖钊：《中国文论：直面“浴火重生”》，《社会科学报》，2005年3月31日。童庆炳教授认为：“关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我认为应该用‘转化’一词，如徐复观解释兴，顾祖钊教授解释意象、意境、典型等，做的工作都是转化。所谓现代转化，就是用今天的语言去阐释，进入现代文论中来。”顾祖钊：《中国文论：直面“浴火重生”》，《社会科学报》，2005年3月31日。蒋寅教授认为：所谓转换，实质就是阐释。“古典文论只有经过阐释，才能与当代文论的话语方式沟通，才能为今人理解和接受。”“中国古代文论要走向世界，与西方文论对话，首先需经现代文论诠释”。蒋寅：《古典文学研究三“执”》，《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7年第3期。按：对于把“转换”作为一种理论建构主张，蒋寅教授认为，转换与“失语”说一样，也属于对理论前提未加反思就率尔提出的一个虚假命题。参见蒋寅：《如何面对古典诗学的遗产》，《粤海风》，2002年第1期。顾祖钊教授长期致力于中西文论融合的研究，他着重从此角度解读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我们从事的文论建设，其起点是对西方文论的问题及其与文艺实际的矛盾的思考，又由于五四以来我们的现代理论创造甚少，所以，目前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乃是搜索中国古代文论宝库，看看在中国古人的理论思考中，有没有可以用来解决当代问题的资料和因素。如果有，就必须将这些具有现代意义的古代文论的资料和因素提炼出来，从古代文论形态转化成现代文论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实现中西融合和理论创新。我想，这就叫作‘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顾祖钊：《中国文论：直面“浴火重生”》，《社会科学报》，2005年3月31日。顾祖钊教授认为，所谓“转换”，大约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对概念的清理与界定；第二，必须对古代范畴内涵和外延进行理性的梳理。顾祖钊：《中国文论：直面“浴火重生”》，《社会科学报》，2005年3月31日。

参照诸家看法，笔者认为，所谓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其内涵基本可做如下表述：中国传统文论资源十分丰富，它关乎当下具有民族特色的文论建构，但由于中国古代文论诗性特征所造成的诸多概念范畴意义的模糊性与多义性，在把这些概念范畴运用于当下文论建设时，首先应该基于已有的文论传统和现代言说方式对其内涵做出梳理、阐释和裁夺。这项工作艰巨而漫长。

其四，我们整天为我们的民族文化话语权表示担忧，但是我们有多少人致力于原创了？看看一些学者包括中青年学者堪称等身的著述，有多少是原创的？有多少能成为经典？现代学术，可以说基本上是阐释学方面的成果，或者说是述而不作，沿袭的是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传统，谈不上是真正的著书立说。其实，不仅我们当代的文论研究如此，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又何尝不是这样？当然，究其原因，则又需做多方面的考察，在此不做展开。

其五，参照有关学者的看法，笔者也认为，如果从古代文论的现代运用上谈具体的文论建设，古代文论的研究和现代转换可由如下几个层面入手。就研究来说，有三个视角：第一，文献学的研究。尽管已有诸多《中国文学批评史》做出的系统化研究，但是，大量的文论文献的整理还显得远远不够。中国古代文论的资源除了《文心雕龙》《沧浪诗话》《原诗》等专门的著述之外，还大量散落在经史子集的典籍之中，甚至呈现出一种零星式、碎片式的状态。搜集整理出这些文论资源，才能更好地考察每一历史时期文学批评的真实风貌，这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第二，共时性的研究。选取每一个个案，如命题、范畴、典籍、文论家、公案等，多角度地对其做深入剖析。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一个时代的文论都是基于当时的文学现象，故文论的考察研究要有语境意识。不论是主流的还是民间的，基于每个语境的文论其价值贡献也主要体现于那个时代。共时性的研究是古代文论研究中较为普遍的方式，这种研究具有客观性、基础性的特点。第三，历时性的研究。一方面要就古代文论的体系特征及渊源流变、历史承传等做出归纳演绎，贯彻学术研究的历史原则；另一方面，要古为今用，挖掘古代文论中有用的部分，通过现代转换，运用到当代文论的建构之中。要体现古代文论研究的当代意识。

就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来说，应具有如下几方面的考虑：第一，传统文论精神的转换。蒋述卓教授认为：“现代转换首先应该有一种思维方式的调整，有一种对当下文艺生存状况的精神回应。中国传统文论凝聚的是中华民族的智慧，我们首先应学会用中国智慧去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在进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时，由于古代与现代的文化语境已经发生转换，就应根据当下的需要，从继承古代文论的精神与思维方式出发，而不是简单地进行一种词语和概念的挪用，或者简单地用古代文论的概念、范畴去解释当代文论的现实。”蒋述卓：《多维视野中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因此，我们有必要从传统文论生成的历史语境出发，对传统文论的价值立场、建构方式及历史效用等做出考察评估，对当代文论的建设提供精神参照。第二，文论概念、范畴及命题的转换。这也是关于现代转换中涉及较多的问题，有关的尝试工作也多从这方面入手，如顾祖钊教授关于艺术至境的研究。但是，具体深入进去，就会感到这方面的工作繁复而艰巨。于此可参看汪涌豪《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文学遗产》2001年第1期刊载的笔谈《范畴研究三人谈》及蒋述卓、闫月珍《8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研究的展开与深入》等著述的研讨。第三，文论体系的转换。以文学批评为主要表现形态的中国古代文论，有没有自己的体系？学界对此的认识不一，不过，从有关学者的看法及有关研究来看，肯定的答案可以说占主要方面。如蒋述卓教授认为：“中国古代诗学是有自己的适合于抒情文学的理论体系与理论话语的。它以‘物感’为起点，以感情为核心，以心物融合、主客统一的意境为最高追求，串起涉及创作论、作品论、鉴赏论、批评论等方面的诸多理论概念、术语、观念和范畴。刘勰的《文心雕龙》当然是‘体大思精’的典范，是具有完整理论体系和一整套理论话语的代表作。”蒋述卓：《论中国古代诗学的原创意识》，《文艺研究》，2003年第2期。可以说，不仅是从宏观上可以考察中国古代文论有着立足于自我民族文化、民族心理的理论与话语体系，就一些重要文论家来说，也有着基于社会历史、文学现象和自己哲学思考的文论体系建构。当然，尽管存在，其表现又多是“潜在的泛体系或泛在的潜体系”陆贵山：《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问题》，《陆贵山论集（文艺理论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77—578页。。因此，必须从诸多观念命题、概念范畴等构成多层面而又复杂的关系中开掘和概括出其体系网络。陆贵山：《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问题》，《陆贵山论集（文艺理论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78页。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要基于现代文论传统，以中西融合为手段，发掘、梳理并审视古代文论体系，进行理论创新，把古代文论的转换作为构建中国特色文论体系的重要支撑。第四，古代文论话语方式的转换。中国古代文论中意象批评的方法和以诗论诗的表现形态，具象可感性和巨大的意蕴涵盖空间，也是其构成古代文论诗性特征的重要方面。应该说，即使面对现代的文学创作，这种诗性的话语表达仍然具有较大的适用性。但是，古今文论毕竟有着较大的话语方式的差异，我们现在的文论是基于以白话文为主的文学创作，如果再机械地沿用那种基于文言文创作的诗性批评方式，就难免会出现不合时宜的尴尬。但是，并不是说就因此可以抛弃这种诗性表达，我们认为，这种诗性特征也是建构我们当代文论话语民族性的重要依托。因此，面对我们现代的文学经验，固然要把古代文论中点悟式、评点式的话语方式转换为具有严密逻辑规范的文论表达，但是，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性精神，我们也要很好地继承与借鉴，把文论中具象的、综合的诗性元素，贯彻到以白话文为主的理论建构中，实现古代文论话语方式的现代转换。如此，也许就不会表现出所谓的“失语”。

四 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

长期以来，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就理论阐释来说，多表现为共时性的特点。例如，对某一种文论命题的研究，一般是就该命题提出的背景、当时的文学经验、命题的内涵及意义等方面做出考察。这种考察也可说是一种还原式的、考古式的研究。在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学科的建设还有待发展完善的今天，这种研究不仅无可厚非，而且还显得尤为必要。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学术研究的古为今用，发掘古代文论的现代价值也是古代文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就当代文论的建构来说，从古代文论资源中吸取精华，以中西融合为重要手段，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几成为学界多数学者的共识。因此，站在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核心的当代文论构建立场，对古代文论进行观照，是发掘古代文论现代价值并把它运用到当代文论建构中的基本前提。本文拟选取几个方面，考察古代文论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古今会通，进而显示其现代价值。

其一，社会历史批评传统的重要原则体现出古代文学批评的现实主义精神。所谓社会历史批评，即“强调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认为文学是再现生活并为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所形成的，因而文学作品的主要价值在于它的社会认识功能和历史意义”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65页。。就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来说，可以说这一批评传统贯穿于几千年的文学批评史之中。先秦时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记载的季札观乐的故事，堪为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完整的《诗经》评点。季札所谓“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等对《诗经》的评点，就鲜明表达了诗是政治状况的反映的文学观念。其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孟子的“《诗》亡而后《春秋》作”和“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观等，更是突出反映了先秦儒家诗学批评观念。汉代，儒家学者从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上对《诗经》做出解说，把儒家的文艺思想进一步系统化，从而使社会历史批评成为历代重要的文学批评模式。唐代白居易、宋代梅尧臣直至晚清龚自珍等，无不是以对社会的关怀作为评价文学价值高低的重要参照。社会历史批评不仅表现于对作品主题内容的价值判断，一些文论家也以此原则考察文学的历史发展。同样，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现实主义理论是其重要方面。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的著述中，尤其把现实主义作为创作的重要原则加以强调，如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中指出对工人阶级斗争情况描写的必要性，认为这“也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自己的地位”。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的要求等。因此，古代文论的社会历史批评和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现实主义要求，在其方式手段及价值旨归上都具有一致性，在哲学层面上，都体现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同样，这种批评原则对文学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我们看古今有些文学作品，无不与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有着不同程度的关联。

其二，“不废江河万古流”，古代文学批评体现了历史原则。中国古代文论中，对文学批评的态度问题，文论家不乏这方面的表达，其中尤为强调批评标准的客观公正和观点的包容。《左传·昭公二十年》所载晏子关于“和”“同”的辨析，《国语·郑语》中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声一无听”，《周易·系辞下》中的“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物相杂曰文”等观点，皆表达了政治文化中“和”的重要性。《论语·子路》中孔子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把“和而不同”作为君子修身的理念。先秦时期的“和而不同”的思想也影响到中国文学批评，成为后世一些文论家关于文学批评的重要观念。同时，客观辩证地进行文学批评也为多数文论家所强调。曹丕《典论·论文》从不同文体的风格特征及作家个性的差异角度批评文人相轻的做法，要求文学批评务必客观公正。刘勰《文心雕龙·知音》，亦是一篇文学批评与鉴赏专论，刘勰在曹丕、曹植、江淹等前代文论家论述的基础上，继往开来，对文学批评中有失偏颇、知音难逢的原因及客观公正的批评鉴赏方法做了充分的展开。中国文学批评中还表现出如何历史地看待文学价值和是否要因人废文的认识。在这方面，古代批评家无疑做出了良好的榜样，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二云：“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就意在反拨当时文坛轻率否定初唐四杰的做法，充分肯定初唐四杰的历史功绩，体现出杜甫作为一名批评家的看待问题的历史哲学眼光。文学史上，有一些作家人品不高，或者因时代遭际、学术思想等原因影响到个人消极的人生出处选择，站在传统儒家价值观念的立场上看，这些作家的人品行为就颇受批评质疑。然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家多能抛开这些因素，对这些文人创作的审美价值及历史地位做出客观公正的品评。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家，各有自己的思想立场和审美标准，那么，自然会有着各自的批评倾向。也正因此，文学批评中如何做到客观公正，贯彻历史主义的精神就显得尤为必要。当代文学理论中，对于文学批评，也关注到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性质。之所以如此，从批评对象上看，是与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本质相关。从批评主体及目的上看，批评主体的思想观念总是与一定的意识形态相联系，因而会带着一定的意识形态的标准进行文学批评。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文学批评，其意识形态特性与批评的客观公正品格并不矛盾。意识形态特性，是让我们对文学创作进行价值鉴别和倾向引导。客观公正，就是要多角度来考察文学作品，不因人废文，不以偏概全，同时要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包容，追求的正是历史主义的批评原则。而且，两者的结合，也才能更好地避免那种被金钱绑架、被利益驱动的商业式批评，解构经典、标新立异式的黑马式批评和党同伐异、文人相轻的学派式批评等不良倾向。于此可见古代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批评态度上的一致性。

其三，“唯陈言之务去”：古代文学批评的创新意识与美学原则。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就批评类别而论主要有三：以诗言志为中心的本质主义批评，以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为中心的社会历史批评，以文章类型、文体特征及其艺术表现的考察为中心的形式主义批评。其中，形式主义批评，从其内容来说，涉及文章类型的辨析，文体特征的考察，文章结构，用语，诗话、选本等批评形态的研究，赋比兴的表现方式，等等。比较而论，三种批评类别中形式主义批评更能反映批评家的创新意识和美学追求。例如，刘勰《文心雕龙·辨骚》评价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创作云：“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指出了《楚辞》在《诗经》之后所表现出的艺术创新。又《文心雕龙·通变》篇云：“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就文章写作的继承与创新做出分析，尤其强调了文章写作中求新求变的重要性。皎然《诗式》云：“作者须知复变之道。反古曰复，不滞曰变。若惟复不变，则陷于相似之格。”在诗歌的复古与新变问题上，皎然从唐代近体诗的创作成就出发，更表现出了倾向诗歌新变的态度。韩愈《答李翊书》云：“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又其《樊绍述墓志铭》云：“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韩愈论文强调务去陈言，词必己出，反对骈文之俗套。其求新求变的理论主张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古文运动的发展。正是在这种观念影响下，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中唐古文写作，在思想内容、遣词用语等方面能别开生面，独树一帜，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新的古文传统。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创新理论，究其实质，反映出古代文论家对文学审美境域的不断追求与开拓意识，它体现的是中国文学批评中的美学原则。作为文学上的审美境域，包括有文学、用语、声韵、结构及意境的创造等诸多方面。基于这种批评中的创新意识和美学原则，对于作家来说，就是要求他们在文学的审美境域上不断开拓创新，以显示其作品的审美价值。除此之外，审美境域的开拓也是除了社会历史批评之外评价作家创作时代意义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标准。站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立场来看，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创新意识和美学原则，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的历史——美学的标准正有着高度的契合。1847年，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中论及歌德作品时提出了美学历史的批评标准。1859年，恩格斯又在《致斐·拉萨尔》的信中指出：“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把美学的历史的观点明确为文学批评的最高标准。所谓美学的观点，即从文学本体出发，关注文学本身的审美价值。而作为历史的观点，并非仅指历史的真实，强调文学批评要以历史哲学的眼光关注文学的社会价值、历史地位，张扬人类理性，显示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美学的历史的批评标准，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巨大的涵盖空间，也综合了诸多批评方法的长处，体现出较大的包容性和开放度，对如何正确开展文学批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可以看出，传统文论与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创新意识与美学原则上的贯通，也说明了进行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自有可行性依据，也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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