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实践的桥梁与终极关怀
科学实践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哲学的重要观点,也是核心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人文精神与历史精神,正是在科学实践观搭起的桥梁上勾连贯通,最终生成一种全新的、统一和谐的理论体系。
一 科学实践观的提出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马克思、恩格斯赞扬他把人理解为现实感性的人,但是批评他没有从实践出发去理解人和感性,而是把宗教的本质当作人的本质。因此,费尔巴哈只是在主观上把他的哲学倾向于实践,是离开实践的理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页。这段引文奠定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理论基础,以人的实践活动来界定主体。主体不再仅止于被动地接受客体信息,而是在认知中分离出“自我”,主体不断通过反观自我获取新的认识,明确“自我”的主体对客体对象的认知也逐步递进。“说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的本质即自己的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说一个东西是对象性的、自然的、感性的,就是说,在这个东西之外有对象、自然界、感觉。”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68页。人逐渐在实践经验中建立自身的心理图式。在认知同化和顺化的过程中,将对对象的理解建立在主体经验的基础上,开始注重人的历史实践及感性活动,多次修改原有图式以渐渐适应并达到认知的平衡阶段。马克思把人的实践活动作为人与世界平等对话的途径,肯定人的实践主体性及革命性,作为生存在社会中的人来说,人要不断突破,不断创新,最重要的就在于改变。要让现存的社会更加完善,就要在实践中主动实际地反对一切现存的不符合社会发展的事物。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在改变自然中改变着自身,环境与人是相互作用的,我们需要批判那些只认同环境改变人而不讲人改变环境的片面的唯物主义论。人通过实践实现对自我本质力量的确证,在此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关于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命题。“劳动作为一把征服自然界和不断揭示人的心灵世界的钥匙,日益扩大着人和自然的接触,改变着自然的面貌,在自然的躯体上打上了人的印记,使自然成为一种‘属人’的存在,成为人的身体的一部分,即成为人们的‘无机的身体’。”陆贵山、周忠厚:《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2页。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是物质生产活动,劳动使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人类社会化倾向日益明显,逐渐成熟的社会属性最终使人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人类社会,由人所主导的社会化实践一方面扩大着人与自然交往的广度和深度,一方面促进人类社会自身的进步。
马克思从实践的角度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指出唯心主义美学中将意识和精神作为理解事物的出发点,而不是从人的实践的方向去认识人和世界的错误观点。马克思说“劳动创造了美”,这样说既承认了世界的现实性,又肯定了人的创造性。人们首先亲近自然,然后通过劳动制造出现实世界中的精美物品,在认识和创造这些物品之前,人类无一不是靠着探索和研究将它们的共同属性——“美”呈现出来。马克思从实践的观点上提出的美是美学史上的一次根本性变革,也让我们加深了对美的认识。此外,马克思还提出“人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这是对“劳动创造美”的延伸,将人、劳动和美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人在劳动中不仅创造美还能认识美,探知美的内在本质,根据这些内在规律和本质去创造其他美的东西,人在对象身上所感受到的个人的审美能力也是由劳动而产生的。可是这并不意味着美都是劳动所创造的,劳动创造的也并非全是美,比如宇宙星辰,我们认为它们是美的,可是在人类生成之前它们就已经存在了。虽然有很多“未人化的自然”,但人们还是要通过实践去认识这些美的事物,让它们成为精神领域中的审美对象。自然成为人们创造美的对象,也成为人们认识美的对象,即审美对象。人是社会性的,那么人创造的美也是具有社会性的,也就是说,人与人创造的对象都是社会的产物,或者是具有社会性的人在实践过程中将社会性传递给了他们所创造的对象身上。因此,对象也具有社会属性。“假定我们作为人进行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就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我们的生产同样是反映我们本质的镜子”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7页。,从这两句话中我们可以知道,人的生产就是人的本质对象化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创造的产品和“创造”这个词所表现出的劳动既是对自我的赞扬,也是成全他人需要的一种行为。创造者能够感受到创造过程中以及创造品被需要的愉悦和享受,也可以让需求者得到相符合的物品的满足。同时,我们的本质即人的社会性,在劳动中被体现出来,创造者和需求者都能得到对创造品的赞赏的感受,也就是说,双方都有一种对创造品的审美感受,而这种审美感受也被人的社会性所“传染”而变得具有社会性,因此,审美感受拥有了社会性。“人在生产劳动的基础上建立了人对世界的实践关系,同时建立了人对世界的审美关系。”陆贵山、周忠厚:《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7页。可见,我们可以得出“劳动产生审美感受”的结论,生产反映出人的本质,文学也是一种生产,描写的就是“人学”。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对美的需求以及人们认识美的范围也在扩大。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随着劳动而开始的人对自然的统治,在每一个新的进展中扩大了人的眼界。他们在自然对象中不断地发现新的、以往不知道的属性”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512页。。这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的生产和人的社会性的关系的理解。不难看出,这其中也表现出强烈的人文主义关怀。
马克思坚持认为人才是生产的目的,人的能力的发挥一定是在实践的范围之内,在当前社会能力所及之内,不能超出或者忽略实践去谈人的潜能的发展。马克思心目中的“人”在生产实践的进程中,能力能得到无限的全面的发掘与发挥,既能支配外在客体自然,又能支配内在主体自然,这不仅与康德的“人是目的”不谋而合,而且有力地印证了存在于其理论中的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在实践的桥梁上会合统一。
二 实践性的社会批判
随着人类社会实践推进到高级阶段,人越来越明显地察觉到自身面临的主要阻力不是来自自然界,而是来自人类社会。人类社会发展进入“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作为“人”的对立面的社会异己力量越来越强大,人的主体性在物的压迫下渐渐消失,金钱、权势等物开始统治人、奴役人,私有制使劳动和人发生异化。马克思、恩格斯坚决驳斥资产阶级鼓吹生产活动以财富最大化为目的的观点,并且提出人是最后的目的。马克思从唯物主义出发批判黑格尔对人的本质做出抽象化、颠倒的理解,把宗教和黑格尔的哲学都视为对人精神的异化。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把人和人的肉体分开来,认为人的肉体只是个人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和“材料”,而“精神”才是人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实现劳动和人类社会实践最后的目的,即发展人自身,必须着力改造人的外部社会环境,改善社会教育状况。对社会教育问题的探讨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最具战斗性的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在社会现实层面高举人文关怀的伟大旗帜,坚决地捍卫人的权利和尊严。
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中最重要的属性,马克思、恩格斯向来主张从社会属性方面去理解“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指出:“‘特殊的人格’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70页。在此理论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全面、深刻、细致的反资本主义教育观点和具有人文关怀的新的教育观点。就理论对象而言,马克思、恩格斯的教育人文关怀直接指向受“非生产劳动阶级”剥削以致在异化劳动中畸形发展的生产劳动阶级(主要是无产者)及其子女。马克思、恩格斯强烈斥责工厂主野蛮剥夺工人阶级及其子女受教育权的行为,深切同情在雇佣劳动制度中遭受野蛮摧残的劳动群众,特别是妇女和儿童。其相关著作的字里行间里无不显示着他们浓郁的人文主义情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现实使工人阶级子女丧失学习机会,即使有幸接受教育,也在资本主义狭隘意识形态和僵化的教育方式的影响下饱受摧残,个性的自由和初始的创造精神受到压制和破坏。他们害怕工人阶级及其子女主体意识上的觉醒,害怕他们的批判精神威胁到雇佣奴役制度的稳定与安宁,因此,在他们的教育领域中,资本主义的阶级偏见被极力灌输,驯服意识被恣意宣扬,工人子女在狭隘卑劣的价值观念中被潜移默化地熏染。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般:“资产者唯恐失去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把人训练成机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9页。在这种思想的长期统治之下,面对残酷的资本奴役,对工人们来说“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消极忍耐与逆来顺受。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用铁的事实揭穿了隐含在资本主义教育价值中的虚伪说教,揭露了当时资产阶级教育服务性的真相。资本主义教育虽然经常标榜人文关怀,以人为本,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实质上却以物为本,漠视人的价值,使人堕落为资本增值和异化消费的工具。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现状侵害工人族群生存的权利,也是资本主义社会人受物奴役的深层根源之一。
马克思、恩格斯深入探寻这种教育体制和状态的起源,他们发现植根于一定社会经济基础的教育必然会受其制约与支配,教育的不公平源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不公平。社会基本经济制度自身人文根基的丧失和人文精神的衰败导致社会教育领域人文关怀的缺失。因此,只有借助对一定社会的生产体系和经济关系的研究,才能科学地阐释社会教育在人文精神上遭遇的困境,从而找到合理有效的解决途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以攫取超额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急速推进社会的两极分化:一极是富人资源的占有和财富累积到达极点,另一极是穷人劳动的损耗和生活的贫困被推向深渊。认识到这一点后,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个被现代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推入苦难深渊的社会劳动群体表示了深深的同情,并热切期望着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武器来与这种社会趋势相对抗。先进社会思想的传播可以提高工人意识,促使工人奋起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人的社会进步意识的觉醒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推动旧有的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发生变革,进而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阶级奴役,最终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正如他们所言:“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4页。自文艺复兴和法国启蒙运动以来,人们越来越加强对人以及人的进步的关注。启蒙运动的目的就在于使所有人都受到教育,让所有人都享有知识,把知识的传播当作是件神圣的事情。人的本质的彰显就是知识的熏染使他成为一个人。人是社会的产物,也是教育的结果。
落实到社会实践层面,马克思、恩格斯教育观点的主要内容集中在童工受教育权的问题上。恩格斯曾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写道:“如果读到一件件的野蛮得残酷的事情,读到孩子们怎样光着身体被监工从床上拖起来,手里拿着衣服就在拳打脚踢下被赶进工厂,他们的梦魇怎样被拳头所驱散,他们又怎样在工作中呼呼睡去,一个在机器刚停住的时候就睡去的可怜的孩子怎样在监工的吆喝下惊跳起来,闭着眼睛重复平时的操作;如果读到累得走不回去的孩子们怎样躲藏在干燥室的羊毛堆里睡觉,只有用皮鞭才能把他们赶出工厂……那么对这个以慈悲心肠和自我牺牲自诩而实际上却不惜以任何代价来装满自己钱袋为唯一目的的阶级难道能不感到愤怒,能不感到憎恨吗?”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53页。资本主义大工业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但处于社会底层工人族群在异化的、非人道的长期劳动中畸形发展,贫困迫使许多儿童离开学校进入工厂工作,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劳动阶级”,这种极端的社会现象也曾引起某些统治阶级社会改良人士的关注,但他们的观点仅仅针对的是儿童的劳动条件和教育状况等表层现象,就其中一些极不平等的现象提出保守的改良性建议,却不曾深入思考这些表层现象的深刻根源,无力动摇当时的社会秩序,因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弊端。马克思、恩格斯满怀强烈的人文关怀思考着工人阶级及其子女的受教育问题,他们力图从社会变革和教育变革的辩证关系方面着手探究并改善他们的教育境况。这不仅是马克思、恩格斯自身崇高道德情感的体现,更是他们深化对“人”的本质的思考,通过这种有针对性和价值追求的思考活动,他们最终将“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理论又向纵深推进一步。为此,他们提出了很多关于保证劳动群体受教育权的行动措施。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所有的儿童,从能够离开母亲照顾的时候起,都由国家出钱在国家设施中受教育。”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0页。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对这一权利的最终保障主要有两点:一是要推动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一是要加强法律方面的保障。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的彻底解放以及“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他们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所以在教育方面,他们倡导能够促使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新教育。
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的人文精神突出表现在,把教育作为实现人的主体性,解放人、发展人的巨大推动力量。他们强烈期盼着通过彻底消灭私有制来使人成为自由发展的人。他们不像过去以及当时的人本主义那样抽象而空洞地探讨人的主体性,也不像普通教育家那样仅从师生关系的视角讨论人格平等,而是在一定社会关系里,具体讨论人的主体性。特别是结合给人的发展带来深重灾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精辟地分析了教育在唤起无产者历史主体意识过程中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其可行性途径,深刻揭示了教育在推动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培养自由个性,激发创造精神,促进人及社会关系全面发展等方面产生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教育问题的批判性思考以及对理想社会教育境况的憧憬,都充分彰显着历史意识与人文情怀,对我们完整而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艺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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