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中的历史精神与人文精神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否定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的观点曾盛行一时，西方学者萨特曾提出马克思主义学说存在“人学的空场”，指责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生产力等因素的过度侧重导致“人”的群体性失落。即使在中国，对马克思、恩格斯人文精神和它的当代价值的讨论也众说纷纭，其中不乏怀疑和反对的声音，部分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隐含着忽视人的个体价值和主体精神的危险。通过重读马克思、恩格斯经典原著，我们发现上述的观点都难以成立。马克思、恩格斯人学理论强调要将“人”放到社会关系中考量，从个体与整个族类的辩证关系中，探讨问题的根源与实现路径。他们并非不重视个体价值，也并非不重视人的自由和个性解放，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的自我实现和人的自由解放怀有更热忱的期盼，这些都基于唯物史观基础上“以人为本”的人的主体性思想。

一 “人”的本质的理论确认

对主体人发展问题的探究，使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个体的发展与整个族类的发展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他们认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页。整个族类的发展、社会文明的进步为个体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制度保障与条件，故而个人的发展状况最终取决于整个族类的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发展程度。基于对人类整体发展的关注，马克思主义要求一切社会历史活动都必须在根本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需要，这样才有利于人民群众“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发挥。关于“人”的思考覆盖了马克思经典著作的全部，也贯穿着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历程的始终。他们的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水乳交融，焕发出经久不衰的智慧之光。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中，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是两个重要的精神维度。具体表现为对“现实的”“具体的人”的关注和对客观历史本体的追问。马克思主义以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为刻度的价值坐标系，在稳定的横向共时层面上维系和关怀着“人”的生存，在流动的纵向历时层面上推究历史过程的演进意义。唯物史观在这种交互式的价值评判体系中凸显出精神张力，其中蕴含着对社会历史进程中人的本质的体认和思悟。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页。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过去的历史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唯心史观和旧唯物主义都轻视乃至忽视了主体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传统历史主义对主体人的历史作用的认知局限，使人类历史哲学长期陷于精神运动统摄物质活动、形而上的抽象理念取代客观价值实体的怪圈，在处置物质与精神的历史作用问题时常陷入两难的境地。例如维科“二元世界起源”论仍认为人以及人类历史从根源上是由上帝创造并推动而来的。“只有创造者本人才能理解自己的历史”的逻辑隐含着历史神学和不可知论的认知障碍，这源于“上帝”的介入，个体人无法破除这一重障碍。由是，彼岸世界的光辉引领着历史主义学者走入“历史神学”的邪径，在这条道路上主体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位置被隐蔽了。对唯心史观和旧唯物主义共同的缺陷，马克思有非常深刻的洞见。他谈论以黑格尔和兰克为代表的“客观历史学派”时提出，作为一种非科学的历史唯心主义思想体系，黑格尔将“绝对理念”作为世界历史过程的原动力和掌控者，所谓的“客观”不过是精神和自我意识的客观呈现；兰克将总体性归于上帝，认为“只有上帝才了解世界历史”。马克思对此做出堪称猛烈的批判，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页。。人类历史是“物质的历史”，历史源于人类自身的生产和交往活动，即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马克思以此为基础，拨开长久以来笼罩在社会历史进程中“人”身上的迷雾，将人在历史中发挥的伟大作用发掘出来，以“人”为关注焦点的历史——人文精神维度率先在历史哲学领域掀起革命的浪潮。

同时，对“物质的历史”的回溯为历史精神维度的展示奠定了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将他们的理论视角转向此岸世界，着力于历史现代性的探讨。他们承袭黑格尔对人类历史的前进性的肯定这一思路，首先肯定了人类在古典时代走向现代过程中物质文明的发展成就。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进步持肯定态度，由衷称赞有着进步性的、乐观价值内涵的现代历史，肯定创造出大量物质财富的资本主义社会为人类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但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又开始强烈批判着资本主义的罪责：“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4—275页。表面上看，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现代性的论述中似乎隐藏着康德式“二律背反”的思维逻辑，实质上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观的两个维度——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交互运动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既重视历史的发展状态，也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当人的观念阻遏历史的发展时，他们主张通过社会革命，改变人的生存环境，推动历史转折和社会进步。……当历史状态和社会情况压抑人的生存和发展时，他们又倡导人文精神，提振人文关怀，反对现实生活中的鄙俗气”陆贵山、周忠厚：《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页。。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中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的活力就在于此，一方面对于历史现代性的积极进步予以肯定；另一方面对这种历史推进所导致的人的主体性丧失的事实予以谴责。这种对历史现代性又批判又肯定的态度是人文精神与历史精神两个维度交相叠合的展现。在冷静客观地审视过现代历史的两面性后，马克思、恩格斯做出科学的评判：在伟大的社会变革面前惨痛的代价不可避免。现代化的大工业发展的确有其充满野蛮血腥现象的一面，但与此同时它也以强大的力量粉碎着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枷锁，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前进之路扫清障碍。为此，人类单个个体以至整个族群所承担的痛苦和在激烈的对抗中遭受的苦难，都是为了推动整个族类的发展与前进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在资本主义这个极权社会，资本家占有更多生产资料的绝对优势使他们享有更多的人权，也因此造成人与人之间等级的分层。在生产力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对于那些受益者，即资本家和企业者，他们会因满足物质上的需要而不去抵抗这种生活，安于现状，不求自由，不再想另一种生活方式。然而对于受害者，即劳苦大众而言，生活物质的需要得不到满足，在否定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同时做出顽强的抵抗，寻求另一种较为公平的新的自由的生活方式。这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原因，也是人类迈向全面自由发展的动力。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大势不可阻挡也无可避免，只有奋不顾身地超越历史现阶段，不断地经历“否定之否定”，向有着理想性前景的新文明推进，人类才有光明的未来。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全局视角是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的，他们跳出了单个人或者特定阶级之间的利益纠葛圈，眺望到惨痛牺牲背后整个人类的进步。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现代性的肯定正是对整个人类发展的肯定。

二 唯物史观的两个维度

马克思、恩格斯历史观以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两个维度，架构起一种庞大的历史主义学说——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哲学领域的最大贡献，唯物史观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科学历史观的诞生，从而在历史哲学领域建立起“人”的价值探讨空间，并以此为理论基点开启探讨人的本质的历程。

在历史哲学领域内主体人地位的确立，为马克思、恩格斯人学理论的核心建构奠定了基础。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页。从社会历史层面的角度审视“人”，是马克思、恩格斯人学理论的首要特征，也是其区别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学说的重要特性，在人学的历史沿革中，马克思主义人学扬弃西方传统人文主义学说的内容，与社会历史现实相结合，由此产生出“人”的本质理论。

历史上，自古希腊时代的智者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之后，人文思想在西方文明演进过程中薪火相传，绵延不绝，直到近代，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学说仍提倡普世的人文关怀，空想主义学者孜孜不倦地研求人和社会的解放之路。然而在马克思之前的人文思想者，在以唯心史观为理论基点的人学观引导下对人的本质的探讨，多囿于对抽象的、孤立的、非历史性的“人”的概念的考察，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割断了人与实践、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人与人的联系，导致“人”的抽象化。与旧人学理论相比，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文精神也具有理想性和现实感，围绕追求人的理想和实现人的幸福而展开，并关注人的价值诉求，追求人的自由、平等权利，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性。但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文精神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理论视野焦点在人与社会的统一而不是停留在“单个人”身上，理论属性具有超越一般的普遍性，理论方法上以超历史性和历史性取代抽象性和具体性，价值取向上突破工具理性的限制而完成价值理性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人学理论突破性地变革了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其理论的关注焦点是“现实的”“具体的”人，这就与人文主义传统的观点迥然不同。这个“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页。，他认识到人本身作为一种生成性的存在，在社会历史中逐渐发展及完善其本质，并且直观自己。人的本质的完整实现可以看作是人基于某种需要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所进行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因而马克思指出人本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诠释全面超越了西方狭隘的人文观点，是对马克思、恩格斯人学理论“以人为本”观念的价值面貌的揭示，这一观念最突出的表现在于人的本质理论中的需要的观点。“在现实世界中，个人有许多需要”，而“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需要是社会物质生产的原动因和原动力，因而也是社会历史的源头，“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8—79页。。人的需要归根结底是整个社会的需要和愿望，个人需要质变，整个社会也需要质变。人的需要受到社会的控制，不管这种需要是否满足了自己，也不管自己是否感到自己得到了满足，这种需要都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需要。这种需要的满足一方面刺激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进步和政治经济上的变革，使劳动人民的生活有了足够的保障。因为作为个体的人的需要，在现实上追求生产力的发展是理智的，也是必需的。而另一方面，作为整个社会的总的需要，这又是非理智的。因为在一定程度上，生产率的提高对于人的自由和能力的发挥是破坏性的，个人越依赖于社会，社会对个人的控制范围就越大，个人能力的发挥就会受到限制，就会在很大程度上产生“抑制性需要”。人的需要在其价值上看，可分为积极需要与消极需要。这其中，具有积极作用的各类需要有利于社会进步和主体的生存和发展，能够确认、实现和丰富人的本质力量；而消极的需要则危害社会和主体的自身发展。主体人正是在对积极需要不懈诉求和对消极需要不断克服的过程中发展着自身。人的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漫长过程：积极需要不断生成—满足—再生成—再满足，永无止境－。这一过程常常采用隐性或半隐性的方式，因而在积极需要获得满足之后，人的发展才会具象到现实层面。

在对人的需要进行确认和阐述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将目光投向处于动态发展中的人。马克思、恩格斯人学理论向来把“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视为人发展的最高目标，这一设定将个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有机地统一起来。人的全面发展即是每个人由于多样化积极需要的满足而实现多方面潜能的充分发挥，核心是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从根本上说，这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高度发展为先导条件的。人自由发展则要求每个人根据自身需要而自觉、自愿、自主地发展人的本质力量。从需要的角度来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的人的全面发展主要是就需要及其满足的广泛性而言的，“自由发展”则主要侧重于需要满足方式的自主性。人多样化本质力量的发展塑造自由发展的人，越趋向自由发展的人必然衍生出多样化的本质力量。“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推动人类社会向更高的社会层次迈进，最终到达马克思、恩格斯视为人类社会最高层次的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摆脱自然控制后日益社会化的人致力于改造客观环境，外部自然和社会环境也返归影响着人，这种相互作用使人作为对象性存在物处在能动与受动的对立统一之中，使个体与群体的发展、人与人类族群的联系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日益紧密，其各自发展之间不断涌现出富于流动性的双向影响。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的发展过程中隐藏着“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质的飞跃，“必然王国”是“自由王国”产生的前提条件。“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26页。只有经历此岸的物质生产过程，完成社会财富的积累，才能够在此基础上实现对人的需要的满足，进而达到超越必然性的彼岸世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论证必然形态向自由形态转化的方式时，马克思提到，“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26—927页。。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发展的思考始终以“人”为起点，最后回归于“人”，理论上对人的本质确认最终落实到实践中对人现实境况的关切，“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27页。。

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的本质理论的确认和阐发，进一步显示出人的主体性地位，也为以“人”为主体的科学实践观的创立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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