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反思

当下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问题的研究，应深度挖掘马克思主义原典形态，并充分体认文艺实践的时代吁求，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创新。从这一意义上讲，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的反思，是建构更具学理性和实践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题中之意。长期以来，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袖话语多有诠释，而对学术话语的深层反思相对不足。对学术话语的忽视抹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形态的丰富性和多元发展，显然不符合理论发展实际，更无法应对文艺实践的时代吁求，更何谈理论创新和大众化走向？

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中，新时期以来学术话语的理论成长表现出它独有的时代特征和理论自觉。一方面，较之于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政治的意识形态色彩淡了，科学研究的价值立场逐渐形成；另一方面，随着国外各种理论思潮的涌入，加之文艺实践领域百舸争流，各领风骚，如何进行多种资源的重新整合以应对来自文艺创作的理论需求，成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基于此而形成的文艺理论形态为当下中国化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参照。另外，这些研究所留存的理论缺口和对时代吁求的体认偏差，恰恰是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的起点。笔者集中从审美意识形态论、文学人学论和艺术生产论三大理论形态来窥探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整体状貌，从审美特性的凸显和人文精神的复归两个角度来考察这三大理论形态，这不是说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在这两个方面已经做到极致，而是说建立在审美特性基础上的富有人文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应该以充分考察新时期理论形态为基础和前提。

一 关于“审美意识形态论”

长期以来，在“物质决定意识”这一理论前提下，文学反映论在对文学本质的追问中占据主导地位，对社会现实的客观反映成为文学价值的唯一诉求，其工具论色彩相当明显。这一对文学审美特性的漠视显然不符合文学自身的规律，也不利于文学的健康发展。正是在这一理论语境中，钱中文于1984年提出了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认为审美的本性才是文学的根本特性。而后童庆炳发文支持这一观点，并把文学定义为“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世纪之交他又提出“审美意识形态应该作为文艺学的第一原理”。王元骧对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实践论意义进行挖掘，并把人学观点与意识形态观点结合起来，认为“人学本体论”与“文学本体论”的恰合是审美意识形态论走向完善的一项重要工作。

审美意识形态论把文学的审美性看作其根本特性，突出文学艺术的独立性，对于长期以来的文学反映论来说，起到了纠偏的作用，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价值，产生了很大影响，被称为中国的“审美学派”。然而矫枉往往过正，如果说“审美特性的凸显”是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特色，而恰恰这一点遮蔽了马克思主义所优长的社会历史维度。这样一来，只见人不见历史的文学状貌在政治主题和意识形态的改造等历史性表达中往往是无力而苍白的。在这一“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的理论阐述中，“没有看到对文学与政治关系和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应有的和必要的理论表述，没有看到怎样通过审美来改善、优化和加强意识形态和文艺的意识形态性的理论阐释”陆贵山：《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年，第389页。。

审美意识形态论所引起的论争集中于对这一理论的表述和与马克思主义原典形态的关系方面。在其反对声音中，最为突出的是董学文。他反对把文学的本质看作“意识形态”，而认为文学是“意识形式”。他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在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意识的整体样式。作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总体结构中的功能性存在，“意识形态”显然是具有总体性特征的抽象存在，其“性质以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思想观念为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它们可以称为‘意识形态的形式’”董学文、李志宏：《“泛意识形态化”倾向与当前文艺实践》，《求是》，2007年第2期。。董学文认为审美意识形态论把“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识形式”的混同表述，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并认为作为意识形式的“审美”与作为“思想体系”或“观念系统”的“意识形态”二者的结合有明显的欠缺。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他把文学界定为一种特殊“社会意识形式”的产物，或一种语言中的特殊“社会意识形式”。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笔者以为在如下方面仍需要进一步思考。

首先，对“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究竟作何理解？审美意识形态论者不否认文学具有意识形态性质，但是就文学的存在形态而言，与哲学的抽象形态断然有别，其独特性正在于审美特性，文学的意识形态性是审美特性的一般表现。如此说来，董学文所批评的文学意识形态定义的错位不是审美意识形态论者所立命的。正如钱中文所说：“20世纪80年代提出‘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逻辑起点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审美意识’。”钱中文：《对文学不是意识形态的“考论”的考论》，《文艺研究》，2007年第2期。这样一来，对“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理解造成了文字上的困难。一方面，钱中文反对把其理解为“审美”加“意识形态”的硬性拼凑；另一方面，他又多次论述文学的审美性和意识形态性，在最早提出这一观点时也将其表述为“审美的意识形态”，这是矛盾的。另外，对“审美意识形态”此一词组的理解，提出者和拥护者一再强调要对其进行整体把握，而不能理解为偏正结构，可是，这一理论的强制接受方式显然不符合汉语的理解习惯，无论如何拆解和重组，审美性和意识形态性都是文学的客观存在，如何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呈现二者的文学辩证法应该是审美意识形态论所应努力的方向。

其次，审美意识形态能否作为文学的本质？我们知道，“研究艺术、认识艺术的最主要之点是要注意艺术本身的特殊矛盾，即构成艺术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殊本质。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重要任务”朱立元：《历史与美学之谜的求解》，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第324页。。把审美意识形态视为文学的本质，也就意味着“审美意识形态”此一特征能够将文学与非文学区别开来，这种区别不仅仅是对艺术性的考量，而且应该把文学放置于艺术门类的角度。如果说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而雕塑、绘画、音乐等其他艺术门类是不是审美意识形态呢？钱中文认为，“把艺术视为‘审美意识形态’，这种提法并不科学，主要是在艺术中，有的门类如建筑、雕塑和绘画，当然具有审美意识形态的色彩，但并非审美意识形态”钱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1页。。这里对这个问题的阐述是语焉不详的。实际上，“审美意识形态”是所有艺术的特征，而非文学所独有。无论是“审美性”抑或“意识形态性”，甚至“审美意识形态”，都是艺术的特征，而非本质特征。由此看来，近年来文学理论界反本质主义浪潮把其矛头指向审美意识形态论也就不足为怪了。当然，所谓的反本质也不是否定文学的本质存在，更不是把文学研究指向一种虚无，而是反对对文学现象的单一、绝对的本质规定，认为文学的本质是多元和立体的。就是说，“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并非文学研究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大法”，而只是从某一视角出发所得出的关于文学性质的结论。那么我们是否还要究极文学的本质？这种本质又会是什么？在这一问题上，解构主义的思维方式无疑为我们解决当前所面临的理论困境提供了一种思路，因为“它以文学的不可重复性解构了文学理解的单一性和终极性，使文学自身的属性得以在理论层面重新复活”赵宪章：《〈文学理论入门〉序言》，载于卡勒：《文学理论入门》，李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

当然，对文学的审美性如何强调都不过分，只是文学研究应该是开放性的、多层面的。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发展和完善，必须由文学审美的单一向度走向文学研究的多向度。根基于“文艺本体论”的文学研究，也应该把“人学”纳入其理论视野。这是因为“‘人学本体论’不仅为‘文艺本体论’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还可以通过两者的对话而走向有机的统一，并使我们评论文艺作品有了坚实的客观真理性的标准”王元骧：《对“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再反思》，《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对文学的人学属性的探索，在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中呈现出它独有的风貌。

二 关于“文学人学论”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往往强调文学的政治工具色彩，其内含的人文精神被压抑和抹杀。文学研究中“人”的缺席显然是对文学本身的戕害。正是在文学反映论大行其道的年代，钱谷融反对把文学的目的任务规定为揭示生活本质、反映生活发展规律。他于1957年发表了《论“文学是人学”》的论文，指出文学应该以人为目的，以描写人为中心。随即遭到批判，文学的人学主张被压制。直到新时期以来，“文学是人学”被重新讨论并掀起热潮。钱谷融所说的文学中的“人”是具体的在行动中的人，其活生生的、独特的个性替换了文学的阶级性图解。

“文学是人学”体现了人在文学中的中心地位，也揭示了文学与人的双向的生成关系：“一是文学向人的生成，一是人向文学的生成。”这种双向生成，既是人的文学主体性地位的确立过程，也是文学在属人的世界中的对象化过程。“前者构成文学的审美性质，后者构成文学的审美样式。”李劼：《文学是人学新论》，广州：花城出版社，1987年，第123页。当然，李劼这种对“文学是人学”的审美化揭示也未必得到学界全部认同，毕竟“文学是人学”命题从文学的内容出发，对其文学成其为文学自身的理论探索是远远不够的。钱谷融的人道主义文学观强调人的存在及其情感对于文学的根本制约作用，把文学看作是人的存在的一种表现方式。可是，这样一来，“在人道主义意义上大写的‘人’走到前台时，文学反倒退隐到幕后去了。或者说，文学在摆脱为政治服务时，又蹈入为‘人’服务的工具性窠臼，其结果，受损的依然还是文学自身”吴炫：《中国当代文学观局限分析》（下），《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文学是人学”观点彰显了人，但忽视了文学自身的特性，是一种片面的深刻。然而，它并未因其审美性的缺失而偃旗息鼓，反而激发了人们对于文学主体性探讨的热情。

刘再复最早提出文学研究应该把主体作为中心刘再复：《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文汇报》，1985年7月8日。，并从创造主体、对象主体和接受主体三个层面来论述文学的主体性。在《论文学的主体性》的长文中，他认为人的主体性包括实践主体和精神主体两个方面，根据这一思想原则来考量“文学是人学”命题，认为其深刻性即在于在文学中恢复了人的实践主体地位；但是仅仅作为实践主体的张扬是不够的，“文学是人学”“要承认文学是深层的精神主体学，是具有人性深度和丰富情感的精神主体学”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文学的主体性的思想核心在于人的创造性，不同于文学对现实的反映，这种文学的创造力更加突出对现实的否定和超越，“（对现实的）超越性是主体性的一种本质规定”杨春时：《谈文艺的充分主体性和超越性——兼评〈文艺学方法论问题〉》，《文学评论》，1986年第4期。。由文学的主体性衍生出的文学对现实的超越意义，已经把“文学是人学”命题中文学与人的外部规律转化为文学的内部规律。较之于“文学是人学”所主张的人的存在与情感对文学的制约，“文学的主体性”论者更为强调尊重文艺自身固有的规律。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文艺的主体性、超越性力量，文艺才能获得强大的生命力”白雪明：《评陈涌〈文艺学方法论问题〉》，《当代文艺探索》，1986年第4期。。可以说，文学的主体性论争把人的主体性自由与文学自律的内在规定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一发挥恰恰是对“文学是人学”命题中审美性缺失的补救，而这一思想也暗合了西方美学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关于人的主体性追求与艺术自律之间关系的思想脉络。

虽然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非常丰富，但是在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中，长期以来学界只注意到“史学观点”和“美学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更为注重的是文学的社会-历史视角研究，对文学的人学内涵的揭示和阐发是远远不够的。正是在这一学术空间中，陆贵山的马克思主义文学人学观表现出了理论探索的人文关怀和时代感。

陆贵山首先对马克思主义人学体系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他着力阐明了文学的人学特质，并在与新人本主义的比较互鉴中，挖掘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人文精神。他立足于恩格斯所提出的“历史的”和“美学的”艺术批评标准，结合马克思主义所一贯坚持的人学立场，认为其“史学观点”中内含着“人学观点”；并认为鉴于文学的属人特质，应该彰显文学的人文精神。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他建立了由“史学观点”“人学观点”和“美学观点”构成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系统。以此为理论依据，“把文艺的本质理解为社会-历史本质、人学本质和审美本质的辩证统一”陆贵山：《文艺理论与文艺思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页。。他认为三者的有机结合构成了文艺的“系统质”，以此来观照文学现象，既有别于纯粹的审美主义文论，也不同于疏离社会历史的人本主义文论，更与那种“只见物不见人”的庸俗社会学、庸俗历史学和庸俗政治学划清了界限。朱立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43页。面对文学人学论容易产生的审美性缺失，陆贵山强调，在坚持“史学观点”和“人学观点”研究的基础上，“应当特别突出和强化对文艺自身的审美属性和特殊规律的研究”，要“增强文艺理论的特殊规律和审美属性的当代性，……以熔铸成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关于艺术规律和审美特性的观念系统和理论框架”陆贵山：《文艺理论与文艺思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0页。。这是难能可贵的。

总之，文学人学论的理论探讨及由此引发的文学主体性论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中人文精神的复归，为我们当下探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人文价值取向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参照和丰富的思想资源。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挖掘中西文论思想中的理论资源，结合“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开拓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人学研究的新空间。具体说来，新时期文学人学论在以下两个方面需要进一步阐述。

首先，当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人学理论建构应充分挖掘德国浪漫美学理论资源。康德完成了向主体转变的哥白尼革命，把人放在美学研究的中心位置。席勒一再强调艺术在人的解放中的重要作用，把艺术的落脚点放在人的自由上。自由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词汇，马克思主义一直为“自由自觉”这一人的类特性的复归而努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正是抓住这一共同点建构起颇具张力的文艺理论形态，主张文艺的独立自主，但营造审美王国并非他们的最后旨归，而是通过艺术的自由实现人的自由。当然，人的自由要靠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总体的社会历史进程才能实现；但是，以人为价值取向，而又不泯灭艺术的本性，这对当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人学理论形态构建很有借鉴意义。

其次，结合新时期人学研究和文艺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的“人”的内涵进一步厘清和丰富。钱谷融认为文学描写的“人”是活生生的、具体的行动中的人；从马克思主义原典出发，历史观点所内含的人学观点必然是社会中的人。这两者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新时期的文学取向也经历了从宏大叙事向小叙事和边缘叙事的转变，新写实主义和私人化写作对历史的刻意规避，对人的生存状态的细致描写，这其中文学所描写的“人”的概念为当下文艺理论的人学理念的建构提供了文学史的参照。显而易见，无论是理论建构还是文学史取向，都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就意味着，文学意义上的人既是活生生的人、具体的人，而不能是概念化的人、被历史所遮蔽的人；又应该是历史中的人——参与历史进程、推动历史进步的人。

如果说对人学理念的充分展示和理论认同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取得历史突破的重要契机的话赵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人学理念的当代意义》，《文艺研究》，2009年第6期。，那么，在新时期文学人学论研究的基础上，应进一步挖掘古今中外的人学资源，建构能够应对当下文艺实践的人学构架。具体说来，在实践中，“美学观点、历史观点、人学观点”的统一应该作为文艺批评的价值原则与精神向度。

三 关于“艺术生产论”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界曾就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问题展开讨论，形成了一批卓有深度的理论见解。进入新时期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日趋成熟，艺术的市场化已是学界无可规避的时代课题，艺术生产论成为理论研究的一大热点。董学文《“艺术生产”理论的美学方法论意义》等系列论文、何国瑞的《艺术生产原理》以及诸多学者关于“艺术生产论”的研究专著与论文，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原典的深度挖掘，还是从建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出发的宏观考察，抑或对文化产业的兴起提供理论支持，都在很大程度上夯实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也留存了很多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的理论思考。

马克思在其经济领域的规律性发现是其思想建树的重要方面，由经济领域的生产原理所衍生的艺术生产理论自然也应该回归其社会生产结构系统方能把握其内涵。在马克思那里，社会生产由物质生产、人口生产和精神生产组成；精神生产可再分为发明性精神生产和发现性精神生产。相对于以政治经济学为代表的发现性精神生产，艺术、宗教、实践-精神属发明性精神生产何国瑞：《艺术生产原理》，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2—33页。，正是从这一归属关系出发，艺术的实践意义和特殊性便可在其理论谱系层面得以彰显。就艺术生产的特殊性来讲，作为对世界特殊的掌握方式，其社会性和个体性之间的张力呈现了这一命题的丰富性。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再回归马克思的言说语境就会发现，马克思虽然是在物质生产决定精神生产、政治经济学层面上研究商品条件下艺术生产的一般规律，但却是在批判私有制对于精神生产的自由性与个体性的制约性的意义上研究艺术生产问题。汪正龙：《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多重内涵、当代发展及面临的挑战》，《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7期。由此可见，“马克思的艺术生产具有三重内涵：物质生产制约下的精神生产；资本主义商品条件下的一种生产；自由的精神生产”汪正龙：《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多重内涵、当代发展及面临的挑战》，《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7期。。

正是艺术生产所内含的丰富性和理论张力，使其在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构建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时间，大有以艺术生产论取代传统的文学反映论和意识形态论，重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范式之势。”朱立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43页。的确，以“艺术生产”为支架所建构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更为强调文学活动的过程，通过对艺术生产、消费和接受的整体流程的关注，一方面，可以更清晰地展现艺术产生的社会因素，体现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较之于艺术反映论，它更突出了艺术活动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更加符合艺术自身的规律。正如董学文所认为的，把“逻辑起点”确定为“艺术生产”，“就可能组织起一个符合历史规律、符合时代需要的动态、有机、有延伸能力的文艺学理论体系”董学文：《文艺学当代形态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5页。。

在消费社会理论语境下看待马克思的艺术生产论，可以发现其现代意义和超前的预见性。汪正龙：《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多重内涵、当代发展及面临的挑战》，《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7期。特别是当下，我国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提升民族的文化生产力，艺术生产论无疑为之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以艺术生产论为理论基础的文化产业研究，业已成为文艺研究中一个新的理论生长点，表现出勃勃生机。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指出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艺术的产业化和批量生产为文化的普及提供了物质前提。艺术的“精英化打造”成为过往，文化消费不再是高不可攀的奢侈行为。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艺术生产的商品化倾向对文学艺术和人类精神家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生产性作为艺术的一般生产的属性，在后现代境遇中被强化了，意识形态性和审美性却淡化了。支宇：《后现代主义境遇中的艺术生产》，《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2期。马克思早已对此提出了警告：艺术生产与商品生产的合谋，会使它越来越失去艺术性质。如若混同于商品化的雇佣劳动，艺术生产失去了艺术独立存在的合法性，不再是特殊的精神生产。

结合现当代文化批判理论的思想资源及当下文化产业的发展概貌，最让我们担忧的莫过于文化产业中艺术生产的商品化价值取向。把艺术作为商品来生产和消费，一切以商业利润和娱乐快感为导向的运行模式，把艺术中的人文价值取向挤到了被遗忘的角落。这时，低俗化和快餐化成为文化产业的主色调，人们在消费主义的文化享用中也只是“一笑而过”。正是在此时，挖掘中外古今的人文精神理论资源，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中的人文精神复归脉络，不仅出于对文化产业负面影响的补救，更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者的时代责任。

除以上重点剖析的几方面的理论成果外，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者还在其他问题上有了很多突破。如包忠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合力论为哲学基础来构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等等。在美学研究领域，承继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而在世纪之交开展的“美的规律”的论争，重新回到马克思的言说情境中去讨论“美的规律”的主客观性问题。实践论美学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在新时期得以发展和突破，出现了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论争。进入新世纪之后，朱立元结合实践美学已有的理论成果，借鉴现代西方哲学的存在论思想，提出了实践存在论美学。他试图挖掘马克思思想中的存在论因素，改变了认识论美学的追问方式，更为凸显美学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切。这一思想引起了一系列论争，显示了新世纪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争鸣景象。

此外，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症候分析更是值得深思的。在历次论争中都有学者指出回归马克思主义原典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概念的辨析上力图准确和全面。在此要着重提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正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缺少的东西。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其重点在说明社会而不在批判社会。重点在批判异己而不批判自身”季水河：《走向多重资源整合——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创新与资源整合》，《理论与创作》，2004年第5期。。在这一点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对于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具有非同寻常的借鉴意义。但是，我们不能简单武断地把“否定与批判”归为深刻，而把“肯定与歌颂”看作浅薄与矫情；要把批判看作创新的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赵凯：《高校马列文论教学浅议》，《理论建设》，2009年第3期。

综上，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进程表现了审美特性的凸显和人文精神的复归两大特征。对审美特性的强调，是对艺术本性的科学指认，更是对当代文艺实践的理论探索；而弘扬人文精神则标识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价值指向，进一步地，“人学理念与人文精神的回归，丰富和提升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思想内涵与学理优势，使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参与当代文艺运动的实践成为可能”赵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人学理念的当代意义》，《文艺研究》，2009年第6期。。也正是如此，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人学理念的深度研究，充分整合古今中外人学资源，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文价值取向，结合当下文艺实践，建构更具人文关怀和审美意识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形态，业已成为新世纪呼之欲来的理论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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