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时代创新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已历经一个世纪，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包括“领袖话语形态”与“学者话语形态”在内的中国化或曰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已经基本形成，并且在与中国当代文艺实践的结合中，日益呈现出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形态所必然具有的时代开放性的特色与民族大众化的价值取向。当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使命还远远没有完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形态，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个不断发展开放的理论形态，它必然要在解决中国当代文艺实践的具体问题和文艺理论自身发展中，不断走向创新、成熟与科学的完善。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如何实现时代创新始终是一个问题。无论是实践验证还是思想解读，都存在着由不尽自觉到逐渐自觉，甚至是捉摸不定、反复无常的思维与阐释状态。这种现象的存在，当然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的思想与政治生活中极端社会化与极端政治化的倾向有关，这也许是中国的思想家与理论家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内难以获得思想自由与理论自律的不可逾越的障碍。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种现象的存在，与我们自身理论研究的局限性甚至错误的方法论也有着难以推卸的关联。由此，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原理与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结合起来并实现时代创新，就必须正视与解决这样一些根本的并带有普遍性的问题。马克思说过：“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发现问题并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先声。

第一，我们要科学发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原理的核心价值，从而科学构建中国化进程的学理基础与逻辑框架。应该看到，至今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核心价值仍然缺乏整体性的认识与把握。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艺术与美感的起源问题、文艺发展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问题、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与艺术典型问题、文艺创作的倾向性与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历史悲剧的创作以及悲喜剧的界定等，都有过反复且不乏深刻的解读与剖析；我们也根据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关于理论体系的建立是基于“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样一种观点，去试图建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理论体系。但对于这种理论体系的出发点是什么，这种理论体系中能够凝聚与统摄各种问题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继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理逻辑是什么，却始终没有一个基本明确的共识，这就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精神向度与价值取向的科学定性带来困难。

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恩格斯更是明确而直接地来概括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的精髓：“除了从《共产党宣言》中摘出下列一段话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的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科学性存在于完整性之中，因此其核心价值取向与逻辑学理框架，是以人的自由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为主旨的人文精神与历史精神的有机融合。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因素与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文艺理论界“见物不见人”的庸俗社会学与机械反映论形成风气，人们习惯于把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简单地理解为是对一般历史流程的肯定与对一般社会现象的认同，并且像经济唯物主义那样，把经济活动看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的决定因素。在文艺评判中则习惯于把社会历史标准作为衡量文艺的唯一依据。于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本来面目与完整形态横遭遮蔽与扭曲，被突出与强化的往往是为某种功利主义所阉割的局部论述与特指观点。譬如说，关于人的本质的概括，人们只知道“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不知道马克思在其他著作中也论述过“自由自觉是人的类的特征”等；关于艺术与美感的起源，人们只知道“劳动创造了美”，并且只是简单而武断地将这里的“劳动”诠释为人类早期的物质生产劳动，而不去追究“劳动”本身蕴含着的极为丰富的人性内涵与历史成因。对于恩格斯所提出的“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文艺批评标准，被关注与被强调的也只是文艺与社会历史的关系，而文艺与人的关系则被视若禁区。这些失却了人文精神的所谓历史观念，只能沦为“跛脚”的理论，“跛脚”的理论是非完整性的，因此也是非科学性的。

在马克思看来，任何社会历史活动的第一前提都是人，我们不能把社会历史活动作为抽象的东西与人对立起来，“人作为人类的经常性前提，也是人类的经常的产物和结果，而人只有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正是在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实践中去考察文学艺术。文艺作为人类掌握世界的方式之一，必然负载着历史因素与人文关怀，因为任何一种审美理想或审美趣味都与特殊历史阶段人类的生存状态与文明程度息息相关。作为对文艺在人类历史生成意义中的价值判断，其核心仍然不能摆脱作为审美实践活动的主体的人，离开了人的鲜活的感性世界的活动，抹杀了审美主体在人类整体历史活动中的自由而独特的精神追求与审美自律，一切文艺的“历史观点”都会走向历史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反面。对人的生命意识与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对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关系的思辨，对人的自由解放与人类社会全面进步的理想表述，都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人文精神与历史精神的辩证互动与有机融合，两者不可偏废，对非人文的历史精神，或对非历史的人文精神的片面强调，都会造成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核心价值的偏离，导致作为一个科学的完整的文艺理论学说价值内涵与价值功能的缺失，影响与消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人类文艺实践历史发展的推进与提升作用。

人学理念与人文精神在新时期的理性回归，明确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价值，丰富和提升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思想内涵与学理优势，这不仅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当代构建与当代创新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选择了一个思想突进的切入点，也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参与当代文艺运动实践的思想优势与理论张力凸显出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当代推进，如何与当代世界发展的主要价值取向相一致，如何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精神向度相一致，其根本的思想连接点，就是“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与实践指向。人文精神与历史精神的融合，本身就显示出人文精神是历史流动的产物，它既是理想的，又是现实的，其价值内涵也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人文精神尤为表现出时代发展与面向人民大众的鲜明品格。

第二，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时代创新，必须自觉而理性地整合多种思想理论资源。恩格斯说过：“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说：“永恒真理的情况也是一样。如果人类在某个时候达到了只运用永恒真理，只运用具有至上意义和无条件真理权的思维成果的地步，那么人类或许就到达了这样的一点，在那里，知识世界的无限性就现实和可能而言都穷尽了，从而就实现了已经计数的数不尽的数这一著名的奇迹。”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近一百年的时间里，世界范围内的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都获取了巨大与迅疾的思想推进与知识增长，世界主流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实践，也都发生着纷繁复杂的时空置换与观念颠覆，特别是在所谓现代性转型与后现代性遭遇的思想语境与知识谱系中，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科学推进中，去构建一个真正对中国当代文艺实践与社会实践具有强势真理影响作用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逻辑系统与学理框架？其中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乃是通过思想筛选与学理整合，使多种文艺思想资源在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框架内和谐共生，并且由此衍生与创造出多维多元知识综合的优势，衍生与创造出能够坦然面对当代文艺实践的新的话语形态、新的命题形式与新的阐释结论。这种科学推进与时代创新的多种思想资源整合，不仅表现在概念范畴上，而且还表现在思维方式与文化精神上。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学理延伸与批评实践，不可能是静止的、封闭的，呈现出一种孤立自存的状态。西方各种文化思潮中的积极正面的因素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成分，都应该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中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这里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理念、人文精神的历史传承与社会主义社会强调“以人为本”构建和谐文化为线索，来探讨这个问题。

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人本思想，是建立在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基础之上的。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面对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所带来的人的异化状态和社会的精神危机，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代表人物圣西门、傅里叶、欧文等，就试图建立一种能够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制度，并把他们所设计的理想制度称为“和谐制度”或“和谐-自由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除了批判这些论述的空想性质外，同时对其中的消灭阶级的对立、提倡社会和谐的理念也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这是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主张。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理想社会的建立，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现实条件下的私有制，是造成生产关系对立性质的根源所在。因此，对私有制的扬弃是实现真正和谐社会的历史前提，其中就包含着人类在社会实践中从对立斗争到和谐自由的推移、转化与发展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正是在综合与汲取了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中的合理因素，并分析与克服了其历史局限性与理论缺陷后，创立了自己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它不仅描绘了理想美好的未来社会，也指出了实现这一理想的现实与历史途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句话就深刻概括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观念。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核心价值与终极关怀，也是我们当下强调“以人为本”、构建和谐文化的出发点。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以人为本、追求和谐，是人类生命活动与社会实践活动的终极追求，同样也是人类精神活动的最高价值取向。与西方诸民族的文化精神相比较，中国传统文化就其民族性而言，是追求人性与人生和谐境界的文化。在处理事物矛盾关系的态度上，中国古典哲学强调的更多的是对立面之间的渗透与协调，而不是对立面之间的排斥与冲突。儒学的最高范畴“仁”就是一种寓含着人与人之间亲善协和关系的精神境界。孔子的“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劝诫，可以看作是孔子理想社会风范与理想人际关系的信条；孟子倡导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强调的是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性；宋代张载最早使用“天人合一”的命题：“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西铭》）“天人合一”表现出古代哲人对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高度关注与终极关怀。同样，中国古典美学自孔子始，就强调美与善的和谐统一是审美的最高境界。孔子对《韶》乐的评价是“尽美矣，又尽善也”。孟子从事物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出发，对美的内涵做出界定：“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此外，从儒家中庸之道哲学派生出来的审美标准——“中和之美”，更在中国古典美学研究中占有突出的位置。“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这种强调情理平衡与和谐的审美趣味与审美标准，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影响是深远的。当然，追求和谐并非追求同一。中国古典哲学中包含着“和而不同”的朴素的辩证法原理。《国语·郑语》记载了史伯的话：“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并说：“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和谐包含着多样性与差异性，“相济相成”与“相反相成”都同样体现了生活与艺术的辩证法。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道两家学说，既有离异的一面，又有互补的一面。老庄尽管避弃现实，却并不否定生命。他们以崇尚自然与效法天地作为人生命活动的基本准则。与儒家不同，道家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超功利的无为关系，他们对人性人生和谐的追求，更多的是表现在人的内在精神的层面。他们企图以“道”来消解社会的阶级差异，弥合人的肉体与精神的失衡，以恢复个体精神的自由与和谐。“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八十章》）老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尽管具有“乌托邦”的性质，但其中表现出的宽容处世、自由平等的精神指向却值得肯定。庄子所倡导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与自然天地平等的和谐的理念，是道家哲学的根本命题之一。

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大厦，当然不是在一片废墟上建设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近一百年的历程，实际上也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与当代转换同步，即使在当前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形态的构建，也理应是中国传统文化合乎规律的历史传承与时代创新。当然中国传统文化并非“铁板一块”，还应该看到传统文化在当代转换中不可或缺的梳理、甄别甚至是批判剔除的思想与理论担当。譬如说儒家文化中“君王为本”的专制主义色彩与道家文化中“效法天地”的自然主义倾向，与体现自由与创新为前提的现代人文精神的价值选择，还存在着相当深厚的历史隔膜。

同样，西方文论与西方美学发展中的诸多人本主义思想与和谐理念，也同样会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科学推进与体系构建提供丰富的思想养料与理论资源。西方思想文化发展中的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脉络是泾渭分明的。应该说一切真正理性主义哲学的精神指向，都是追求自由、和谐与统一。西方古希腊的朴素辩证法（作为辩证法思想发展史上的第一个形态）的奠基人之一的赫拉克利特就曾断言：“一切皆在流转，对立物互相联系互相转化。”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述中也表达了质料与形式、个别与一般相统一的观念，当然，他只是在可能性中而不在现实中肯定对立面的统一。毕达哥拉斯学派根据“数”的原则来剖析美，认为美在于“对立因素的和谐统一；把杂多导致统一，把不协调导致协调”。康德美学则是在鲍姆加登感性学的基础上，以想象力作为感性与理性联结的中介，重点分析人的审美心理机制，力图使感性与理性统一起来。而黑格尔则是“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产生以前，辩证法精神在黑格尔的哲学中第一次得到了自觉与系统的表述。黑格尔依据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以艺术美的理念为中心，致力于在人的精神世界去实现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类生存与艺术审美的辩证原则与历史精神，也正是从黑格尔“否定的辩证法”等思想学说中汲取理论营养，并经过科学的批判与合理的“扬弃”而得以形成。但与黑格尔等不同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学说认为否定之否定而达到真理的基础，不能完全概括为人的客观精神与自我意识，而主要是人类主体的“自由自觉”的社会实践。

西方现代以来以非理性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文艺理论与美学研究（如语言转向、文化转向与历史转向等）存在着对历史与现实、规律和法则的解构与颠覆的非历史主义倾向，带有明显的盲目超前的性质，他们在“否定僵硬的压抑人的旧理性的同时，竟连同有益的蓬勃着生命活力的有价值的理性思维传统、科学的认知手段以及对历史规律和人生真谛的把握，都一起抛掉了”。这些都与有着鲜明的理性主义与理想主义特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表现出价值与向度上的背离与差异，但其对于破除僵硬的“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为当代文艺与美学研究开启一个多元共存、求同存异的思维格局却颇有帮助；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生态主义美学、新历史主义批评等理论派别所关注的如何化解“文化工业”兴起与传统文明危机、科技发展与自然保护、人文情感与社会理性、人性诉求与历史规律的矛盾关系等理论命题的探讨，对于当代人文精神的建构，对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丰富与完善，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思想参照与理论借鉴的意义。同时，以多元整合取代单一改良，以整体探索冲破学科壁垒，从单一而陈旧的文艺社会学到文艺心理学、文艺经济学、文艺传媒学；跨学科的学理探索与跨学科的理论建构，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理论形态真正趋向丰富性与普遍性；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的有机融合开启了行之有效的科学途径。

第三，紧密联系当代文艺运动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科学推进并真正获得时代创新与走向大众化的根本途径。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一个鲜明而突出的特征是实践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关注的是通过人类的社会实践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实践性同样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最根本的特征，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得以存在与延续的最重要的推进力。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在当代的实践程度，就取决于其满足于当代中国文艺实践的需要程度。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19世纪中叶的伟大发现掌握于当代中国人民大众，就是理论的时代创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能否为当代人民大众所掌握，根本的问题，就是看其对当代中国文艺实践能否具有令人信服的解释力与引领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命题与重要范畴，就是对人类文艺实践的丰富经验的总结，是对优秀的文艺遗产的合乎规律的继承与发展。同样，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形态的构建，一方面是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去分析当代文艺现象，指导当代文艺实践，另一方面又在与文艺实践的对话中，去丰富与完善自己的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只有自觉融入人民大众的文艺实践中，并接受实践的检验，才能最终实现时代创新与大众走向的最终目的。

当代中国文艺实践面临着两个重要的时代语境：一是社会历史现实与人的思想观念的变化所带来的人的审美尺度、审美趣味与审美方式的变化；二是多样化的文艺理念与文艺模式等的影响、冲击与挑战，尤为值得重视的是思想与理论上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遭遇以及社会与文艺实践中的新媒介、商品化与大众文化趋势。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给予科学解答的。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发展，由于人学理念与人文精神的理性复归，由于对文学审美特性的应有关注，由于对文学的艺术生产性质和艺术市场机制的自觉认同，丰富和提升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思想内涵与学理优势，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当代文艺运动实践实现对话，并发挥其应有的指导与引领作用具备了条件。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参与当代文艺实践，还有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如何自觉确立一种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对立统一原理为基础的思维观与价值尺度。传统僵硬的文学思维定式与简单的非此即彼的价值标准，应该在新的时代条件得到调整与更新；必须营造出一种宽松宽容与自由和谐的文学氛围。要继续保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反思与思想批判的精神，因为文艺批评如果缺少反思与批判的思想维度，就是在纵容粉饰太平的虚假的文艺倾向。当前同样要警惕与纠正那种所谓时尚的文艺批评的思维模式与价值尺度，即否定是时尚的，而肯定则是浅薄的，批判是深刻的，而歌颂则是矫情的。这种把肯定与否定、批判与歌颂的有机关系简单割裂的思维逻辑显然是形而上学的，是对文学批判精神与否定意识的表面化认识。批判与否定是文艺批评的重要特征而不是全部属性，批判的目的是为了创新。文艺批评正是通过对对象的价值批判与价值重估以实现对对象的超越并最终达到更高层次的肯定与统一。笔者同意这样的观点：“这种文艺批评以人类某一个理想状态为标准臧否现存事物，它只看到现存事物与这个理想状态的差距而没有看到它们二者的联系。因此，它看不到现存事物是实现这个理想状态的必要阶段。”批判与歌颂、肯定与否定的有机联系，不仅是历史臧否的辩证法，也是艺术判断的辩证法。

值得一提的是，当代生态批评与文艺生态学研究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思辨，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当代形态构建，在思维视角与价值调整上，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生态批评关注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它以一种生态整体主义世界观的姿态，重新审视当代人类的生存理念和行动准则，呼唤与催生人类生存的生态自觉意识与生态道德观念。当代人类要清醒地认识到，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生态危机与当代世界愈演愈烈的生态灾难，从本质上来说是人类文明的危机，是人类自由和谐发展的桎梏。随着生态批评与文艺生态学研究对当代文艺实践的介入和影响，它的研究范畴就已经突破了对当代环境文学以及与自然相关的文学文本的解读，它实际上已经明确指向文学艺术的终极的关怀——文艺在整个人类自然生存中的责任和使命。怎样从文艺的人类审美特性出发，去思考与追问当代人类与自然在整体生态系统中的共存共荣的和谐关系？怎样以文学艺术的形式去致力于化解乃至消除人类生存与自然存在的恒定矛盾关系？怎样从科学发展的高度，去理性辨析与审美认同当前在中国兴盛的“生态文学”和“大自然文学”现象？这对当代文艺创作、文艺批评与文艺理论研究新的思维向度的确立，其影响力是不可低估的。这也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历程，在汲取整合多种思想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影响与推动当前文艺实践乃至于整个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实现科学推进的新的艺术增长点。

第四，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的精神向度与努力方向，有着两个层面的逻辑内涵，首先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保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方向。同时也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需要，从而保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在当代构建与当代创新中体现出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真正成为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共同的思想基础。

人文精神是历史流动的产物，它既是理想的，又是现实的，其价值内涵也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尤为表现出人民性、实践性与历史发展的品格。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和《讲话》等文章中，提出了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并确立了“文艺为人民服务”这一“大众文艺观”。邓小平同志提出“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倡导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这些思想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阐释的新的发展与新的贡献，为“大众文艺观”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与新的思想意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的根本宗旨，就是贴近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就是贴近与关注人民大众的生存状况、生活实践与精神需求，以表现人的精神世界并引领人的精神生活为最高境界。

要彻底改变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只是少数专家学者“专利”的研究宗旨与学术生态，要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艺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抽象到具体，从深奥到通俗，从被少数人理解和掌握，到被广大人民群众理解和掌握，并转化为自觉的审美实践与物质实践。因为只被少数人理解和掌握的理论，无论怎样先进与科学，其社会影响力与指导实践的有效性都是有限的；要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传播与普及中，努力尝试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观点与理论关系转化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与时代特色的理论形态，转化为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大众话语”。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科学性及实践价值，用这种中国化的文艺思想与理论观念指导文艺创作、文艺欣赏，引领人民大众的精神生活，并成为广大文艺工作者与文艺受众群体的自觉追求。

一种理论体系的大众化进程与实践程度，是由这种理论体系的客观基础与对象主观选择这样两个方面互动作用的结果。“大众化”的机制实际上是指“理论体系（或价值观）如何吸引和说服社会大众的内在方式，它由两方面的要素所构成：一是理论体系本身的内涵魅力，二是这种理论体系内涵与社会大众需求的对位或契合状况”。前面曾提及，由于人文精神被丢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长期停滞在单一的社会历史层面而成为“跛脚理论”的现状，“跛脚理论”是不彻底的，是没有说服力的，当然无法掌握群众。随着人文精神的理性复归，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理优势与完整形态逐渐凸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的自由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的思想观念，和人民大众的生活与命运息息相关，正是人民大众所期望的理想境界。因此，还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价值内涵的完整形态与学理优势，正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时代创新与大众走向的重要基础与逻辑前提。

当然，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的时代创新，在理论与实践过程中仍然面临着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除了在不少重要观点上存在学术分歧外，诸多学者的见解与研究侧重点也不尽相同。譬如说，“大众化”是否就仅仅是理论的通俗化、简单化和普及化？因此，如何将源自外族、诞生于19世纪下半叶的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化的进程中，深入浅出地传达给人民大众并成为他们生活实践的思想资源与精神力量？这将需要付出长期的艰苦的努力，而目前首先需要达到的目标，应该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真正成为我们民族文化当代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从而得到人民大众自觉的实践感知与文化认同。譬如说，“大众化”是否会重新导致理论学习与思想传播的庸俗化和教条化？因此，“大众化”的要求，是否意味着全民都要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庸俗社会学思想与教条主义学风使人“谈虎色变”，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破坏性众人皆知。但正如当年恩格斯告诫一些在美国帮助搞工人运动的德国工人那样：“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越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越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越会深入他们的心坎。”关于“学院派”作风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制约了“大众化”的进程，美国学者杰姆逊所论及的“‘学术化’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复兴的危机’的一种征兆”，这种判断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情况，是令人怀疑的。“学术化”与“学院派”能否与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相提并论，这本身就是个问题。笔者并不否认学院或学者理论研究中可能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的状况，并且认为这种状况在大众化的过程中必须得到自觉纠正，但是以原理研究为主的理论与以现象研究为主的理论是应该有着合理分工与不同侧重的，因此，简单地把所谓“学院派”与“大众化”对立起来，是一种缺乏理性且脱离实际的判断，并很容易走上轻视理性思维的另一个极端。至于国内有些学者将“大众化”与“化大众”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与结果的辩证联系，这种见解同样值得商榷，“大众化”与“化大众”可以或者作为过程或者作为结果而人为拆解吗？二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特定的条件下既是过程也是结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坚持文艺大众化方向的前提下，如何廓清与厘定大众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大众文化作为伴随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进程而产生的新的文化现象与潮流，已呈现出历史涌动与时代延伸的必然趋势，理应得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者的关注。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大众文化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然未能突破凭借西方社会形态与文化观念作为理论参照及价值取向的思维局限；或者借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以精英主义的文化立场来分析、批判发生在中国的大众文化现象；或者借用伯明翰学派对霸权文化与精英文化的抗拒情绪，将大众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对立面或替代者加以肯定；或者试图确定所谓“第三种大众文化理论”（即以鲍德里亚大众文化理论为蓝本，在批判与肯定之间寻找界定、批判大众文化价值功能的可能性）。如何根据中国社会发展与文化发展的特殊国情，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历史观点、美学观点与人学观点，来审视大众文化的价值功能、产业性质、受众趣味、市场走向与拓展公共空间的能量等，并消减与克服其商业化、娱乐化等先天缺陷，最终引领与提升大众文化的精神内涵与审美功能，使其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下健康发展，这正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与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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