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第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观念形态与标志性成果的基本确立，最早主要是由毛泽东同志完成的。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中，根据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与文艺实践的特殊情况以及由此产生的中国革命与文化实践的基本特点与基本规律，从而认定：“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的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讲话》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的阶段性总结，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一切进步的并努力实现民族形式与大众走向的文艺实践的系统分析与理性概括，科学地回答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必须解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诸如我们需要的是在群众生活中实际发生作用的、符合中国特殊国情与具体环境的活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本本主义的教条主义、脱离实践与脱离大众的空谈的马克思主义，以及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文艺与大众的关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关系，等等。《讲话》的发表，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表述形态——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本确立。

由于毛泽东文艺思想深深扎根于中国现实生活的丰沃土壤，汲取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思想文化传统，紧密联系中国当时的社会实践与文艺实践，并代表了当时所有追求进步、向往光明的中国人的心声与理想，因而其一方面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与大众倾向，另一方面又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原典形态的时代与实践超越，从而体现出创新价值，其具体标志就是“大众文艺观”的确立。

文学艺术的大众化，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唯物史观的必然要求，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与必然逻辑。而“马、恩本人没有专门论述文艺大众化的文字，列宁只是提出文艺‘为千千万万的劳动者服务’的理论前提，未能触及‘文艺大众化’的理论意义以及具体实施措施；高尔基虽有论及，但却是零散无系统的”。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中，“文艺大众化”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才得以自觉而完整地构建与阐发。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播者之一，陈独秀提出了“通俗的社会文学”的主张，其后是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联”对人民大众文学的有益探讨，瞿秋白的《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等论文，精辟地论述了大众文艺的许多理论问题，对文艺大众化的性质任务、题材内容以及形式语言上的革新，都提出了鲜明而具体的意见，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大众文艺观”的确立，提供了思想基础与理论准备。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讲话》等文章中对“大众文艺观”做了更为系统、更为完整与更具现实针对性的理论阐释。他认为五四以来我们所努力追求的中国的新文化应该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的人民大众的性质与取向，在《讲话》中得到了更为鲜明与更为完整的阐释。“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因此，“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把人民大众作为文艺创作与文艺接受的主体，只有把人民大众的生活和精神需求，作为文艺创作的来源与文艺批评的标准，只有把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这一宗旨作为解决一切文艺问题的出发点，文学艺术才能在中国革命战争与民族解放的伟大历史实践中，担负起应有的唤醒与鼓舞民众、引领民众向前迈进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进程才能保持正确的方向。

第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三融合”第二个具有里程碑标志的思想成果，是邓小平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与文艺观念。这是邓小平同志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紧密结合中国当代社会的文艺实践，创造性地传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现实指向。最能集中体现邓小平新时期以来文艺思想的是《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以下简称《祝词》）。在科学地廓清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与经济的关系以及文艺的继承与借鉴等诸多理论关系的同时，邓小平同志对新的历史条件下文艺与人民大众的关系，更是有着精辟而深刻的见解。在邓小平看来，正确处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是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基本出发点。“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社会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变革现实、改造世界与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永远是文艺家艺术实践的生活源泉与情感动力；表现与引领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体现了当代文艺的价值属性。人民大众的概念，在新的历史时期无论从外延还是内涵上都有了新的丰富与拓展，新的时代造就的人民大众生活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以及审美趣味的多变与提升，都对文学艺术的审美实践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期望，都必须具有新的鲜明的时代特征。但是，新的时代文学艺术繁荣的基础，仍然是贴近人民大众的生活实践，人民性可以说是一切进步文艺作品的共有特征。文艺家真正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真正面向与满足人民大众的精神需求与审美趣味，这是社会主义文艺区别于一切其他文艺的根本特点之一。

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标志的邓小平文艺思想，无疑具有承上启下、开拓发展的时代化特征。对于毛泽东文艺思想，在《祝词》中，邓小平主张：“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当然，邓小平文艺思想的科学性与时代性意义，决定了其思想指向与实践价值，并不在于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简单传承。一方面，对于毛泽东同志晚年在思想文化上的错误，邓小平认为应该与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对于毛泽东同志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所提出的一些文艺观念与理论关系，又做出了冷静而客观的历史分析与时代甄别。其中特别是对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重新界定及重大理论建树，为新时期的文艺实践打破了坚冰，开通了航线。

如何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邓小平首先强调的是以尊重艺术的审美属性和特殊规律为基础，应该说这是对思想文化领域长期以来存在的极端政治化与极端社会化倾向的理性甄别与拨乱反正，新时期文学回归自身，实际上是从这里开始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为艺术而艺术”，一切文学艺术，只有当其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体现时代精神与人民大众的愿望时，它才能够获得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审美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进一步突出了人民大众在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中的丰功伟业与决定性作用，进一步明确了文艺来源于人民大众又服务于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方向。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同志所创立的“大众文艺观”的新的创造与新的发展。习近平同志在谈到思想文化工作的人民性时曾经指出：“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这些思想观点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是：1．当代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必须继承本民族丰富的文艺资源，必须弘扬本民族优秀的文艺传统，只有这样，当代文学艺术才能真正成为民族精神的火炬、人民奋进的号角。这就为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发展的进程，提出了科学的精神向度与价值标准。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导向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大众化思想的最新表述，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与深刻的历史意味。2．文学艺术实践作为社会历史实践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的鲜活的生命力与审美感染力要能够持续保持与发展，必须“与时俱进”。要通过文学艺术这种独特的掌握世界的方式，着力表现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与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所涌现出的新的时代精神、新的社会主题与新的艺术形象，从而彰显出新的历史时期的文学艺术的新的中国特色、新的中国风格与新的中国气派。这就同时从文艺创作、文艺批评与文艺理论研究上提出了鲜明的时代化要求。3．从毛泽东文艺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逻辑与历史的发展中，贯穿着一条鲜明而确定的主线，那就是：无产阶级与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是为人民大众的。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具体的社会实践与文艺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从“文艺来源于人民生活”，到“文艺为人民服务”，到“文艺只有赢得中国人的喜爱才能走向世界”，再到文艺“为人民放歌，为人民抒情，为人民呼吁”等，都深刻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真理性诉求。在文学艺术中突出以人为本，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状态，实现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这正是以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人学思想、人学理念与人文精神的理性复归为前提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人文精神的理性复归，并真正成为衡量社会生活进步与文学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价值尺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价值内涵，也恰恰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进程在经历了一个相当长时间的曲折与反复以后，得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与思想环境中真正开始复苏与健康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也自此开始成为可能。

第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思想形态与理论成果，不仅仅表现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历史形成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创新等“领袖话语形态”上，而且还应该包括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者的追求、探索与创新。这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者们的创新成果，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框架内的“学者话语形态”，它是在“领袖话语形态”思想指导下的学科逻辑层面的具体拓展。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真理性品格，只有在历史实践的发展中才能保证并发扬光大。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原典形态，需要通过阐释形态得以传承，更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新的社会存在方式与新的文艺实践中经受真理性的检验并完成其思想创新与学理递进。同样，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人，在基本原理与指导思想、政策导向等层面的思想与观念建树，只会引领与影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形态构建，而不会代替在这一领域中专业学者的逻辑思辨、学理突进与体系构建。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既以“重读马克思”的姿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典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原典形态和承传形态，都因其文本经典地位而被视为可阐性的元话语，大批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的文艺学家也就从事对元话语的研究，皓首穷经地致力于注释或阐释式的研究工作，由此形成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发展进程中的庞大学理空间”，同时也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中“领袖话语形态”的学理性阐释与实践性考证，并且自然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之中。

20世纪末期，中国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建构问题，成为中国文艺理论界争议的热点问题，在经历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原典形态的内容构成、体系原则以及中国化实践成果的较为充分的思辨与论证之后，众多学者开始了对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构建的大胆尝试，这种尝试“既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某些文艺思想的简单阐释和重复言说，也不是任何西方文艺思想的中国版，更不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现代复活，‘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以中国当代文艺实践（包括西方当代文艺实践）为基础，以艺术规律为本位，对中西文论以及某些自然成果的全面融合、创造整合而成的既有民族性又有世界性，既有历史感又有创造性的一种新型文艺理论体系’”。这些理论构建与尝试，虽然也引起了学界的争论与质疑，但都不影响它们（包括争论以及对立观点）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当代进程的思想活力与学理因子，积极影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并在科学理性与历史实践精神的烛照下，真正显示与证明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有机融合的无限可能性。在众多的“学者话语形态”中，最值得关注的当是“审美意识形态论”“艺术生产论”和“文学人学论”。

如果说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和“艺术生产论”，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中所贡献的积极的理论价值，主要是纠正与调整机械反映论与庸俗社会学对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与重构的负面影响，并开始科学、理性、符合逻辑地进行学理探索的话，那么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其中国化的进程中，真正实现学理逻辑与实践境界上的超越与发展，当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原典形态与理论延伸中人学理念与人文精神的深度发掘与理性复归。“文学人学论”是历史的必然。因为以后的章节将有专门论述，这里就不一一展开了。

总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典形态与阐释形态本身一段曲折而复杂的理论成长过程，同时也是对中国现当代社会实践与文艺实践艰难而深入的理性梳理与逻辑演进。无论是“领袖话语形态”，还是“学者话语形态”，都是在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宝贵的思想财富与理论成果。这些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何达到其更高境界——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的高度统一奠定了基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与成果，对中国文艺实践的影响是丰富而深刻的，它不仅造就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形成，而且改写了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的整体面貌，使中国化的进程与中国文艺理论的现代化的进程融为一体。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改变并最终确立了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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