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成因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时至今日已将近一个世纪。在其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一个具有主导地位的文艺的指导思想与价值话语体系，不仅对于中国文艺实践运动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而且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现代化整体进程，也起到了广泛而深刻的潜移默化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与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一方面使其基本的理论原则实现了东方穿越，另一方面又在吸纳东方艺术智慧的过程中形成了新的理论形态。“二十年代的译介突进和三十年代的体系引进，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主旋律权威话语方式，使其在传播广度与影响深度方面都大大超过了任何其他意识形态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完全可以充分估计到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地位和杰出成就。”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进程，是一个渐变、曲折、重叠乃至于复杂的演进过程，所以简单地以某一种出版资讯或者某一起文化事件作为其启动标志、分期准则和里程碑，往往都是模糊的、不准确的。但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以能够在中国得以传播和发展，它的三个方面的成因应该是明确并且是可以形成共识的：

第一，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所以能够为本土所吸收与采纳，首先是与本土社会现实发展的精神渴望与理论需求相关联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进程首先是与20世纪初中国的国情与社会历史需求息息相关的，是中国现代社会历史发展与文化突变的必然选择。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包括文艺理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在中国的传播，首先适应了当时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需要。中国近代社会早期的一代先进知识分子，面对内忧外患的民族危难，急于打破封建思想禁锢，寻求与引进一种新思想、新文化来开启民智，救亡图存，挽狂澜于既倒，期望以此来改造国民性、铸就民族魂，并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也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能够“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因为十月革命的胜利正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与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结果，走俄国人的路，就是走马克思主义的路。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真理的光芒，当然也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希望。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却以其关注现实、关怀人生以及鲜明的革命性与理想性特质，与当时中国以文呐喊、图变求强的文化现实与社会现实指向相契合，并强势介入文化实践与社会实践之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也由此开始启动。这意味着其不仅开始成为反帝反封建的强大思想武器，也为中国文艺思想与文艺理论的新纪元的开端带来了一线曙光。正如被称为“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所说：“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

第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所以成为可能，还在于其能够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适应，从而自觉地融入广博而深厚的中国文化土壤之中，是辩证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并对其进行合理整合与改造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有其历史和文化的必然。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与儒家对大同世界的向往有着契合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对现实世界之真实性的肯定，对现实社会生活、群众性历史活动的极大关注，也与儒学的人文价值有着契合的关系”。此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美学中的劳动实践精神，即与中国传统哲学与美学中注重人为践履的倾向，具有哲理的相通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地提出了“劳动创造了美”的命题，并由此而分辨：“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人的感觉。只是由于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因为，不仅五官感觉，而且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自然界，才产生出来。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长期的劳动实践，“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而“中国传统哲学在整体上同样流露出一种关注实践的哲理倾向，集中体现在‘为’这个意指人的有目的的行为践履的哲学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上。……例如，中国传统哲学在界定天人之别时，往往就依据‘为’所包含的‘凡非天性而人所造作者’的语义，流露出一种把天视为‘无为’、把人视为‘有为’的思想定式”。“中国传统美学在整体上也总是力图从人为践履活动中寻找美和艺术的产生根源和本质功能。”“显然，在把美和艺术首先与实践活动而不是与认知活动联系起来这一点上，中国传统美学和马克思美学的确存在着相通之处”。当然，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分别产生于东西方不同的文化土壤，有着不同的时代和历史背景，学理传承与思维逻辑也存有明显的差异，无论是儒家文化的经世致用，还是文以载道，它们都还不可能将人类的艺术和审美行为建立在人类的生产劳动实践的基础之上，从而把艺术和审美的起源和发展看作是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但是它们在文化艺术的终极关怀、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等人文价值上的某种契合关系，为这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贯通与融合提供了思想张力与无限可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经传入中国，就开始了与中国的社会实践与文化实践相结合的进程。

第三，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旧的传统文化向新的现代文化实现转变的文化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催生中国现代文化形成的历史过程与历史机遇。应该看到，1919年爆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同时为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的思想革命与文化突进，提供了社会演绎的平台与历史选择的机遇。20世纪初叶，从辛亥革命到俄国的十月革命，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思想文化界空前活跃，“各种各样的西方思潮，如杜威的实用主义、罗素的新实证论、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尼采的超人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等等，都纷至沓来，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也竞相争妍，从而形成了思想文化界百家争鸣的崭新局面”。而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则更多地热衷于译介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他们正是在五四前后反帝反封建的时代潮流中，逐步实现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向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过渡和转变，并在中国社会的重大变革与转型中，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解，并结合中国的社会实践与文艺实践，来探索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走向与前途。李大钊先生可谓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启动，留下了一座“永住的丰碑”（鲁迅语）。就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当年，他就发表了《新纪元》《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和主义》等几十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中大量涉及文艺思想与文艺理论问题：他关于新文艺当为新文明之“先声”以获取人民大众的精神解放，新文艺当有科学的哲学基础，要适应社会的新经济的要求，新文艺要以思想、博爱与审美作为根基与土壤，要“发展特殊的个性的艺术美”，以及对文艺批评与时代环境关系的强调，等等，都是在号召人们去砸烂几千年封建文化专制的枷锁，为一个新的社会与新的文化的到来，打开一个光明的路来。李大钊这个时期的文艺思想与文艺观点深谙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精髓，虽然还未能完全抹去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痕迹，但他勇于把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运用于中国社会实践与文化实践，并在符合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方面提出了创造性的见解与观点，这就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与科学的理论依据。

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的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对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与李大钊主编的《每周评论》第16号发表了《共产主义宣言》的部分章节，并称《宣言》为“新时代的文书”；他所主编的《新青年》还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当然，最为人们所称道的是陈独秀在五四前夕发表的《文学革命论》，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立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以“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特征的文学革命，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比较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武器，投入关乎中国社会历史重大转折的文艺争锋与文化实践革命中，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最早的尝试与探索，他们既是播种者，也是耕耘者。虽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还缺乏系统而完整的理解与把握，还缺乏科学而辩证的逻辑梳理与理性整合，还缺乏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学说，自觉自如地转化为民族与大众的形式，从而立足于中国的社会实践和文艺实践，努力创新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形态与理论成果，他们关于文艺的一些阐释与结论，有的甚至还游离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但是，他们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先行者，为后人所留下的思想启迪与践行范式是弥足珍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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