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现实之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迁的社会影响

任何对马克思的解读总是处于一定的历史之中的，其原因在于无论解读者还是马克思自身都是处于特定的历史时空中的，而绝不能将之看作是逃离了时间性的纪念碑。所以如何理解当代社会的变化直接为如何重新理解马克思构成了前提性的条件。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认为：“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地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此，为了一方面给社会主义理论，另一方面给那些认为社会主义理论有权存在的见解提供坚实的基础，为了肃清赞成和反对这种理论的一切空想和幻想，了解无产阶级的状况是十分必要的。”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怎样的变迁就是理解马克思的前提性设定。从历史视角来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致经历了协作、手工与现代工业（机器大工业为主）的工厂制，到福特主义乃至今天的后福特主义几个具体形态的流变。那么，马克思之后的后福特主义社会发生了怎样的影响？当学者用“后工业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后福特主义社会”来表征这个时代的同时，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否已经改变，我们认识马克思阶级概念的前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否已经改变？换句话说，马克思指认的作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内生力量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否已经被克服？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因为这关系到如何应对西方社会对马克思阶级理论的调整，同时，更关系到我们如何认识到阶级政治的重要特质。

一、协作、手工与现代工业

我们知道，在《资本论》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了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核心范畴。这一概念明确地提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分裂和矛盾可以在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中得到正确的阐释。那么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应该作一种怎样的历史性考察呢？这可能是正确理解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视角。在马克思的讨论中，他曾经将资本主义分为三个阶段。

从《资本论》第四篇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的第十一章开始，他首先讨论了“协作”。在这一阶段中，生产只不过是刚刚从家庭中转移出来到小车间的开始，而正是这一阶段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在同一个资本同时雇佣人数较多的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才开始的。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但是，马克思也认为：“就生产方式本身来说，例如，初期的工场手工业，除了同一资本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较多而外，和行会手工业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行会师傅的作坊只是扩大了而已。”为什么会这样呢？马克思指认了资本逻辑的恒固性，他说：“一定的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等于一个工人所提供的剩余价值乘以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工人人数本身丝毫不会改变剩余价值率或劳动力的剥削程度，而且，就商品价值的生产来说，劳动过程的任何过程质的变化，看来是没有关系的。”没有领悟这一点的人们，总是会依凭生产无论在空间的拓展还是时代的变迁的种种经验事实，指向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失效性，以及由此生成的阶级斗争都将随时代而消失，诸如，在丹尼尔·贝尔看来，因为现在已经处于“后工业社会”，阶级斗争的适应性只能限定在工业革命早期，并且工人阶级不能领导科学技术的革命，所以只有受过高级技能训练者才具有成为统治阶级特征的潜能。但是，马克思认为这种“剥削”的性质并没有改变，资本逻辑的恒固性依然存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动机和决定目的，是资本尽可能多地自行增值，也就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剩余价值，因而也就是资本家尽可能多地剥削劳动力”。所以，雇佣工人的协作劳动的联系，“在观念上作为资本家的计划，在实践中作为资本家的权威，作为他人意志——他们的活动必须服从这个意志的目的——权力，而和他们相对立。”所以，在这里，我们应该明白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不因为资本家购买的不是一个劳动力而是100个劳动力，或者说，他不是和一个工人而是和100个互不相干的工人签订合同，而有所变化。”

随后，“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在工场手工业上取得了自己的典型形态。这种协作，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具有特征的形式，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占统治地位。这个时期大约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最后30多年。”在手工业阶段，资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分化日趋显著，而这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方式是：不同的独立手工业的工人在同一个资本家指挥下联合在一个工场里，产品必须经过这些工人之手才能最后制成。”但是，还有一种相反的方式，“许多从事同一个或同一类工作（例如造纸、铸字或制针）的手工业者，同时在同一个工场里为同一个资本家所雇用。”劳动分工越来越细，商品生产成为一个社会过程，“一方面，它以不同种的独立手工业的结合为出发点，这些手工业非独立化和片面化到了这种程度，以致它们在同一个商品的生产过程中成为只是互相补充的局部操作。另一方面，工场手工业以同种手工业者的协作为出发点，它把这种个人手工业分成各种不同的特殊操作，使之孤立和独立化到这种程度，以致每一种操作成为一个特殊工人的专门职能。因此，一方面工场手工业在生产过程中引进了分工，或者进一步发展了分工，另一方面它又把过去分开的手工业结合在一起。但是不管它的特殊的出发点如何，它的最终形态总是一样的：一个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基于这种分工，在手工制造阶段出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大阶级”：生产资料所有者和单靠出卖劳动赚取工资者，即生产资料以及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相分离的生产者。于是，“在工场手工业中，总体工人从而资本在社会生产力上的富有，是以工人在个人生产力上的贫乏为条件的。”这是马克思对于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明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这个阶段，“客观的阶级关系清晰可见并相对不太复杂，因为生产者是在资本家的个人控制和监管下从事生产活动的。受追逐利润的理性驱动，资本家试图以在工资和其它成本上最少的花费获得最大的产出。从而出现了雇佣关系和资本家私有的生产过程，这一过程从根本上来说是对抗性的、剥削性的。”

随之，一方面，工场手工业分工生产出机器，机器使手工业的活动不再成为社会生产的支配原则。“因此，一方面，工人终生固定从事某种职能的技术基础被消除了。另一方面，这个原则加于资本统治身上的限制也消失了。”但是，随着机械发明，是否减轻了任何人每天的辛劳？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这样发问。马克思认为，“这也决不是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目的。像其他一切发展劳动生产力的方法一样，机器是要使商品便宜，是要缩短工人为自己花费的工作日部分，以便延长他无偿地给予资本家的工作日部分。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随着机械的广泛应用，带来了高度统一化的生产过程，在此过程中工作任务被细分且更容易完成。如果说在手工制造阶段，生产者利用工具来完成所有的工作任务，不过生产者只是机械的附属物而已，这样一来，资本家依靠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加强了对生产工人的控制，劳动从属于资本，因为工人不再拥有独立于资本家的技能或谋生的能力。“尽管现代工业阶段在创造基于工厂的集中生产形式的同时也刺激了阶级关系的发展，但许多工作设计中的阶级关系被掩盖了。”所以，机器的使用不能改变资本关系的剥削实质，“机器还从根本上使资本关系的形式上的中介，即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契约发生了革命”。剩余价值也不会改变，因为它的来源不是资本家用机器代替劳动力，而是来源于资本家雇来使用机器的劳动力。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过程的三个阶段中可以领悟到的是，随着技术的进步，资本的积累必然会引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现形式的变化。与“资本家理性追逐利润相关的力量通过商品的生产和在市场上的销售导致工人集中在工厂里，完全受雇主的控制”，这样一来，我们看到的是，没有剥削就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就是说，只要存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一定会有社会阶级。“不存在社会阶级，资本主义就不能作为一个生产性的社会经济过程而持续存在。换句话说，社会阶级是资本主义内在的、不可分割的一个特征。”

二、社会存在：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

福特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引起关注，得益于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第一次使用了这个概念。福特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就狭义来讲，专指1913年由亨利·福特在底特律海兰公园汽车组装厂创建的自动生产流水线而得名。企业生产的成功得益于建立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基础之上实现了规模和范围经济，福特建立起以职能专业化和详尽劳动分工为基础的巨型企业。福特汽车公司的企业以流水线生产大批量价格便宜、面向大规模群众消费市场的普及型小汽车，他的赢利战略致力于把纪律惩戒和剥削都提高到前所未有的严酷程度。由于这一生产方式上的创新，福特汽车公司一跃成为世界最著名的汽车生产厂商。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福特主义在西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推广，但在两次大战期间，福特主义的推广受到限制。而葛兰西则是在广义上使用了这个概念，它指涉的是，这种生产方式在“二战”之后的“欧化”使得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高。在西方学者看来，福特主义是从一种粗放型的资本积累战略转向以泰勒制劳动组织和大规模生产消费性商品为特征的密集型资本积累的战略过渡。所谓泰勒制是由工业劳动分工之父弗里德里克·温斯洛·泰勒在20世纪初发明的，这种制度的内涵是，把工厂生产劳动过程划分成不同的生产阶段，在每个阶段雇佣非技术工人和半熟练技术工人从事同样的手工操作。同时，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经营管理人员被安置在工厂的计划管理中心，对生产过程的分解进行规划和监督控制。这样一来，它克服了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和消费性商品生产部门相互脱节而呈现出的一种不平衡发展趋势，这种产业经济和与之联系的劳动组织的二元化格局导致了粗放型资本积累模式的重大危机。可以用一句话概括福特主义的特质，那就是生产方式的高度组织化。

福特主义主要呈现这样几种重要特征：首先，在福特主义生产过程中，结构高度组织化，泰勒制的形成对此具有标志性特征。整个生产形成了流水线，过去分散在不同空间的不同工厂，现在被聚合在同一个空间中，形成了规模化的生产集团，与此同时，在企业内部形成了科层化官僚管理体系，科层制延伸到了整个社会结构中，这使得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越来越具有明确的计划特征，与原先遵循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自由放任的市场原则的时代不同——在那个时代一切以市场马首是瞻，完全将政治归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当然这在资本主义摧垮封建生产关系中起到了重大作用，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但是，市场的自由也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造成了失业、重大冲突性事件。到“二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汲取了市场自由主义的弊端，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由此进入了国家调节资本主义阶段，主要实行了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处理、为弱势群体提供社会保障与福利政策、对企业也实行相应的措施以及改善工人生活待遇等改革。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关系私人占有之间这一资本主义内生性的固有矛盾。其次，在上文中，我们看到，马克思分析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三个阶段：协作、分工到机器生产，但是真正的机器生产的全面推行应该还是在福特主义时代。再次，福特主义引发了一种新的经济增长逻辑——消费刺激生产。“财富的快速增长与消费不足的矛盾引起了商品的积压，导致了资本积累的失败，所以如何刺激消费，构成了解决危机的一个重要方式。而电子媒介的兴起和广告的盛行，使得引导性的消费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经济增长中起着越来越主导的作用。从制度性的调节来看，大企业内部和全国性的工会在劳动集体谈判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欧洲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纷纷进入到政府机构，发挥着作用，国家干预和福利国家政策，构成了制度调节的重要内容。国家干预从更为宏观的层面调节生产的无计划问题，福利国家政策保证了孕妇、病人、失业和退休人员的稳定收入，这不仅保证了消费的顺利完成，而且促进了社会稳定，有利于经济的增长。”最后，福特主义导致了阶级关系结构的变化。按照有的学者的看法，至少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资本家把生产职能交给充当管理者的工人。二是所有权的社会形式。生产资料所有权越来越集中到大资本家支持的金融机构手中，使得大资本家和小股东在宽泛的制度内构成一个社会整体。三是工资收入等级化。在生产工人之间存在着收入差别，经理与一般管理人员之间存在着区别，经理人员又可分为上层与下层。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导致了阶级形式的转变，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更多体现为经理人员与生产人员之间的对立。

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福特主义生产与再生产模式逐步陷入危机。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这种经济积累结构和以这种结构为基础的相应政治统治结构，由于自身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潜力已被耗尽而变为资本进一步增值的桎梏。首先是泰勒制劳动组织中所蕴藏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潜力和继续提高相对剩余价值的潜力已被挖掘殆尽，资本利润率的跌落从一种预测的发展趋势变成了赤裸裸的经验现实。20世纪80年代初，实际工资发展最终停滞，失业率迅速增加，社会福利被不断削减，这些都对福特主义模式的危机显示出消极影响，群众消费的增长恰恰在这个时候终于走到尽头。虽然在科技产业革命的合理化推动下现有设备生产能力有了巨大发展，但市场却出现了饱和。人们消费行为的变化、原料能源的紧缺都形成了对福特主义积累战略的挑战。福特主义曾把以泰勒制进行大规模群众性消费商品的生产与大规模群众性消费模式紧密联系起来、互为依赖，现在这种紧密联系已出现裂痕。福特主义生产与再生产模式的基础已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与福特主义生产关系相适应的西欧社会福利国家的上层建筑也陷入了危机。同时，也带来了两种社会影响，“一方面，大规模生产带来收入上的增长和收入分配上的差别，使美国社会中的阶级、种族、性别、生活方式上的差别越来越大，全体国民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成为历史；另一方面，大规模生产导致了消费品市场的饱和，同时，其他国家（尤其是日本、德国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通过与美国的国际贸易，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市场上的竞争，并逐渐与美国在经济上相互渗透。这两个方面使得美国市场开始向多元化市场转变，标准化的产品需求向多样化、多品种、个性化的需求转变。”

自20世纪80年代起，西欧企业生产组织开始了一场变革，与原来的福特制决裂，以日本丰田主义为榜样，采用灵活化的机器设备，具有广泛熟练技术劳动力而进行的特殊化商品生产取代了原来采用高度专业化的机器设备和半熟练技术劳动力所进行的标准化商品的大规模生产。有学者将这一转变与福特主义转变作了比较，“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亨利·福特与通用公司的阿尔弗莱德·斯隆开创了世界制造业的新纪元，把欧洲企业领先了若干世纪的单件生产方式转变为大量生产方式。其最大成果是，美国很快控制了世界经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丰田英二和大野耐一在日本丰田汽车公司首创了‘精益生产方式’的概念，当日本其他汽车公司与其工业普遍采用这一优越的体制后，日本很快达到了今天的经济领先地位”。在这一转变中，新的经济市场与经济文化原则上已经被建立在新型消费者基础上的信息技术手段所激活，它常是更小型、更灵活的生产单位从而能够分别满足更大范围以及各种类型的特定消费者的需求。这个概念所标识的中心过程包含：大工业或重工业的衰落，新兴的、小型的、更加灵活的、非中心化的劳动组织网络以及生产与消费的全球性关系的出现，这就是后福特主义时代，它的特质也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弹性生产。同时它也预示着生活方式以及不同消费实践的多元政治的兴起。

后福特主义的主要特征可概括为：在文化上，与福特主义对确定性、理性的追求不同的是，在后福特主义时代盛行“后”文化，诸如后现代主义、后形而上学等对确定的消解以及对多元、非中心、差异、碎片化、微观叙事等的强调。其次，伴随着网络时代的信息化，出现了与泰勒制不同的生产制度，即思科制，按照其企业的设想主要建立在三个核心假定上：“一家公司与其主要组成部分之间所维持的关系，和公司的主要产品或服务一样都是竞争力的鉴别元素；公司分享信息和系统的方式，乃是影响此关系之强度的关键因素；仅仅是彼此连接已嫌不足：企业关系和支持这些关系的沟通，必须存在于‘网络化’的构造之中。全球网络化的企业模型，对所有的关键组成部分开放公司的信息基础设施，启动网络的竞争优势。”在生产方式方面，在曼纽尔·卡斯特看来：“大规模的信息技术扩散已经在工厂、办公室和服务组织中产生相当类似的效果，这些效果不像以往预测的那样转向间接劳动，取代自动化了的直接劳动。相反，直接劳动的角色加重了，因为信息技术赋予现场的直接劳动者更多的权利（例如不论是测试晶片，或是设计保单）。由于整体自动化而即将消失的是常规性、重复性的工作，是那些可以预先编码、程式化而由机器操作执行的工作。”因而，“泰勒式生产线将会成为历史遗迹（虽然它仍可能是正在进行工业化的世界里数百万劳工的残酷现实）。”最后，信息化使得资本的全球扩张成为可能，生产的全球化、虚拟化以及信息对生产、社会生活、思想的影响日趋弥散。

资本主义从马克思时代的自由资本主义到福特主义时代，进而转入后福特主义时代的生产方式的变迁，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式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但是，不管如何，资本主义内在的资本逻辑的表现形式在改变，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马克思通过商品二重性、劳动二重性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的基础性矛盾，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有效性依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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