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实践之维：从阶级革命到新社会运动

当学术界在对去阶级化的西方激进左翼思潮进行勘定时，总是要面对它们最终的“实践旨趣”：诸如哈维的“社区革命”、墨菲以“话语链接”的方式要完成的“新社会主义运动”以及各种所谓“边缘群体运动”。这些运动与传统社会工人运动，即“作为整体的工人阶级获得自我意识和权力的自成一体和持续不断的过程”，存在着怎样的差别？坦诚地讲，理解这一点关乎今天所有西方左翼思潮中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规划是否正当的前提性条件，墨菲在接受德国学者埃克·瓦格纳的访谈时就明确说明了两者之间的关联，“重构社会主义计划是试图回答在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看法中的左翼思潮的危机。因为这个危机部分取决于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社会运动日益突出的重要性”。而在墨菲等人看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显然无法理解新社会运动的独特性。那么，作为西方激进左翼要重新规范马克思主义理由之一的“新社会运动”在西方是如何出场的？又有着怎样的特点？此种运动真的替代了马克思意义上的“工人运动”吗？对此的回答成为对当代西方左翼思潮研究的内在要求。

一、"1968，五月风暴”：新旧社会运动的分水岭

之所以考察新社会运动要将研究的起点铆钉于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事件，因为这一事件波及的广度远远超出了西欧，在加拿大、波兰、布拉格、美国等地纷纷爆发了学生、知识分子运动。以美国来讲，“它标志着美国政治生活的重大转折，标志着社会运动的行动领域发生了实质性扩展”。虽然对于此事件的评述并非易事，不过如下标签已经烙印在“五月风暴”的历史记忆中：“危机”、“罢工”、“反抗”以及“乌七八糟”。按照基斯·A. 里德尔的解释，“危机”是就制度方面来讲，当时的法国缺乏一个有效的政府，第五共和国处于解体边缘。而“反抗”与“革命”则着重指明的是事件对于人们快感的激发以及改造的诉求。“内战”本来想强调的是流血。“乌七八糟”（chienlit）则又描述了整个事件的无序与混乱，不过这场运动最具有左翼意味的还是“罢工”，无论是法共的领导人还是法共的一些哲学家，诸如阿尔都塞就认为“罢工”运动只能存在于工厂和车间。如果说这还只是“五月风暴”的标签，那么还需要考察的是这场风暴的出场原因。

回顾上个世纪60年代的法国，在国内虽然因为现代工业文明的推进获得了空前的繁荣，但是，社会的不平等与相对贫困化也日益加剧，一系列潜伏的社会危机开始慢慢引发各种社会冲突。从国际角度来看，此时的法国由于倾向于“东方世界”，诸如1964年1月27日法国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66年退出了北大西洋公约所定的军事一体化的协议等。诚如戈夫的看法，“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表态，拒绝‘集团政策’，以及它对阿拉伯国家的政策，使法国在第三世界国家赢得普遍的好感，年轻人恰好可以从这些地方找回他们革命希望”。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法国当时学生对美越战争中美帝国主义的不满，造成大学与学生组织的冲突，学生最终占领了大学的权力机构，但是，“这些事件是在还未及造出它们自己的肖像和话语的情况下发生的”，后来警察介入大学而使得镇压与宣泄之间的紧张升级，随之学生反抗浪潮拉开序幕，“标志着五月风暴的开始”。当然，这也只是对此事的经验性描述。探究此事件的原因依然需要各种逻辑性的阐释。菲利普·贝内东与让·图夏尔归纳了一共有八种解释，即分别是：第一种是颠覆活动，或者说是一个阴谋论，即“把法国1968年事件说成是‘极权主义阴谋’借以唤起共产主义幽灵”；第二种是由于“僵化的大学”体制与“大学生的社会边缘化”所导致的大学危机；第三种是从心理与精神维度强调的“头脑发热”；第四种是遭遇到的价值危机或者说是一种形而上学焦虑所产生的“精神反抗”；第五种是想象一种不仅仅针对政权的“文明的反抗”；第六种是如以阿兰·图海纳为代表的“新社会运动”最早的阐发者认为的五月风暴已经无法再用传统马克思主义那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剥削与阶级的话语来加以解释了，今天“经济与文化分离，交换与认同分离”，所以，这是“社会运动的一种新类型”；第七种认为“即便不是唯一根据也是在很大程度上通过经济和社会形势去解释这场危机”，最后一种则是纯粹因为政治危机，对当时的戴高乐以及左翼所构想的政府模式均不满，这些已经在雷蒙·阿隆等人的著作中有所阐述。

在上述八种解释中，对西方当代激进左翼影响最大的就是阿兰·图海纳为代表的“新社会运动”分析，它已经成为重新审视社会现实以及改写“斗争主体”并激活“我们时代革命新反思”的主要根据，这也是我们讨论西方“新社会运动”出场要追述“五月风暴”的理由。

在阿兰·图海纳看来，处于后工业社会中的社会冲突已经普遍化了。“那种没有阶级和冲突的社会梦想幻灭”，与这种神圣事物消失相对应的还有“传统的消失”，这些“逐渐消弱知识阶层的分量”，也降低了“各种媒介物的分量”从而实现了“对群众的普遍‘动员’”，促成了民意普遍化，倒逼的形式导致了“政治系统的逐渐开放和决策的去中心化”。正是权力的去中心化的假象导致了后来的激进左翼理论将这作为一个既定的事实，反过来责难权力中心化不过是一种本质主义，理论上必须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连字符拆解。另一方面，阿兰·图海纳认为，“当一种全面的管理机器将自身强加于整个社会，各种反对势力便将以少数群体的面貌出现”。以美国为例，在少数群体封号名下的有“黑人、黑裔美国人、美洲原住民、男同性恋者”等，各种社会冲突化约为边缘性或越轨行为，所以，后工业社会的运动已经与传统工人运动完全不同，这是一个“摆脱了对各种本质的依赖，完全变成一种各种冲突的场域”。如果说原先的工人运动是为了夺取国家权力，如今权力分散化之后，社会运动的主要目的则是纯粹社会性的。除了阿兰·图海纳之外还有大量的社会学家开始关注这场运动的转型意义。诸如关于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对新社会运动的出场意义，英格里德·吉尔舍霍尔泰明确以“一场新社会运动的兴衰”来指认，他认为，“法国的情况最能典型地说明新左派的认知定位”。正是这场运动导致的最重要的定位——“传统革命的终结”，现在所有的反抗必须要以重新激活民主的方式来进行，社会运动主要的目的是捍卫自己的权利，以少数人边缘群体为主导的社会运动话语拒绝在剥削层面思考压制的根源，目标就是民主而非革命，诸如对身份的诉求等。所以，新社会运动基本延续了1968年运动的模式，采用了将斗争要求从政治转移到各种权利诉求，方式相当灵活，可以是占领街道、集会、散步或者禁运等，总之，这带来了“马克思主义主题的变奏”。

二、“新社会运动”的认知定位：基于六个特点的分析框架

由上可知，1968年“五月风暴”给传统工人运动带来了重大挑战，通过这场运动在斗争主体、斗争阵地、斗争方式以及斗争目标方面产生的改变，我们可以借助英格里德·吉尔舍霍尔泰在《权力幻想》一文中对于这种改变给新社会运动带来变化的五个看法作为引子，逐条给出我们的评论，并进而补充我们认为对新社会运动特点把握十分重要的“第六点”，从而试图勾勒出一个对新社会运动更为完整的认知。

首先，新左派将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运动的理论落脚点——剥削——转变为对“异化”的思考，“它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与精神分析结合起来从而打开理论阐释的空间，使马克思主义学说摆脱僵化，使之不再等于体制化的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霍尔泰已经清晰地认识到1968年“五月风暴”事件之后所带来的新左派的整个运动的规划已经抛弃了剥削概念，这一认识准确地看到新左派运动的目标已经不再是为了经济剥削而斗争，而是转向了存在主义与精神分析的思考，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霍耐特以及弗雷泽所倡导的“为承认而斗争”显然就是这样的路径思考的结论。在霍耐特看来，“社会反抗和社会叛乱的动机形成于道德经验语境，而道德经验又源于内心期望的承认遭到破坏”。除了晚近的法兰克福学派能够凸显这种结合之外，像德波将商品为中介的社会关系转变为以影像为中介的社会关系，鲍德里亚的“生产之境”对马克思的批判等一大批话语，也都是在这个论域下进行的。

其次，消除异化已经成为新左派最为重要的实践任务，这也是重构社会主义的基本旨趣。“社会主义绝不限于政治和社会革命，夺取政权和生产方式的国家化。毋宁说，社会主义必须消灭每个个体在日常生活、创造、家庭甚至性活动和社会关系当中体验到的异化”。不过，对于西方激进左翼思想家们来讲，他们没有能够认识到这种异化本身是立足于一种“事物化”而获得的“物化”感而已，由于他们不能认真对待马克思的事物化论的思考，而将视野埋没在马克思早期的“异化”论中，从而导致了斗争旨趣的偏斜。所谓事物化是人格（Person）与人格（Person）的关系在商品社会中成为事物（Sache）与事物（Sache）之间的关系，而物化则是把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和受这些关系支配的物（Sache）所获得的规定性看作物的自然属性（Ding即物、东西）。异化未能真实地展示商品社会中，资本逻辑对于人格（Person）与人格（Person）的关系导向事物（Sache）与事物（Sache）之间的关系给予了清晰的认知，因而不可能将斗争坚实地扎根在瓦解资本逻辑的事业上。

第三，新社会运动的斗争方式是：“个体应该从与集体的从属关系中解放出来。前提是文化领域内的变革先于社会和政治的改造。”也就是说，要从事与塑造一种新的文化生活观念，进而推进新的生活方式的生成。其实，提出文化，实质上是对所谓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解中的经济还原论的批判以及对阿尔都塞倡导的结构主义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责难，因为，在这种理解方式下，“经济决定论和结构主义决定论的各种理论问题在于，它们是宿命论的，甚至是反政治的，因为它们预先就决定了个人、集体、代理人以及整个的文化和政治都是副产品，都是不重要的”。文化介入政治，实质上是从改变人们的权利意识以及对于自身的认同等开始的，最后通过一种“话语链接”的方式来完成斗争的目的，所以话语成为此种方式最为重要的一环，这就是拉克劳、墨菲所谓的“文化领导权”。通过一种话语认同的方式建构出行动主体，从而抛弃了“阶级”概念，更抛弃了必须有经济剥削所塑造的无产阶级才能进行的斗争方式。

第四，在英格里德·吉尔舍霍尔泰看来，“新左派将自己理解为一种运动，而不是一个政党”。政党在新左派看来，是一种思想的集中认同，但是，他们认为，“思考政治性和对抗始终存在的可能性需要认定缺乏一个最终根据，以及承认难以决定的和偶然性的维度，这种维度遍及所有法则。”那种相信通过理性可以最终达成“共识”的看法忘记了“对抗”是社会的永恒状态，所以，倡导了话语的领导权的运动，“意味着每个社会秩序都是建立在缺乏终极理性基础之上的权力关系的偶然性‘链接’。社会总是在偶然环境中创造特定秩序的一系列实践活动的产物。”这也是为什么后马克思主义一直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依然存留雅各宾式的幻想，他们否定了政党能够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墨菲就认为，政治哲学家或只能提供各种关于正义、平等与自由的解释方式，而不是要去给予我们一种绝对正确的路线，所以他们拒绝了拥有真理与“旗帜指引”这样的“先锋主义”。诚如托米、塔希恩所看到的那样，他们“想去通过参与实际的斗争来了解人民究竟在怎样生活，以及关心什么，这样是为了避免先锋主义”。应当说，英格里德·吉尔舍霍尔泰的如下总结与托米、塔希恩的看法完全一致，作为一种运动，“它试图通过行动而创造意识，通过挑衅唤起公众，同时用行动创造参与运动的个体”。

第五，运动的主体不再是无产者，而是各种边缘群体。实质上，英格里德·吉尔舍霍尔泰的这个判断也是今天所有西方激进左翼学者的“共识”，即“去阶级化”。在查特尔·墨菲看来，政治哲学在严格的意义上讲，不再是研究阶级，“而是合成的‘集体意志’，同样，领导权阶级所链接的意识形态要素没有必然的阶级属性”。因为在这些学者看来，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已经失去了意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不再成为后工业社会生产的核心问题，“被统治者与统治者之间的斗争替代了被剥削者与剥削者之间的斗争”。这也是克朗普顿区分“老式政治”与“新式政治”的分界点，在后者看来，今天已经找寻不到一个集中的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对抗的爆发点，而是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对抗点，所以，新社会运动关注的是环境，以及形形色色的群体利益，这些群体“在历史上被排斥在充分的经济和政治参与之外”，因而，随着社会权利意识的扩展，“新社会运动的一个特征是，它们的支持超越了阶级边界，进而削弱了老式阶级政治的基础，削弱了基于阶级的政治行动”。各种锻造了阶级认同和阶级斗争的“老式政治”已经消失了，阶级是一个十足的“僵尸范畴”。正是它们彻底否定了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它们认为，当今的斗争已经与马克思要彻底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人类解放道路完全不同。

最后，我们必须对英格里德·吉尔舍霍尔泰的总结给予进一步的补充，那就是新社会运动的整个理论基础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经典命题进行批判而生发出来的，只有从对这个命题的批判与反驳的视角才能真正切中新社会运动的特点。这个经典命题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陈述，批判这个命题几乎成为了当代西方激进左翼共同的理论旨趣。诸如鲍德里亚在《生产之镜》中认为，“沿着马克思革命活动的足迹，我们必须走向根本不同的层面，超越政治经济学批判，使政治经济学的最终消解成为可能。这个层面就是象征交换及其理论”。而在墨菲看来，经典命题包含的三个论题都是错误的，“经济领域不是一个内生的自我调节的空间，那里也不存在着可以被固定在根本阶级核心上的社会代表的构造原则，更不存在由历史利益定位的阶级立场”。也就是说，对于把握社会本质的任何想法都是应当加以抛弃的，因为没有什么社会结构，一切处于解构之中。其实，即使在承认结构的阿尔都塞那里，同样也认为应该彻底放弃决定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从不把各因素的排列、每个因素的实质和地位一劳永逸地固定下来，从不用单一的含义去确定它们的关系；只有经济主义（机械论）才一劳永逸地把各因素的实质和地位确定下来，不懂得过程的必然性恰恰在于各因素‘根据情况’而交换位置”。

毫无疑问，对新社会运动（学生运动、反核运动、同性恋运动、女权主义运动、生态运动等少数群体运动）的正确认识，无疑都是与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阶级”概念“退场”的论断息息相关的。或者说，新社会运动是在承认了“去阶级化”观念的总体逻辑关照下，对“斗争中谋取反抗”的新型表达。那么，这一表达在何种限度内推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考，还是完全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叙事中传统的工人运动的逻辑？这一追问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因为今天理论界在面对新社会运动时总是持有与传统工人运动“断裂论”的看法，要么“褒新抑旧”，要么“褒旧抑新”。于是，对于新社会运动的局限性要么漠视，要么置放到传统工人运动的解释框架内任意裁剪与否定。

在方法论上，勘察新社会运动必须走出上述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这关乎人们如何看待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即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随着时代而开启的方法论原则，还是一些条条框框的观念的汇编手册。提及这一点决不是无中生有，因为不要忘记，像拉克劳、墨菲这样的后马克思主义者面对的阶级退场的工业化的西方现实是，“一方面，工人阶级的人数上不断下降与经济上的碎片化，另一方面是，边缘化的人口日益扩大，这位于广泛的对抗性增值的根本性位置”。同时，随着传统的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向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特别是在福柯意义上讨论的资本主义自身规训方式已经从传统的“强硬的宰制”走向了各种“微观的权力”的“政治解剖学”，这种治理方式的改变直接影响到人们对于权力自身抵抗的重新规划。这便是拉克劳、墨菲这样的学者所一直坚持认为的，必须以“实践智慧”的态度来面对现实，他们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经典性的观念可能排除甚至是反对的，但是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斗争的勇气要坚持下去，说白一点，就是转移战场，因为反抗一种权力的中心成了难以寻觅的事情，权力已经四海为家，斗争也就不再以剥削为唯一目的，不是要去对抗一个作为剥削的总根源的中心权力，而是围绕着剥削之外的其他宰制源进行的四海为家的斗争。

这一点，拉克劳、墨菲在《社会主义策略，在哪儿进行下一步》一文中表述得再清楚不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不可能被归结为一个以阶级矛盾的核心建构的生产关系的特定结构形式”，这必然导致在每一种社会层面都带来其影响、各种统治的操纵以及对于官僚统治过程的不断发展，从而在这种新的发展过程中，“大部分对抗作用的起源将被找到”。换句话说，如果在这种社会现实下再严格按照原先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概念，那么将找不到革命的主体，也便彻底失去了改变世界的斗争形式。如今，如果说要进行革命除此之外别无他途的原因在于现实的转变，那么重新规划革命是“随时随地从事实出发”的“实践智慧”的内在要求。实质上，拉克劳、墨菲在其著作《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中的扉页中已经明确标识了其理论旨趣，即“实践智慧——拉克劳、墨菲丛书”。按照这样的理解，他们认为，今天的新社会运动就是要去证明，“马克思主义思想也一直不断努力地去适应当代思想领域的这一现实状况，并渐渐地使自己疏离本质主义”，从而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的谱系学内部重新焕发理论的活力。“任何异议、任何企图或促使这一理论演变的尝试都会被视为是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肯定马克思主义科学性质，这与常人所思与所行隔着一条绝对的深渊”，于是，拉克劳、墨菲认为，依照这种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十分可悲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部分依然牢牢地固定在陈旧的科学观念之上，这种观念更适合于实证主义时代的流行手册”。到这里，我们再清楚不过地认识到，新社会运动者自认为是随着现实的变迁，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开放性原则重新激活了马克思在当代的测度与回应世界的能力。而站在批判新社会运动的一方则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主体的阶级概念在当下从未失效，现在依然是资本逻辑占主导的世界，剥削以及建立在剥削基础之上的二分世界仍然有效，从而新社会运动被看作是一个改良甚至是不触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街头政治”，这已经远离了革命本身的要求，从而认为新社会运动毋宁是抛弃传统工人运动的“边缘运动”。

为什么一方面是实践智慧的要求，一方面却最终抛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由上可知，新社会运动倡导立足现实本身的变化和了解现实从而去重新规划时代革命的方向虽然对了，却对现实本身产生了误判。在今天看来，前者对方向的倡导，远比僵化地持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结论而忽视其方法的“理解马克思”要重要的多，这也是对其局限性客观评价的基本原则。但是，新社会运动者的思路中并没有理解直面“事情本身”（资本所主导的交换世界）的内在的构成机制。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回到的那个“事情”即商品交换背后的“社会关系”来讲，必须要能够理解这种交换是如何得以形成的？也就是必须要追问的是物如何商品化的问题？这是对人的主体自身思维方式判定的一个基本前提。用马克思自己的思维方式来看，就是要追问Ding（物）如何被sach（事物）化的，后者显然是基于“交换的社会关系”（平台）对于前者的重构，而其中这个平台是所有分析的核心关键点。对此，我们认为“回到事情本身”的全部奥秘就在于，这种交换的社会关系不再是一种孤立的个人或者说原初的封闭式的生活样态，而是基于复杂的分工基础之上的现实关系形态。如果再往核心处考察，必须追问的是此种分工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的？那么，以资本为主导原则所建构的现实将无法包裹“资本积累”本身的非正义性，那种人靠勤劳而节俭积累原始“第一桶金”的谎言将不攻自破。正是在撕破了国民经济学家们一直给人们描绘的“田园诗般”资本积累的面纱之后，劳动与财产权的分离的历史性便得到了呈现。于是，“历史的过程使在此以前联系着的因素分离开”，这种分离逐渐使得“其中的每一个因素都跟另一个因素处在否定关系中：一方面，是自由的工人可能性上，另一方面是资本可能性上的”。在劳动与财产权分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交换关系也不过是这样的，“劳动同劳动的交换——这看起来是劳动者所有权的条件——是以劳动者一无所有为基础的”。很明确，对“现代世界”（其中就是我们依然生活于其中的人对物的依赖性社会）是如何生成出来的理解已经无法回避劳动与财产权的分离问题。

新社会运动理论对现实误判的根本缘由就在于回避劳动与财产权的分离，其所看到的以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所建构出来的社会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而完全陷入了拜物教的思维方式之中。在其理论上，他们着力界划经济与政治、文化之间的界线，选择政治、文化领域作为主战场进行斗争，主张社会问题本身的多元主义，转而“去权力中心”、“去斗争中心”等，这当然也是在西方民主政治容忍的范围内才得以进行。斗争的目的不是为了突破财产权框架，而是要在现有财产权框架内进行某些碎片性的权利的申诉。斗争的形式本身直接摧毁了原先马克思意义上革命的神圣性，看一看柄谷行人倡导“全世界消费者联合起来”的调侃性的话语，人们便能够理解到如今革命似乎被看作是“陈旧的概念”。于是，社会运动与财产权之间的关系便是判定运动性质本身的正当性、彻底性最为关键性的尺度，一旦对此遗忘，再喧嚣的斗争都是实证化视野下的某种局部的情绪化表达而已。今天的各种边缘群体显然不是革命意义上的阶级主体，因为阶级主体是要去承担瓦解财产权的历史任务的。而新社会运动不过是为了自身的所谓“存在感”、“女性主义”、“同性恋群体”等进行的话语革命，或者说是要求权力主导者给予一些局部的“安慰”。当然，资本主义本身为了使得资本运行平稳，必然在治理模式上将治理的方式渗入到文化与意识形态之中，使得治理从一种可感觉到的外部强力控制，转变为一种“视而不见”的微观层面的自我控制，或者说是一种服从于资本体制的“自我定向作用”，这也是列斐伏尔的“小事情异化”、福柯的生命政治乃至当代激进政治哲学家阿甘本等所表达的担忧，资本对人们的收编，是在自愿的甚至是“投怀送抱”的方式上完成在自己神经末梢上建立起“拘役的原则”。而每一次的新社会运动表面上是一种对宰制的反抗，但反过来看，也可能是拘役的巧妙设计，或者是预防更大冲突的预演，使得人们在方向上注定失去未来，最终将被收编成为为资本主义保驾护航的“污水处理厂”，从而造成对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命题的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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