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深入历史的本质一度中”的阶级政治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阶级斗争的旨趣在于根除资本主义的私有产权制度，这是与以往的阶级斗争史观不同的地方。这一点，在马克思之前的基佐的1821年的《法国史论》看来，“学者、历史学家、作家的大部分，历史试图通过政治机构的研究来把握社会的状况、文明的程度和种类。但是，为了认识和理解政治机构，首先对社会本身进行探究才是明智之举。……社会、各个个人的生活方式、各阶级的相互关系，一句话，人们的生活方式，这才是历史学家应该关注的第一问题。”人们的物质生活方式与社会形态的变革是历史学家关注的首要问题，在唯物史观的命意中，政治经济学批判是达成两者变革的理论前提。但是，阶级斗争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譬如，在雷蒙·阿隆看来，阶级的存在条件必须有自我意识，而这种自我意识又必须在阶级斗争中才能形成。但是如果没有阶级意识又如何存在阶级斗争呢？这种吊诡式问法本身实际上正好触及了问题的根本。那就是，在马克思那里，阶级斗争与阶级意识的形成实质上都是基于全部社会结构的“最深的秘密”和最“隐蔽的基础”，这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正因为如此，界划了自由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对待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不同看法。

一、阶级斗争的存在论根基与实质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曾认为，德国的革命一直是以一种理论的方式进行的，“德国在理论上已经超越的阶梯，它在实践上却还没有达到”，“一旦现代的政治社会现实本身受到批判，即批判一旦提高到真正的人的问题，批判就超出了德国现状，不然的话，批判就会认为自己的对象所处的水平低于这个对象的实际水平”。那么，马克思接着问道：德国能不能实现有原则高度的［à la hauteur desprincipes］实践，即实现一个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呢？马克思把话锋一转说道：“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 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马克思认为，由于德国落后的社会状况，逐渐的或者部分的解放只有在普遍解放的基础上才能够真正实现，“对德国来说，彻底的革命、普遍的人的解放，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相反，局部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这使得解放的工具必须得到一股矛盾的势力，而这种势力的对立，不是单纯的力量构造，而是社会现实的揭示通过理论的凸显。德国解放的可能性在，“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因为威胁着这个领域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普遍的不公正”。

那么，为什么非要选定无产阶级作为解放的物质武器，这要按照马克思的从后思索的方法论，在阶级斗争的实质与前提中才能得到理解。

阶级斗争从根本上说源自于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不同地位。“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就已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总的来讲，“作为现代社会的两大阶级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相对的，资产阶级的本质特征在于他们占有了生产资料，同时也占有了生产者的部分劳动，即剩余价值；而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的本质特征在于他们作为生产者却不能占有自己的劳动产品。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决定了他们之间的根本利益对立。这种根本的利益对立决定了无产阶级要求改变现状，并通过联合的行动迫使这个社会发生变革。”在阶级社会里，代表新生产关系的剥削阶级和代表旧生产关系的另一个剥削阶级之间，也会发生激烈的斗争。例如，在奴隶社会末期，新兴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阶级的斗争；在封建社会末期，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自从阶级产生以来，阶级斗争就没有停止过，它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阶级斗争是在它的基础上发生、发展的，是由它所决定的。而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阶级社会又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实现。阶级斗争具有多种形式。资本主义社会是阶级斗争发展最完备的社会形态，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有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三种基本形式。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

资产阶级攫取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被迫向资产阶级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两大阶级由于物质利益和经济关系的不平等，必然进行不断的冲突与斗争。不过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中指出的那样，“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这种阶级斗争的呈现也必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存在于不同的领域，而对其的抗争或者说阶级斗争的推进也必然需要借助历史本身赋予的条件。一般认为，历史就是各个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两极斗争的一方——统治阶级则是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古代的奴隶主阶级，被统治阶级则是奴隶、农奴、无产者。物质利益是引起这些阶级之间斗争的原因。实质上，依据马克思的文本来看，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像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作如此的描述，但是，无产阶级以反抗资产阶级财产权为其本质内容的斗争，一切政治斗争都是为了争取经济的解放，却在马克思本人那里有着较为充分的文本依据。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马克思指出：“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的基础，是一切社会贫困、精神沉沦和政治依附的基础；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伟大的目标，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这一目标。”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才能够理解马克思的如下说法：“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做‘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一下。”恩格斯的如下说法应该有助于我们理解阶级斗争的前提：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产生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马克思不仅得出同样的看法，并且在《德法年鉴》（1844年）里已经把这些看法概括成如下的意思：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

经济事实是形成与产生现代阶级对立的前提，那么它的实质是什么呢？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中点明“《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的时候揭示了阶级斗争的实质：

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

在资本主义社会，物与物的关系背后隐藏着人与人的关系，但这不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而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关系，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的人，不是一种独立的个人，而是一种经济范畴的人格化，一种利益关系的主宰者。这就决定了工人反抗资本的斗争一定是作为阶级行动的集体反抗。马克思在1848年2月24日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基本文献《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开宗明义地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归根结蒂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经济利益从而使得自己摆脱那种人的奴役性，而无产阶级的自我实现只有通过根本的政治改造才能得到满足。因此恩格斯说：“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一切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

二、经济的政治：阶级政治的建构

作为政治规划的人类解放，则在于无产阶级对整个物化世界的颠覆，而这对于马克思来讲，只有彻底颠覆物化世界的根由，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私有制。“无产者只有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同时，他更进一步认为还要消灭分工，进一步讲，消灭阶级就意味着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相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鸿沟在人们身上也不复存在，因此消灭阶级具体来说就是指消灭私有制和社会分工。所以，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和社会分工才能消除这种物化世界，“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当然，更早点说，在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就已经制定无产阶级作为人类解放的物质武器，从而使得无产阶级与阶级斗争的革命理论结成了天然的联盟。这一点凸显在《共产党宣言》中：“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是，在我们的一般理解中，认为无产阶级是天然的革命者，那么，是否是说，对于无产阶级的认识，仅仅在政治力量的层面来指定其人类解放的任务就完成了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无法理解以下的诸多追问，即人类解放究竟意味着什么？正如马克思早已经指明的，解放在政治层面已经完成的意义上，依然存在解放的问题。这种解放的力量本身是一种虚构还是一种内在于生活本身的必然？或者说，这种解放力量在什么意义上，才能够成为一种“社会力量”？

有一种观点认为，政治的不平等来源于制度上的褊狭：一种情况是制度排斥，另一种情况是滥用制度来制造不平等。那么，也就是说，通过一种现在较为主流的商议民主制度的建立，可以确保这种不平等的减弱甚或消失。如果放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视角，是否也如此这般认为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这与马克思对于政治的理解相距甚远。如何理解政治？如何消解这种政治？这两个问题实质上是同一个问题。这就是马克思的“经济政治性”的政治理解，从而以阶级斗争的方式破解这种政治形式。

这种“经济政治性”的看法，在马克思那里最早发端于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这一问题。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讨论犹太人的解放问题时认为，“从政治上宣布私有财产无效不仅没有废除私有财产，反而以私有财产为前提”，因为政治上对于私有财产的废除本身必须置放在私有制的框架之内。政治解放把解放严格限定在政治领域，这就产生了一个“人的悖论”，一方面人在市民社会中呈现为一种私人，另一方面人在政治中则成为一种“公共人”，即法人。就是说，政治解放的人，依然受到资产阶级财产权的统治。人类解放的真正完成必须是“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在《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马克思又认为：“普鲁士国王认为产生赤贫现象的原因是管理部门和慈善事业的缺失，因而在管理措施和慈善措施中寻找对付赤贫的办法，这个‘普鲁士人’也就把这种情形归咎于德国的非政治状况。”并且他对关于赤贫现象的这种看法提出了批判，指明了对于这种现象仅仅局限在政治领域范围内思考的无效性，“政治理智之所以为政治理智，就因为它是在政治范围以内思索的。它越敏锐，越活跃，就越没有能力理解社会缺陷。”那么，跳出政治范围理解政治，就隐性地在马克思的思想中确立了。

如何走出政治理解政治？在马克思看来，即是要深入经济领域的压迫和对抗性来关照政治，只有这样才能使得理论更为彻底，具有说服力。因为这种理论抓住了人本身，即人的真实的生存处境。正如我们在上述段落中对于“阶级人”的论述，正是一种人的真实的境况，而对这种境况的反映，也只能是从经济领域的压迫和对抗性，从“阶级分析”的视角才能够理解政治，才能够更加明白阶级斗争不能仅仅在政治层面，也应该是对经济领域的压迫和对抗性的彻底颠覆。这是因为“全部现代社会的经济制度”的主要表现在于资本对劳动的压迫。

资本对无产阶级的“非人”的剥削，使其成为了“受苦最深的阶级”。当然，对于这种剥削本质的揭示，绝不是一种经济学的历史表述，而是要在这种经济学的逻辑上推演出这样的结论：只有阶级斗争这样的政治革命才能够解决这种经济学上的问题。所以，这里要提请注意的是，政治对于经济的解决具有着规范性的意义，而经济领域的问题的解决则是一种根本，两者的作用不能够以一方遮蔽另一方。所以，我们可以如此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的特质就在于从经济领域的压迫和对抗性理解政治，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观点是建立在对资本逻辑统治的揭示基础之上的，从而以瓦解这种资本逻辑运作为目的。

对于“资本”逻辑的剥削性，马克思认为：“把表现在物中的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当做这些物本身的物质自然属性，这是我们在打开随便一本优秀的经济学手册时一眼就可以看到的一种颠倒。”当然，在马克思的眼里，资本与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作为一种实物而存在不同的是，“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这种社会形态当然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对此已经说得够明白了，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资本不是物质的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总和。资本是已经转化为资本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本身不是资本，就像金或银本身不是货币一样”。就是说，资本在本质上不过是指向再生产的，主要目的在于以资本支配劳动，从而实现其增值的目的，这就是资本的逻辑。所以，资本“按其本质来说，它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无酬劳动即剩余劳动。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是我们理解马克思政治概念的一个重要领域。因为，“政治理论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对抗性，就必须从政治角度理解剥削；而为了从政治角度理解剥削，就必须把被剥削的无产者看成是一个群体、一个共同体，他们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平等和对抗性的一极。”

我们知道，货币开始并不是资本，它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够转化为资本。条件是，“两种极不相同的商品所有者必须互相对立和发生接触；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他们要购买别人的劳动力来增殖自己所占有的价值总额；另一方面是自由劳动者，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也就是劳动的出卖者。”所以，我们从中可以知道，“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紧紧地捍卫这种生产关系，它“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这样一来，在生产中，必然遭受到资产者对于雇工的剥削，“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人权”。显然，古典自由主义虽然强调“自由”、“平等”，但这种平等也仅仅是一种政治上的，而在经济生活领域，这种“自由”、“平等”的限定词，必然都是“在剥削中”，或者说是资本剥削的“自由”与“平等”。同样，这种资本逻辑随着资本成为支配社会经济生活方面的权力之后，便又以一种“社会力量”展示出来，这就是资本逻辑的政治意识形态，即为这种资本逻辑在经济生活中辩护的意识形态。

资本逻辑在政治领域的运作中，阶级意识问题则同样显示出资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恰恰反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的根本性。我们必须再次回到本小节开头说到的雷蒙·阿隆的那个吊诡的问题，即阶级斗争与阶级意识的问题。当我们讲到阶级形成的主客观条件的时候，对于主观条件，即“阶级意识”，我们曾经分析过，阶级意识就是某一阶级人对于自身的“真正”利益的觉悟。以往我们可能过多地讲到无产者自身的阶级意识，其实，资产者也有阶级意识的形成问题，不过他们相应于无产者更为复杂。那就是，他们的真正的利益就在于维持和保卫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西方左翼政治学家密利本德认为，“对阶级利益有清楚的认识，并不表示对怎样才能最好地保卫这些利益也有清楚的认识。”所以，他认为资产者往往“目光短浅”，所以资产阶级往往产生错误的意识。就是说，不理解自己的真实利益。可能这里有点难以理解密利本德给我们提出的问题，那么，我们再进一步说，当我们将现代西方政治家一再宣扬的自由、平等、公正之类震撼人心的词汇来作为判据的时候，他们不理解自己的错误认识？密利本德接着给了我们答案，“倒不是因为它不能理解自己的真实利益，而是因为它宣称并相信这些局部的、阶级的利益具有普遍的非阶级的性质”。其实，资产阶级并不是不知，而是齐泽克所说的一种幻想的认同，说白了，就是“诈不知”。当然，对于资产阶级自身认识也有过正面的表达，那就是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时候，将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现在，再回过头来看，为资本逻辑辩护的政治意识形态实质上就是一种资产者对现实的虚假描绘，这是一种蓄意的欺骗，“凭借这种欺骗，统治阶级的代言人充当这个阶级的‘理论家’，并试图使被统治阶级相信那些思想和原则具有普遍的正当性”。

那么，无产者是不是也对于这种真正的利益“装不知”？在马克思看来，显然，无产者阶级是一个“全体的”阶级，他们的利益同整个社会的利益是一致的。为什么这么说呢？答案就在于，无产者在人口的比例上占大多数，而且“是历史上唯一不靠压迫和剥削其他阶级以谋求自己的利益和幸福的阶级”。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所以，无产者与资产者阶级不同的地方在于，它要彻底打破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不是如资产者那样去为之辩护，在无产者看来，“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这一点，资产者在反对封建统治的阶级斗争中，由于并没有认识到消灭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必然使得这种革命是一种狭隘的。而“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所以，讲得简单点，无产者的阶级意识就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而消灭阶级本身。当然，这种觉悟并不是任意用一种理论建构出来的，而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

三、常规与断裂处的阶级政治

当然，在今天这种后革命时代，人们不再愿意提及“革命”，绝不仅仅指向一种事实上的无产阶级消失，而更加指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政治不过是一种十足的“乌托邦”。因为，无论是在马克思身处的时代还是如今的社会现实中，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政治都可能只有“破坏性”而无“建设性”，我们听到最多的比喻，就是马克思不过是一个病理学家，却不是一个良医，或者他是一个“外科医生”，只会按照其病理学方法将病灶彻底割掉，但是病灶本身附属的机体却是人无法割除的，所以，他的方法并不可行。这一点又在如下的经验层面似乎得到了验证，那就是，阶级政治的方法论如今已经无声无息地被边缘化了，而对于这一事实学术界又是如此的默契。在“哲学”中让马克思主义哲学“寂寞的欢愉”的同时，哪里还会在分析政治现实问题时再追问产生政治问题的阶级生产关系的根源。但是，按照马克思的本意，他逃离“哲学”并不是说对某些诸如形而上学问题之类的变革，而是对哲学本身的前提批判，这一教益，在阿尔都塞那里已经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他逃离了“政治经济学”，并不是说，“批判和纠正现有的这门学科的某些不确切之处或者某些细节问题，也不是弥补空缺，填补空白”，而是“提出一个同政治经济学相对立的新的总问题和新的对象”的表述，是“从一个旧的对象对立的新的对象出发的批判”。这就是说，当我们在使用诸如原先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用语的时候，可能并未能理解马克思已经对这些问题本身作了“逃离”。后面我们在分析阶级的当代境遇时所述的后形而上学时代时，总是用一种“本质主义来限定马克思”，则是误读了马克思的思想是不能座架在本质主义或者反本质主义这一传统哲学的问题域中的，就是上述道理。就此打住这一问题，留给后文。我们这里已经看到了经验与理解的双重夹击，使得马克思的思想理论十分尴尬。难道历史唯物主义独特的阶级政治真的就只有批判否定之功，而无实质性的建构吗？这既需要看到阶级政治的建构性特质，又需要看到它是如何真正构成这一特征的，从而能够为当下的政治哲学提出些真正有建设性的意见。

按照20世纪西方学者所识，阶级政治过分渲染以一种革命暴力的方式解决现有的生产关系私有制的不公之后，依然会出现更大的不公正，或者在阶级政治之后，如何解决诸如承认的问题、尊严的问题等不公依然存在。更何况，在如今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原先的革命主体还存在吗？或者在他们看来，“阶级主体已死”的事实使得阶级政治更不具有任何的解释力。的确，如果回到马克思那里，按照他的设想，阶级政治更多地在社会更替的断裂中才显得十分明显。因为所有历史上的革命都是在新的经济或社会关系已开始抬头，而旧有的政治制度已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唯一障碍时才会发生。但是，社会主义力图实现革命，“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从而这样或那样形式的政治统治，无论对现代无产阶级的生存来说，或者对创造‘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来说，都是基本的条件。”现有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也是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这一点正好说明了在以暴力革命颠覆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关系之前，任何的政治解放都是必要的，而且政治解放是人类解放的必要条件。这就有另外一个层面，那就是在暴力革命的非常规的社会断裂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常规期”，对于“断裂与常规”之区分，正好提示出阶级政治的两重建构意义。

首先，阶级政治建构的存在基础。至少包含这样几个方面：第一，阶级政治应该是阶级社会存在的理论召唤，因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在真正的人类史开始之前，人类则处于阶级社会之中，阶级人显然就是一个客观存在。所以，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中指认：“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那么，在马克思生活的那个时代，这确实是一个事实，汤普森就如此直言：“在各种小心求证之后，我们仍可以发现，在1790至1830年之间这段时期内最明显的事实仍然是‘工人阶级’的形成。……工人阶级的形成不仅是经济史上，而且是政治史和文化史上的事实。”

第二，阶级政治是从现实出发，又超越现实的政治宣告。在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看来，阶级对应于剥削以及社会冲突，它是伴随着阶级之间的统治与被统治而产生的，其目的是要改变阶级对立的关系，冲突是无法在统治阶级体制之内解决的，唯有通过对整个社会生产方式的改变才能达成。在马克思的那个时代，这一点尤其明显，“大城市里工人阶级的状况就表现为一个逐渐下降的阶梯：最好的情况是生活暂时还过得去，靠紧张的工作而挣得的工资也比较多，住的房子也不错，饮食一般还不算坏——说这一切是好的，过得去的，自然是从工人的眼光来看。”但是最坏的一面呢，那就是身体与心灵的双重无法置放，“几乎每一个英国无产者都能滔滔不绝地叙述他一生所遭受的不幸。”

第三，社会现实一直要求“重返阶级政治”。在中国告别“以阶级斗争为纲”之后，阶级政治便被贴上了极“左”的标签，阶级分析、阶级政治的提法似乎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路线格格不入。在学术界，尤其是对经济学的阶级分析法、法学的阶级分析法的悬置就是明证，而事实上，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内部，阶级话题依旧显得十分“陈旧”。这样一来，随着社会现实对韦伯主义的阶层理论的召唤并促使其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兴起，人们更加喜欢使用阶层来阐释社会的结构。在这种背景下滋生了如下的流俗看法：人类解放的可能性不用追问，它只能提供康德意义上的“理念”的规范作用的话语，人们探讨更多的是在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马克思是如何继承与开启新的政治哲学传统的。抛开马克思早就不在“西方政治哲学传统”这一框架中进行整体逻辑运思不说，马克思所触及的问题真的就不再“现世”了吗？事实上，西方左翼学者比我更早就开始要求“重返阶级政治”了。阶级问题的产生就在于有一个资本逻辑的恒定性问题，那就是只要资本的权力本质不变，资本与劳动间的对立的形成，自然以一种阶级矛盾的方式彰显。当然，“重返阶级政治”已经是事实存在的反映，而不纯粹是意识形态的需要。简·帕库斯基在他的《阶级的死亡或马克思的阶级理论的死亡》一文中首先声明了这一点，接着他表述了自己的看法，“这样的观点主张是很过时的了”。今天，阶级问题本身绝不是如中国学者所认为的是一种极“左”的意识形态，而在简·帕库斯基看来：“关于阶级的争论已不再来自战壕，它包括越来越多的东欧社会学家，他们刚刚从意识形态和检查制度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事实上，美国学者霍特认为：“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兴起，阶级结构经历了重要的变化，新的不平等源泉的诞生，并不意味着原有的不平等源泉已经消失。”“资本主义社会里以阶级为基础的不平等的继续存在，意味着在可见的未来，阶级的概念必将也应该在社会学研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样，在后工业时代，诸多的西方左翼学者在讨论社会革命的主体阶级问题。诸如理查德·斯凯思在其名著《阶级》一书中认为，大多数人质疑阶级，但是，阶级与阶级关系依旧是现代社会中的重要问题，资本与劳动之间剥削关系的对抗性造就了阶级的状况仍然存在。而更加坚定的阶级分析者在看到“阶级斗争向着民主方向转化”的观点盛行的时候，诸如认为通过非革命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转化的可能性成为典型的看法时，他批判了这种观点，“这种战后共识在目前趋于瓦解。虽然它还普遍流行，但不妥协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坚定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政体’是一种骗局，它迟早会被工人阶级革命所消灭。”而在埃里克·奥林·赖特看来，基于“剥削”概念的马克思阶级理论比韦伯基于“生活机会”概念的阶级分析更优越，因为前者把我们的注意力指向了生产内部的冲突，而不仅仅是市场上的冲突。这些都从不同反面反映着“阶级政治”对现代社会依旧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其次，阶级政治的建构性特质。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有一个重要的判断，就是两大阶级的对立状况，但是现实中并没有出现，而且，马克思在作出这种判断之后，于《资本论》第三卷中又认为，即使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也没有出现这种矛盾的节点，“在英国，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无疑已经达到最高度的、最典型的发展。但甚至在这里，这种阶级结构也还没有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那么，为什么一方面直接指认这种对立状况，一方面在现实中即使如英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也没有出现理论上所说的对立呢？应该说，这是马克思对于理论的一种处理方式，而并不是基于纯粹的经验型事实描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指出了这种方法论的特质，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现实形态，“是和这种关系的内在的、本质的、但是隐蔽着的核心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概念大不相同的”。所以，理解马克思的阶级政治的建构性也应该看出他并不是一种现有事实性的描述，而是对于“铁的必然性”的一种提示。而且也不是以一种社会发展的常规阶段为思考点的，而更多是站在社会形态更迭的断裂处思考的，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只有通过这种对原先私有制生产关系的颠覆才可以做到彻底消解阶级人的生存处境，这就是一种断裂。这种对立的模型，意图在于传达如下观点：现代政治问题主要产生于经济领域的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压迫，消除这种压迫的途径只能是以阶级政治的方式消解阶级本身。

我们知道，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马克思打破了自由主义的两个理论设定：市场交换的自由与市场会自发促进社会的和谐。在马克思看来，前者不过是劳动力买卖的自由，市场的自由不过是一种掩盖剥削的形式自由；市场并不能导致社会和谐有序，而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因此，马克思在瞄准自由主义批判的时候，对自由市场所建构出的“抽象”对人的统治的特质进行了多层面的厘清。对于在今天重新面对马克思文本的人来讲，其之所以最后将导向革命的理念，也与在什么样的意义上才能够破除资本对世界的建构紧密相关。虽然如今政治不断地改变其原先策略，并将政治的革命变成了“治政”的各种方案，或者是对社会中的阶级关系进行调整，表面上看来，原先阶级对立的尖锐化日趋缓和，但是这种政治对于经济的调节并没有根本撼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而是首先预设了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前提基础。现在我们回头来看上面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两个阶级对立的极端化表述，就会明白，它显示的阶级的政治建构性就在于，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必然会造成这种阶级的对立，只要这一基础不被颠覆，通过政治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整等来改变社会现状、减弱剥削、缓和冲突不过都是一种表面现象，所以，阶级政治指向的是一种社会的本质维度。这一点与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核心原则是有着本质性差别的。因为，在西方现代政治哲学看来，政治是商业交换社会的补充机制，它成为了十足的“守夜人”，当然，这一坚守是对等级社会绑架经济社会的杜绝，在本质上用经济生活的自由让政治原先以等级为核心的“权力逻辑”成为不可能，这无论如何对当今人类社会都是一项功绩。因而，我们批判西方现代政治哲学绝对不是在这个层面展开的，而是在一种人类解放的高位阶层，批判经济自由主义试图努力隔离与政治的关系这一事实来讲的。这样，我们才能够容易剥离出如下结论：现代的政治不过是以维护现有的经济基础为根本出发点，马克思将这种单纯在政治框架内解决政治问题的策略作了一种理论的延伸，那就是将政治问题引向了社会的经济关系的分析，只有通过经济基础的变革才能够达至真正的自由。

1883年3月17日，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曾说，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这里指明了阶级政治实质的革命性质。但是，对于这种革命本身的理解又往往有两条路线加以区分，那就是改良主义和革命。对于指向革命的阶级政治来讲，它是站在现实的历史存在论的基础之上，从物质实践出发，一方面消解资本主义政治调节中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公正的形式虚假性，一方面在实践中开启一个“实质自由”的未来社会。它与从观念出发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不同，因为在后者看来，人并不是阶级人，而是人的抽象，或者可以说是一种人的“观念”，正是这种“观念人”而不是“阶级人”的分析，使得改良主义社会思潮得以产生影响。但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批评的完成，而全部的问题在于要在历史的实践中来证实其理论的“缺憾”。当然，在改良主义看来，革命就是“冒险主义者”和极“左”。改良主义以社会历史条件即社会的存在论基础发生变革为由，确认其理论的合法性。我们知道，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展开，资本主义由矛盾的尖锐化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时期，立足于这种变化，伯恩斯坦站在英国发达工业社会的视角认为，应当摒弃彻底颠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阶级政治的革命主张，而代之以“资本主义适应论”。这里，我们不能将伯恩斯坦看作是一种“渐进主义”的革命论者，因为，后者毕竟还是“把社会主义社会想象为通过长期的一连串的改良缓慢地但却是确定地前进，而在前进的终点（或在前进的过程中）可能发现资本主义已被超越”。但是，改良主义则将历史的发展趋向并不是定位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实行全面改革使之转变为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所以，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则更多地将其界定为“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他们认定，“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想要消除社会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社会主义的资产者愿意要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但是不要由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他们愿意要现存的社会，不要那些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和瓦解的因素。他们愿意要资产阶级，但是不要无产阶级。”所以马克思断言，这些人的改良的种种要求中，肯定不包括“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消灭”以及“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间的关系”。因为，“在资产阶级看来，它所统治的世界自然是最美好的世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把这种安慰人心的观念制成半套或整套的体系。它要求无产阶级实现它的体系，走进新的耶路撒冷，其实它不过是要求无产阶级停留在现今的社会里，但是要抛弃他们关于这个社会的可恶的观念。”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整个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基础。阶级政治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其基础在于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在于社会中的结构性对抗和矛盾。所以，阶级革命理论是历史运动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革命意识萌生则是根源于对资本运行规律的理性自觉和异化状态的生存体验。改良主义以经验事实质疑革命论，这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它根本看不到资本逻辑的恒固性，即形态更迭似乎没有改变资本对于人的奴役性质，所以，马克思对于社会的分析与批评并不是一种“描述性的政治”，更不会只认为解除当前的奴役状态靠一种人类解放的理想设定的“规范性政治”，而是从实在的内部规律和结构出发把握实在。改良主义的错误则在于其不是把所研究的经济生活现象放在资本主义发展整体的关联中去理解，不是放在它们同整个经济结构的联系中去理解，而是把它们从中割裂出来，当作独立的存在，当作一部死机器的拆散的零件来理解。这种立足于仅仅以一种“描述性的政治”来理解马克思显然是不得要领的。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是一种建构性的政治哲学，从而与这两种政治哲学的不同点就在于，它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内在结构的解剖，从而以实践的方式打破了以往的“规范性政治”只能解释世界的宿命，真正在实践中开启与生成了人类解放。“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共产主义者不是把某种哲学作为前提，而是把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特别是这一历史目前在文明各国造成的实际结果作为前提。”理解马克思的阶级政治的建构性特质首先要明白，马克思的政治理解是，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还存在，只要以此为基础的雇佣劳动还存在，剥削和危机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就一如既往地存在。

是不是任何政治都只能以革命来理解呢？当然，革命也不是一般地对改良的必要性以及存在的现实性加以拒绝，但在理解与肯定改良的时候，应该清晰地与这样一种想法划开界限，那就是借口历史条件的变迁而对阶级政治的革命的必要性以及可能性彻底抛弃，就是说将改良与革命作非此即彼的理解。同时，也应该与那种将革命看成是社会经济关系命定会发生的理解相区别。更为重要的是，改良主义是一种“现象主义”，它根本不能够深入社会本质的深处，即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理解，它割裂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在否定了从根本上改造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之后，将社会主义的内涵规定在政治和伦理领域的改善上，而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意识的制约作用，由此，那些被其奉为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价值，就其实质和内容而言还完全停留在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限度之内。关于这种“陈词滥调”，马克思在1877年10月19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中，指责过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基础的人。阶级政治的真实含义就在于，不能将“政治解放”的限度不作处理地提升为绝对，而遗忘了高于这一解放的“人类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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