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勘定“去阶级化”的激进民主政治与马克思政治哲学诉求

第一节　“去阶级化”的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政治的构想

苏东剧变之后，西方左翼政治进入了低谷时期，其中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一书便是自由民主一扫“最后决定”和“相对自主”时代的宣言书。此时，传统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终结也因那个由以理解的“传统”所引发的现实社会主义而一度出现了危机。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中拉克劳、墨菲认为：“197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化已经陷入僵局。在1960年代特别富有创造力的阶段之后，再继续下去受到的限制非常明显。……在当代资本主义现实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能够合法包容的东西之间存在着日渐扩大的裂痕。”所以，墨菲说：“社会主义理想在‘现存的社会主义’破灭之后仍能继续存在吗？它能够弥补这一破灭给所有反抗不平等的尝试所带来的名誉损失吗？”当然，拉克劳、墨菲乃至在广义上的后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需要重新激活马克思，重新寻找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策略。“被沉积的理论范畴遮蔽了它们原初的创造活动，而再激活因素使它们的行动再显现出来”。这样，他们就“提出‘激进与多元民主’这一术语来重新定义社会主义事业，并设想它是民主向社会关系的广阔领域的延伸。”

一、基本判定

在西方左翼思想家们那里，我们可以看到激进民主政治不过是他们在与保守政治交锋的过程中形成的多样批判路径中的一种。因为，“对于拒绝加入‘历史终结’大合唱的知识分子来说，现存的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绝不是现代性惟一的、终极的方案。”那么，如何重新激活左翼的政治力量？如何面对社会现实与马克思原先理论境遇的差异？如何重塑社会历史的主体？如何理解社会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体制的框架？如何沟通社会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关联？这些问题都使得他们必须形成一种有效的新的解放策略。

现在需要直接面对拉克劳与墨菲的激进多元民主概念的本质，在他们看来，“我们的‘激进和多元民主’设计被理解为加深‘民主革命’的新阶段，也被理解为争取平等和自由的民主斗争扩展到社会关系更为广泛的领域中。”而且，他们也认识到，如果“放弃雅各宾主义的朋友/敌人这一政治模式作为民主政治的典型，会导致对自由主义的接受”，但是，他们依然坚持放弃全面的革命，而只注重一种全面的激进立场，就是说，“放弃革命”必须与“自由主义民主”之间作一种理论的沟通。当然，所有的民主理论，包括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政治”、卡罗尔·佩特曼的“参与式的民主政治”以及“强势民主政治”等都只是一种探索中的未完成的民主，“民主永远处于尚待改进的状态，而改进的过程是永远不会完成的”。拉克劳与墨菲所主张的激进的多元民主政治也不例外，他们的理论是建立在反本质主义、消解经济中心主义、确立政治本体论、打通民主与社会主义之间的隔离，并且放弃革命，只保留激进立场的基础之上的。

首先，激进民主政治作为规范性政治哲学的方法论根由在于反本质主义特质。在后马克思主义看来，“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个本质主义”，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缺憾都可归因于本质主义。比如，“历史规律”、“阶级与阶级斗争”、“人类解放”等都被看作为一种本质主义，他们在批判本质主义的由头下全面质疑马克思主义。就是说，他们攻击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本质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在历史向社会主义进化中扮演关键的角色，它表明‘过去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义成为可能，而且它们未来的发展使社会主义成为必然’……假如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和合理的基础，应该归于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经济可以被理解为独立于人类活动发挥作用的客观现象。”这样一来，他们坚决地拒绝了“经济决定论”，其主要的理论表现是，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质主义的核心特点就在于，它是一种经济决定政治的经济主义的解释模式，而他们则力图从话语主体的多元决定性来彻底颠覆这种模式，从而树立起政治本体论的政治解释模式。“在此情形之下，经济可以体现在政治之中，也可以不体现在政治之中。反之对政治来说也是如此。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属于原原本本的区别，而是两个术语之间的不稳定的类推。”并且他们的话语理论也颠覆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辩证关系的政治哲学分析方法，认为社会并不是限于政治而存在，主张话语之外无社会，社会是通过话语建构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也一同被拉克劳、墨菲给消解了。这样一来，拉克劳、墨菲只能将政治问题限定在话语理论之中，而不可能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域来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才是这个社会的真正秘密，或者说是未来人类解放的真正的内生性原点，所以，拒绝了阶级分析的政治理解，也只能走向承认，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推进激进民主。

其次，激进民主政治仅仅是一种规范性的激进立场，它全面放弃了阶级革命。新的社会到底该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呢？这是拉克劳、墨菲政治哲学首先面临的思考，他们认为在马克思那里，他总是试图“根据新的原理——阶级对立——来思考社会分化的首要事实”。但是，这一社会现实无论如何在当今社会已经显示出了严重的缺陷，这个缺陷就是，“阶级对立不能使社会总体分化为两个相互对立的阵营，不能使自身自行成为政治领域分化对立的界限。”所以，“阶级斗争作为政治分化的基本原理总是需要一种补充性假设加以证实”。那么，这种将自身的适用性归结到指向未来的历史假说则是“社会结构的简化导致现实政治斗争与作为生产关系层面上的代表的阶级之间的斗争相互一致，也导致了关于代表的意识——把自在阶级变为自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假设”。他们认为这种政治理解方式依然是雅各宾主义的敌我政治的延续。随后，他们彻底从这种阶级政治走向了激进民主，“正是雅各宾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关于激进民主的政治学说之间的连续性因素应该被激进民主的计划置于怀疑之中。”这就是说，他们的社会理想是建立在社会的多元性和非决定性两个基本点上的。“民主”正是在附加了“资本”之后成为了全球流通价值理念，在“民主革命”的环境之中，如何思考民主与社会主义革命、人类解放等议题是激进民主政治的核心主题。

但是，左翼政治全面放弃革命的政治形态却无论如何都与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政治产生了巨大的鸿沟。这一点，从拉克劳、墨菲自己的声明已经看得出来，“彻底的自由主义和它比传统左派更没有限定地渴望实现它的目标，也是我们要接受的。”在这里面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两个问题，一个是激进民主与自由主义的关系，一个是民主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联。对于前者，我们将在墨菲对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进行批判的超越之后走向了自由主义中进行较为详细的阐释，而关于后者，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民主革命是内含于社会主义革命之中的，而在后马克思主义这里正好实现了一种颠倒，那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一个部分，但是这种民主显然是将民主的阶级特征排除之后，将民主设想为一种勾连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鸿沟的“桥梁”，从而达到无须革命，而只在推进民主中便可以彻底地走向社会主义的看法，“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斗争都不过是民主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但是，这里并不意味社会主义就是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否定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经济组织形式，也可以转变为官僚化的结果。”于是，“社会主义可以是完全外在于民主革命，社会主义与民主之间的相容性，远不是一种公理性的，而是一场对于二者进行连接的霸权斗争的结果。”他们的意思是，通过“民主”可以使得在资本主宰的政治制度内实现社会主义，“今天左派的任务就是设想一下怎样才能通过一种与自由民主政体相容的方法来实现这一过程。”我们从左派的历史中可以窥见的是，左翼力量一直是与自由主义民主体制不相容的，而在资本主义的秘密揭示中以一种“历史科学”的意义，清醒地认识到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够颠覆现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恶”而走向新的社会主义。墨菲说，“自由民主体制是任何民主化过程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社会主义的各种目标只有在一个自由民主政体内才能以可以接受的方式实现”。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不再是一种建立在资本主义内生性矛盾之中的客观必然性，而是在民主规范的意义上的。对此，艾伦·伍德评价说：“资产阶级民主的相对独立性使其在原则上可以扩展成为社会主义民主。这样一来，社会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完成，而且这一从此至彼的变动，可以被认为是一个不间断的连续过程。”

最后，激进主义民主政治是一种用政治民主忽略经济民主的政治策略。无疑，在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思考中，他们一致认为应当否定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认定的“阶级”主体，以将其碎片化为各种话语的链接，例如在反对男性主义与反对资本主义之间的统一性就在于领导权的链接。这样一来，后马克思主义主张的“新社会运动”的主体也不再是工人阶级，只是各种民主斗争的一种话语。在这里，民主不再具有阶级性的特质，而是一种中性的，它可以成为扫除资本主义发展障碍的有效策略。对此，我们认同伍德的评价，“强调把民主扩展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当作是社会主义演进的前提条件的政治观点，必然需要一种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策略。”我们看到，激进民主计划虽然暗含着社会主义方向，“因为它必然要终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则是大量从属关系的基础；但是社会主义是激进民主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反过来却并非如此。”

但是，这种政治民主的主张，显然忽略了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讨论之中。而且在拉克劳、墨菲的激进民主政治中首先就是要斩断“经济——政治”两者之间的连字符，他们认为两者的结合是不可能的。这除了在他们反对“经济决定论”时所一再提及的那些方法外，还可以拿他们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来看，“多数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具有经济学而不是政治科学的背景，能够解释为什么那种将市场社会主义当作一种民主化形式的主张相对来说受到了忽视。这是令人颇感遗憾的事情，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如果将市场社会主义原则同当代其他倡导民主的观点结合起来，那么我们很有可能确定一种可行的市场社会主义。”这就是说，在墨菲为代表的激进民主政治哲学中，他们主张的是将政治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两者之间加以分离。他们在谈到生产资料社会化时认为：“人们就必须坚持这种社会化不能意味着它仅仅是工人的自我管理，因为存亡攸关的是所有主体真正参与决定在生产的过程之中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采用何种形式分配产品。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产品的社会占有才能存在。”这样一来，工人主体就变成了社会主体，如果把工人利益作为民主的根基的话，它至少忽略了如下事实：工人的利益可以用这样一种方式构成，他们不重视生态的要求或其他集团的需要，这些集团不是生产者，但受到生产领域决定性的影响。这里存在一个显著的问题，那就是拉克劳和墨菲的多元主义理论无法阐释的共同利益的问题，这更是体现在后来的《民主的悖论》一书中，在那里，他借助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一书，明确地批判自由主义的困境正是对理性共识、利益达成一致的过分推崇。因而我们认为，不把政治作为受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内容，而是把它放置在社会本体论的地位，这是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核心特点。

二、激进民主构想对社群主义的批判

按照学术界的看法，当代政治哲学的谱系可以依次理解为，自由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政治哲学的主题而随后则转变为社群主义，到了20世纪90年代则是试图寻求对这二者的超越，这就是我们称之为的“第三条道路”。关于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的对立——或者可以说，社群主义就是为了克服自由主义而产生的——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主张以理性的个人为出发点，个人是审读社会一切政治问题的根本，个人的利益优先于社会；而社群主义则认为，剥离了社会性的个人是自由主义的幻想，社群应该成为分析一切复杂的社会现象的出发点。这里显然可以看出两者之间一个是个人主义、一个是集体主义的观念。在自由观上，两者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在自由主义看来，他们强调的是消极的个人自由，这种自由选择在公正的环境中实现是自由主义的根本价值，就是说，一旦个人能够充分自由地实现个人的价值，随之个人所在的群体的价值和公共的利益实现便成为可能。后者则是一种积极的政治自由，这种自由观认为个人的自由选择能力以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各种个人权利都离不开其所在的社群。针对自由主义的问题，社群主义者主张“共善”优先于个人利益，他们强调建设政治共同体，清除导致公共生活解体的危险，建构社会共享的道德理想。那么，如何能够跳出这种既将个人理解为积极的政治参与者，又同时维护个人的自由和多元呢？墨菲从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介入了社群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的争论，并且提出了超越政治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争的多元主义激进民主方案。

下面我们看激进民主政治的代表墨菲对社群主义展开的批判。我们知道，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主要是以罗尔斯为靶子，因为罗尔斯所主张的“权利优先于善”构成了对社群主义的否定，就是说，对个人权利的维护优先于普遍利益，“每个人都有一种基于正义之上的神圣不可侵犯性，由正义加以保护的这些个人权利不能从属于社会的全体利益。”社群主义否定个人主义，并用市民共和主义传统对抗自由主义的缺陷，在墨菲看来，两者都存在着问题，但也有一定的道理，诸如罗尔斯“的理论对于改进民主制度还是有极大的价值的”。其“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强调指出，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不再存在一种惟一的实质性共同善，多元主义是这个社会的核心，而正义的政治观念不可能源自于关于幸福生活的一种特别的宗教的、道德的和哲学的观念”。但是同时他的缺点也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对社群主义的攻击——对政治共同体的拒斥。这里墨菲看到了自由主义的缺点，那就是把政治问题简单划归为在道德约束下对于私人利益的一种依据理性协商的过程。这就是说，在公共领域中，人们可以在自身利益的支配基础之上通过协商达成共识，于是，对抗与冲突便被一种理性的协商给置换了，然后，她又集中地批判了社群主义否定多元主义的问题。在社群主义者看来，政治共同体无法与多元主义实现相容，而对多元主义的否定实质上必然与本质主义、普遍主义形成一致的致思趋向。这样一来，墨菲提出了她自己的问题：“我们自己面临着一个真正的挑战：我们如何才能在尽最大可能为多元主义作辩护的同时，又不放弃构成现代民主本质的那些东西。”她的解决方案是提出多元的激进民主政治。这种政治哲学强调事物之间的异质性、多元性，反对本质主义、普遍主义。因为在墨菲看来，政治是人类永恒的问题，是作为存在论的，但是与以往的政治不同的是，“它要求不能把反对者视为有待消灭的敌人，而应作为一个对手，其存在不仅是合法的而且必须被容忍。我们将攻击他的观念，但我们却不能质疑其自我辩护的权利。”在激进民主政治的理解中，历史的主体被弥散化为各种建立在话语认同基础之上的不同身份主体之间的对抗，他们一致放弃了某种透明社会的神话，在他们看来，这只能导致集权主义。而激进多元民主的规划是以多样性、多元性和冲突的存在为条件的。

实质上，激进民主政治是以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为理论前提的。换句话说，激进民主只不过是在西方民主制度框架内对民主叙事的一种改进或者叫作幻想。它一方面在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影响下，放弃了同一性的主体概念，指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主体不过是同一性的，忽视了身份的差异性、流动与构成性，另一方面新社会运动远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还原论，创造了新的主体，“反种族主义、反性别主义、反资本主义等斗争做共通性表达。”这样一来，在墨菲看来，新社会运动必然是奠定在解构人类解放同一性基础之上的，同时在规范性政治哲学的谱系中，借助于解构哲学、话语认同理论，在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框架之内重新推进激进左翼的政治规划。显而易见的是，这种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将政治自由主义从经济自由主义中摆脱出来，根本无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有制现实，而仅仅滑向政治本体论，隔离了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联来理解民主。因为在他们的理解中政治不是上层建筑，而将其视为具有社会本体论的存在。他们的意图非常明显地指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联。历史唯物主义确立了两者的关系，“政治是从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上层建筑；政治的性质是由经济性质说明的；政治变动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在墨菲看来，这种观点等同于“经济决定论”，于是激进民主试图将政治从经济领域中撤离出来，其实自由主义也是如此行事。在波普尔看来，马克思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的观念不过是一种“政治无能论”，即“这个理论的结果如何呢？其最重要的结果是，一切政治、一切法律和行政的制度，以及一切政治斗争，从不具有基本的重要性。政治都是无能的。它们从不能根本改变经济现实”。政治与经济的二分，致使表面上虽然墨菲在批判自由主义，实质上，他们之间殊途同归，正是他们要求政治必须从社会经济基础中撤离出来，最终使得他们的激进民主不可能真正实现民主，而只能成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中的一种。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makesizhuyi/2022111159.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