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实践性

何谓实践？《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①人们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有意识的活动；②实行（自己的主张），履行（自己的诺言）。马克思对实践怎么认识呢？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这句话可以理解为：①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是实践；②实践包含主体和客体两个方面，主体是人，客体是环境（世界）；③实践是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

理论必须实践。毛泽东指出，“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关于“建设什么样的社会，怎样建设社会”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强调，必须通过实践，才能给出合理的回答，“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可见，实践性是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建设理论的又一主要特征。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建设理论建立在时代发展的实践基础上。

在19世纪上中叶的欧洲和美国，相继爆发的产业革命推动着资本主义制度不断地战胜封建制度，逐步建立起资本主义的经济统治，资产阶级为成为社会的统治者不断地掀起革命高潮，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固有矛盾的激化——周期性爆发的危机。1825年英国爆发大规模的危机，1836年危机在英国再次掀起并波及美国，1847年危机席卷整个欧洲。频繁爆发的危机使得人们开始思考：为什么会爆发危机？危机重重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的理想社会吗？什么样的社会才是人类的理想社会？……这些问题成为当时的理论家、政治家们需要回答的时代课题。

法国思想家圣西门认为，“利己主义这个人类的坏疽，侵害着一切政治机体，并成为一切社会阶级的通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问题的来源，指出，“实业制度”社会将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者和学者成为“实业制度”社会的统治者，国王、内阁、议会、生产资料私有制均可保留，“为了建立实业制度，只由国王颁布一道敕令，委托最有势力的实业家编制国家预算草案就可以了”。法国思想家傅立叶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社会矛盾——财富的增加与贫困的加深，“在文明制度下，贫困是由富裕产生的”，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压迫制度，根本没有平等、自由，一定会被理想的社会制度——“协作制度”所代替，在“协作制度“社会中，生产资料私有制可以保留，生产和消费协作社——“法郎吉”是基本社会单位，由资本家向“法郎吉”投资获得股息，人人都在“法郎吉”中进行生产、消费，通过几个小型的“法郎吉”实验的成功示范一步步建设“协作制度”社会。英国思想家欧文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只是为了保护游手好闲、没有用处、包藏祸心的人，压迫爱好劳动和心地善良的人”，资本主义社会问题和灾难的总根源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由现有的资产阶级接受宣传，进行社会制度的和平改革，各阶级自己合作组成各种劳动公社，逐步实现社会变革，建设一个理想的未来新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理想社会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由许多个劳动公社组成联盟，“最后把全世界联合成为一个只被共同的利益联系起来的伟大共和国”……

综上所述，这些思想家们都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种种社会矛盾与问题，希望建设一个新的理想的未来社会，并给出了一些解决方案，但是，这些解决方案都不能回答当时急需回答的时代课题，只是一些“早期的、不明显的、不确定的形式”，企图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框架之内，由资产阶级统治者、国王、贵族等主动进行和平的社会变革，只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最终只能如同美丽的肥皂泡一样幻灭。

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一时期的时代课题也给出了自己的回答：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人类所追求的美好理想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冲突、危机的根源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只有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建立一个理想的未来社会——自由人联合体。在这个未来新社会中，真正实现了每一个人的平等、自由，在这个由“自由人”联合组成的共同体中，“人们的头脑和智力的差别，根本不应引起胃和肉体需要的差别……劳动上的差别不会引起占有和消费方面的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权。”这些回答正是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建设理论初步形成阶段的主要思想。

随着时代的发展，19世纪50—70年代，工业革命进一步的向全球扩展，世界市场初步形成，欧美主要国家的资产阶级在与封建势力的斗争中相继取得胜利，逐步取代封建贵族成为社会的统治者，建立了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如影随行并愈加严重，1857－1859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席卷欧美各国。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充满质疑，进而人们开始思索：未来理想社会如何才能取代资本主义社会？这成为急需回答的时代课题。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认为，民主社会是人类理想的未来社会，“在民主社会，享乐将不会过分，而福利将大为普及；科学将不会特别突出，而无知将大为减少；情感将不会过于执拗，而行为将更加稳健；虽然还会有不良行为，但犯罪行为将大为减少。……国家将不会那么光辉和荣耀，而且可能不那么强大，但大多数公民将得到更大的幸福”，每个公民通过结社组成各种自由团体广泛地参与社会的政治与其他生活之中，从而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认为，在不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应该对社会进行改革，实行合作和互助，主张“有限度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所有形态中最巧妙和最无懈可击的”。法国的布朗基主张通过少数革命家的密谋活动进行武装革命，摧毁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只能在摧毁了旧堡垒的基础上才能建立”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实行人民自治的革命专政。德国的魏特林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财产是偷窃和劫杀的根源”，一定会被未来“和谐社会”的财产公有所取代，从而实现每个人的平等、自由，暴力革命比和平方式更能实现未来的“和谐社会”，“你们不要相信，通过和你们的敌人的和解，你们可以有什么成就。你们的希望只是在你们的宝剑上。”法国的蒲鲁东主张用和平的不流血的方式来改造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建立劳动者控股的人民银行，给生产者发放无息贷款，从而开办各类工厂，各自独立生产经营，实行平等交换，由此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平等……

对于这些思想家的回答，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批判，指出：托克维尔、密尔们并不想建立新的人类社会，反而是充当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代言人，为资本主义制度做辩护，维护着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的统治；魏特琳的思想“是一种还没有很好加工的、只是出于本能的、往往有些粗糙的共产主义”；蒲鲁东不考虑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一无所有的实际情况，却想用他们的储金来收购下整整一个美丽的法国，只是一种幻想，他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了把贫困只是理解为贫困的思想，而不是在贫困中看到将会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从经济学家那里借用了永恒关系的必然性……还自认为既批判了共产主义，也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以此凌驾于无产者和资产者之上，结果仍然只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共产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劳动和资本之间摇来摆去；布朗基在政治活动中是一个“实干家”，他相信只要在适当的时机组织到很好的少数人进行某种革命的突袭，就能够把人民群众通过最初的若干胜利吸引到自己这方来，革命胜利就能取得。然而在路易－菲利普时代，布朗基通过秘密结社的形式才组成起来的核心，由于厌倦而再也忍耐不住那些没完没了地保证马上就干起来这种空洞的诺言，终于在没有任何外部导因的情况下开始起义，但是起义立刻就被镇压了下去，这次起义对警察局是一个晴天霹雳。马克思认为布朗基是过去一代的革命家。

在批判这些思想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共产主义社会才是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社会，只有依靠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力量，通过不断的社会革命才能消灭私有制，代之以生产资料共有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从而消灭一切阶级，最终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实现人的彻底解放。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要得到彻底解放，就必须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建立新社会，而不仅仅是改变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和改良现存社会。要把社会生产变成为一个由合作的自由劳动构成的而且是和谐的大整体，就必须进行全面的社会变革（社会的全面状况的变革），如果不把社会的有组织的力量即国家政权从地主和资本家手中转移到生产者自己手中，变革是决不可能实现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回答对自己的社会建设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

19世纪的最后30年，欧美主要国家发生了第二次产业革命，推动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阶段，资产阶级将自己的政治统治从专权式转换为民主式，工人群众的革命运动日趋高涨，分散的地方性罢工、集中的全国性罢工、一国的罢工、多国的罢工……纷至沓来，在这种形势下，新的时代课题接踵而来：工人群众如何才能革命成功，建设一个新的理想社会呢？

俄国的巴枯宁认为，剥削社会破坏了人的自由、团结，因此违反了人性，必须要进行摧毁一切国家和权威的社会革命，以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革命的起点，“无产阶级最好什么也别干，而只等待……普遍清算的日子——末日审判的到来。”德国工人群众运动中，吕普克尔特、格罗特考、卡佩尔领导的拉萨尔派认为，造成社会矛盾、危机、不平等的原因是资本家阶级垄断劳动资料造成的工人阶级依附性，因此，工人阶级只有依靠本阶级的力量，才能获得解放，“工人阶级为了本身的解放，首先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进行活动”，“用一切合法手段去争取建立自由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废除工资制度连同铁的工资规律——和——任何形式的剥削，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在工业和农业中，生产合作社必须广泛建立，以致能从它们里面产生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的组织。”德国的杜林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不过是对‘常态’的偶然偏离，最多不过是为‘更有规则的秩序的发展’提供一个理由”，主张在普遍的公平原则的基础上建立经济公社——“人们的共同体，这些人由支配一个区域的土地和一批生产企业的公共权利相互联合起来，共同活动，共同分配收入”，由许多个经济公社联邦组成“共同社会”，在“共同社会”中，“如果说到建立一个新的生产部门，‘那么问题只是在于：能否把致力于生产某一种物品的一定数量的人，连同他们所需要地消费，可以说一起创造出来’。在共同社会中，任何一个生产部门，都‘不需要许多居民’。在共同社会中，也会有‘根据生产方式而区分的’人的‘经济变种’。”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中的“苏黎世三人团”——赫希伯格、施拉姆和伯恩施坦认为，社会运动应该是“由独立的科学代表人物和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领导的运动”，“德国的社会主义‘过于重视争取群众的工作，而忽略了在所谓社会上层中大力〈！〉进行宣传’。因为‘党还缺少适于在帝国国会中代表它的人物’。但是，‘最好甚至必须把全权委托书给予那些由足够的时间和可能来认真研究有关问题的人。普通的工人和小手工业者……只是在极少的例外情况下才有必要的空闲时间来做这件事情’……正是在现在，在反社会党人法的压迫下，党表明，它不打算走暴力的、流血的革命的道路，而决定……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

对于这些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批判，指出这些思想存在的问题：巴枯宁“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反动的”，巴枯宁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背叛无产阶级革命，破坏世界工人的联合斗争；拉萨尔派依靠国家给予的金钱帮助来建立各种生产合作社，由此来建设一个新社会的思想不过是幻想，不过是为了去粉饰他同封建主义者和专制主义者这些敌人结成的反资产阶级联盟；“苏黎世三人团”的思想能作为社会主义的基础留下来的，只有关于“正义”和“真正的博爱”的空话；杜林先生只不过是最新的空想主义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模仿者，他登上舞台，不是根据现有的历史地发展起来的材料的必然结果来阐述社会制度体系，而是从他的至上的头脑中以及他的孕育着‘最后真理’的理性中去构想出一个所谓新的社会制度的‘标准’体系。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这些思想的基础上，对这一时期的时代课题也给出了自己的回答：未来新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将是漫长的，需要许多条件，工人阶级需要通过进行坚决的社会革命，经过不断完善、发展的斗争阶段，才能消灭私有制，实行个体所有制，从而最终解放自己，进而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的彻底解放。这些回答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建设理论。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建设理论在工人群众革命的实践中形成发展。

工业革命推动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逐步建立的同时造就了两个阶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这两个阶级从诞生之初就是对立的关系，在18世纪晚期，工业运动的初期，就已经出现了工人阶级用暴力来破坏机器等行为，由此来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如“卢德运动”。

随着工业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加剧，到19世纪30、40年代，西欧工人爆发大规模的革命斗争：法国里昂纺织工人1831年、1834年的两次起义、英国工人1836—1848年的宪章运动、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1844年的起义……工人阶级开始联合起来为自己的政治权利与整个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制度做斗争，“联合……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虽然工人阶级组成了自己的工会组织，如德国的流亡者同盟（1834年）、德国的正义者同盟（1836年）、法国的四季社（1837年）、英国的宪章派全国协会（1840年）……并进行了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斗争，但是这些斗争无一例外的失败了。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这一阶段工人阶级的斗争实践后，决定对现有的工会组织进行改组。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将德国的一个工人组织——正义者同盟改组成“共产主义者同盟”，并明确提出，“同盟的目的：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号召无产阶级团结起来进行革命斗争，去推翻资产阶级社会，消灭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状态，建立一个未来新社会，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从而实现所有人的自由发展。由此，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建设理论得到初步的阐述。

1848年的欧洲，革命的浪潮此起彼伏。法国、德国爆发铲除封建残余的资产阶级革命，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爆发被压迫民族的人民武装起义。马克思恩格斯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许多成员一起回到德国参与革命，创办《新莱茵报》，宣传工人阶级革命，引导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无产阶级革命发展，强调革命的目标是实现无产阶级的最终解放，“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1848年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对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斗争实践进行了总结，强调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指出，在下一次的革命尝试时，首先应该把官僚军事机器打碎，再不应该像过去那样把它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这才是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同时，在革命进程中要发动那些站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农民和小资产者来共同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并且要迫使这部分国民大众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否则，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也无法前进一步的。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总结1848年工人群众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对自己的社会建设理论的历史推动力思想进行了明确的阐述和概括。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的队伍日益壮大。19世纪50、60年代，欧美的工人运动与世界各国的民族民主运动风起云涌。1859年，伦敦爆发争取九小时工作制的工人群众大罢工；1864年，法国爆发争取集会、结社、罢工权利的多次工人群众大罢工；1859年；德国、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再次爆发；1863年，波兰爆发反抗沙皇统治的工人群众革命……在革命斗争中，各国工人群众相继成立自己的政治组织，领导工人群众的斗争实践。1857年，美国纽约工人成立共产主义者俱乐部；1860年，英国工人成立“伦敦职工会委员会”；1863年，法国工人成立细工木会、炼铁工人联合会，德国工人成立全德工人联合会和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美国工人成立全国性的工会联合会……1864年9—10月，英、法、德、意大利、波兰、爱尔兰等各国工人代表在英国伦敦举行工人大会，成立了一个国际性的工人组织——国际工人协会，指导各国工人群众的革命斗争实践。马克思以德国工人代表的身份积极参与到国际工人协会的各项活动中，改写了《国际工人协会宣言》和《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指出，“不论是机器的改进，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交通工具的改良，新的殖民地的开辟，向外移民，扩大市场，自由贸易，或者是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工人群众必须进行革命斗争去争取解放，虽然1848年革命以来，工人阶级通过斗争取得了如十小时工作日立法、集会结社的权利等成果，“但是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因此，无产阶级在这场斗争中，要积极争取平等权利，实现社会变革，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社会。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以后，法国、英国、德国、比利时、西班牙、美国等国的工人组织相继加入协会，成立支部，积极主动地为各国工人运动制定政治、经济等斗争的方针，指导各国工人群众争取民主权利的罢工、游行示威等革命。1866年的英国伦敦裁缝工人罢工、1867年的法国巴黎铜业工人罢工、1868年的瑞士日内瓦建筑工人罢工……在国际工人协会的支持下均获得成功，工人的政治、经济等要求均得以实现。1871年3月18日，巴黎的工人与劳动群众进行武装革命，占领了巴黎的市政厅、警察局和政府的一切部门，推翻了资产阶级政府，起义取得胜利，接着进行人民选举，成立巴黎公社政权，废除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建立立法与行政统一的政权体制——公社（立法与行政兼管）；废除资产阶级常备军，以人民武装国民自卫军为唯一武装力量；颁布政教分离法令；重新建立财政、公安、司法、粮食、军事、劳动和交换、教育、社会服务等十个委员会，行使各项国家管理职能。

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成员积极参与工人群众的革命实践，不断总结经验指出，工人群众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消除雇佣劳动制度！”的革命口号，摒弃那些如“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等这种保守的格言；跟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雇佣劳动只是一种低级的和暂时的形式，它注定要被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所替代；“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主张彻底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代之以生产资料公有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把土地和资本这些现在主要用作剥削和奴役劳动的手段的生产资料，完全变成联合的和自由的劳动的工具，使个人所有制成为现实。强调巴黎公社虽然只存在了72天，但是公社奇迹般地改变了巴黎的面貌，使那个花花世界般的第二帝国的巴黎消失得无影无踪——巴黎街道第一次自从1848年2月的日子以来变得平安无事，夜间破门入盗事件不再发生，尸体认领处不再有尸体，抢劫也几乎绝迹了……努力劳动、用心思索、战斗不息、流血牺牲的巴黎——它在培育着一个新社会的同时几乎把大门外的食人者忘得一干二净——正放射着它的历史首创精神的炽烈的光芒！”由此，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新社会的生产关系、社会建设的主力军、社会建设的领导力量等内容进行了阐释，丰富了自己的社会建设理论。

19世纪70年代以后，第二次科技革命推动着资本主义生产向垄断发展，经济危机依然周期性爆发，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自1869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之后，欧美各国相继成立工人阶级政党：葡萄牙社会党（1875年）、丹麦社会民主工人党（1876年）、美国社会劳工党（1876年）、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1878年）、法国工人党（1879年）、比利时社会党（1879年）、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1879年）、匈牙利全国工人党（1880年）、荷兰社会主义民主同盟（1882年）、意大利工党（1882年）、俄国劳动解放社（1883年）、英国社会民主联盟（1884年）、挪威工人党（1887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1888年）、瑞士社会民主工党（1889年）、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1889年）……，领导各国工人群众开展各种形式的革命斗争。在美国，1877年爆发了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铁路大罢工，美国国内主要铁路全部瘫痪；1886年5月1日爆发了争取8小时工作日的有35万名工人参加的示威游行、集会的全国工人总罢工。在英国，1886—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火柴厂女工、煤气公司工人等掀起此起彼伏的大罢工，经过斗争迫使资产阶级政府做出让步，答应工人的要求。在法国，1879年，织布工、冶金工、旷工相继在全国举行罢工，1886年，德卡兹维耳爆发煤矿工人大罢工，持续六个月，最终在众议院形成了维护工人要求的一个小派别，第一次开始与资产阶级政党相抗衡。在俄国，奥列哈沃—祖耶沃城的莫洛佐夫工厂的1万余名纺织工人举行大罢工，要求政府限制资本家向工人收取巨额罚款，罢工持续了8天，才被反动政府残酷镇压下去。

在这种形势下，各国工人阶级政党领袖和工人运动活动家们倡议重新建立一个国际性的工人组织，来指导各国工人群众开展革命斗争。1882年2月10日，恩格斯在写给约·菲·贝克尔的信中指出，“到那时，采取伟大的行动和建立一个正式的和真正的国际的时机就到来了，不过到那时，它再也不会是一个宣传的团体，而只能是一个行动的团体了”。在马克思于1883年逝世后，恩格斯独力指导着世界各国工人的革命斗争。80年代末，恩格斯开始考虑再次建立一个领导世界各国工人群众运动的国际性组织。在恩格斯的指导下，1889年7月14—20日，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在法国巴黎召开，欧美20多个国家的近400名代表参加大会，交换各国工人斗争的情况和经验，决定建立“五一”国际劳动节，并通过了国际劳动立法决议，强调，各国的工人阶级只有在“国际”的领导下，进行共同的斗争，夺取国家的政权，剥夺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由全社会共同占有之后，才能摆脱强制的、被迫的劳动，从而解放自己，并最终解放全人类。

在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的直接领导下，世界各国工人群众受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的教育，开展了各种形式的革命斗争，力图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社会主义新社会。在英国，从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召开后到1890年，39万多工人群众参与罢工；在德国，1889—1891年爆发了226次罢工，近4万人参加；在比利时，1891年爆发10万煤矿工人大罢工，要求实现普选权；在法国，1892年爆发卡尔莫煤矿工人大罢工，使社会主义者在卡尔莫市政选举中获胜；在美国，1894年爆发10万铁路工人全国大罢工……自1890年之后，每年5月1日，世界各国工人都会举行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罢工、示威游行。总结工人群众这一时期的革命斗争实践，恩格斯认为，欧美无产阶级正在检阅自己第一次动员起来的战斗力量，并把他们组成一支在一个旗帜下的大军。无产阶级的最终目标是让工人阶级夺得政权，使整个社会直接占有并供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使用土地、铁路、矿山、机器等一切生产资料。在完全有可能实现的新的社会制度下，当代的阶级差别将消失。在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的前提下，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社会所有人也都将充分地、同等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以及发展和表现一切智力和体力所需的资料。“在还是农民时就能被我们争取过来的农民人数越多，社会改造的实现也就会越迅速和越容易。如果我们要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后果到处都完全显现出来的以后，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以后，才来实现这个改造，那对我们是没有好处的。”由此，恩格斯对自己的社会建设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未来社会建设的经济基础必须实行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工人阶级要团结一切劳动人民，才能成为新社会建设的巨大力量，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人人劳动，社会全体成员平等、充分地支配一切生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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