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

从古至今，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政通人和”、“安居乐业”一直是人们追求的一种和谐社会状态。这种和谐的社会状态更是是中国共产党人一直追求的目标。

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提出，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强调要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之间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之间的关系，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党和非党之间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关系；中国和外国之间的关系等十个方面的问题。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又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基本矛盾，这两对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它们之间是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关系，可以依靠通过对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中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的调整、改革，在社会主义社会自身内部得到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其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要用民主的方法，即批评、教育、讨论、说服等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坚持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去处理政治上的人民内部矛盾；要坚持用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兼顾的原则去理经济领域中的人民内部矛盾；要坚持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去处理科学文化中的人民内部矛盾；要坚持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原则去处理政党关系中的人民内部矛盾，等等。毛泽东同时还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综上所述，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进行和谐社会建设的探索。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中国由此进入了社会建设的快车道。邓小平提出，社会建设必须实事求是，不能超越社会发展阶段；必须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从而逐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存在的社会矛盾，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必须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必须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等等。这些思想加深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和谐社会建设的认识。

冷战结束后。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国内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巨大任务，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应对，大力进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江泽民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的社会，是全面进步的社会。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全面前进中遇到的问题要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正确处理好各种关系，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正确处理好新形势下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兼顾好不同方面人民群众的利益；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坚持安全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把不断改善、提高人民群众生活作为处理这三者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在维护社会稳定中不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深化改革发展来促进社会安全稳定等。可见，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实践进一步推进了对和谐社会思想的思考。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充分总结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实践，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我们要集中力量，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从而让“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第一次将社会和谐确定为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

2004年9月27日，《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在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通过，《决定》强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目标是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人民幸福、社会和谐、民族振兴、国家富强，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要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任务出发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将“和谐社会”与经济、政治、文化相并列，形成“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目标，并进一步明确提出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加强群众工作、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等五个方面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

2004年11月26日，曾庆红就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在江苏调研时发表讲话，阐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具体表现与特征。他说，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方面：以人为本、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断得到调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相互适应；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充分涌流、人们各尽其能；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各民族人民团结互助、扶贫济贫、平等友爱、和睦融洽；国家管理有序、法制健全、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

2005年2月20日，在中央党校“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胡锦涛发表讲话，完整表述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与科学含义。他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和体现。”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指出，社会和谐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也是人民幸福、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重要保证。《决定》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行了准确定位，在分析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的同时，进一步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提出了到2020年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任务，包括人民权益与法治、社会就业与保障、收入分配与差距、创新型国家、社会管理体系等，强调了“六个坚持”的基本原则，即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科学发展、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民主法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明确地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即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建设，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点是“民生”，并提出了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体系、全民健康、社会管理等六大具体的“民生”任务。

2012年11月8日，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概括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他强调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点——民生事业的建设，改革社会体制，创新社会管理，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的建设。

我们党明确地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总体布局之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任务之一、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总体目标之一，有着非常深刻的原因：

一、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的需要

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社会在发展的进程中不断出现新的情况，社会现实不断改变，由此不断发生新问题。针对每一次社会现实改变带来的新问题，中国共产党人都积极应对，不断提出解决的方案。正是应对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的需要，我们的党才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一个新的中国。新中国是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如何使满目疮痍的中国社会重新恢复生机？成为当时中国的一大难题。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在抗日战争以前，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而现代性的工业大约只占10%左右，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具体在经济上的表现，是封建制度和帝国主义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也是中国革命时期以及革命胜利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1949年，我国农业用耕地仅占国土总面积的10.2%，我国人口已达到5.4亿，占世界人口总数的25%，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为2.7亩，仅为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一半（世界人均耕地面积为5.5亩）；我国平均亩产粮食为127斤，低于当时世界平均亩产粮食154斤的产量。1949年我国工业的发展水平很低，原煤产量为0.32亿吨，约为解放前原煤产量最高年份1942年的0.62万吨的一半；原油产量为12万吨，为解放前原油产量最高年份1943年的32万吨的37.5%；钢产量为15.8万吨，为解放前钢产量最高年份1943年的92.3万吨的17.1%；生铁产量为25万吨，为解放前生铁产量最高年份1943年的180万吨的13.9%，远远低于世界水平。文化教育水平低下，1949年全国各级学校在校学生总数为2577.8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4.76%。人民生活极其贫困，根据联合国亚太事务委员会的统计，1949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不仅不足印度57美元的一半，也远远低于当时整个亚洲44美元的人均收入。

面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中央人民政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恢复国民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的大量工作，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开局。首先，将官僚资料收归国有，提高国营经济的比重，集全国之力发展工业，工业生产增长迅猛。据统计，到1952年，我国工业总产值达到349亿元，比1949年增长了149.3%；原油产量为44万吨，比1949年增长了366.7%；原煤产量为66百万吨，比1949年增长了206.3%；钢产量为135万吨，比1949年增长了854.4%；生铁产量为193万吨，比1949年增长了772%。其次，进行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社会生产力，农业生产迅速发展。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开始在全国开展土地改革，到1952年底，除了西藏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全国范围内的土地改革完成。全国共有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7亿亩土地，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被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取代，由此，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地发展，农业生产发展迅速。据统计，全国农业总产值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已达484亿元，比1949年增长48.5%；全国粮食总产量为16392万吨，比1949年增长44.8%；全国棉花总产量为130.4万吨，比1949年增长193.7%。再次，大力发展文化医疗事业，提高人民的身体素质与思想文化水平。据统计，1952年全国有大学生19.1万人，中等专业和普通中学学生314.5万人，小学生5110万人，学生总数已达5443.6万人，比1949年增加了2866万人。医疗卫生方面，1952年全国卫生机构为38987个，比1949年的3670个增长了10倍多；医院数量为3540个，比1949年的2640个增长了134.1%；医院床位数为16万张，比1949年的8万张增长了2倍。最后，人民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老百姓普遍满意。农民净货币收入从1949年的60多亿元增加到1952年的120多亿元；人均净货币收入从1949年的10多元增加到1852年的20多元。农民自己说，“土地改革后，一年够吃，二年添置用具，三年有富余。”1952年，全国国营企业职工工资比1949年增加了60%—120%；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比1949年增加了70%；全国享受劳动保险的职工达到330万人；全国享受公费医疗的人数达到400万人。

从1953年开始，如何继续革命，将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同时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这一难题摆在了中国人的面前。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理论与实践的探索，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同时开始全面的社会建设，从而对这一难题给出了比较正确的回答。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

首先，进行了和平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开始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5年春，全国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达到67万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15%。初级社极大地克服了分散经营的困难，提高了农村的劳动生产率。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初级合作社开始转向为高级合作社，到1956年底，全国入社农户为11783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7.8%。虽然这一过程出现了速度过快，形式单一，规模过大的问题，但依然带来了1956到1958年的农业增产。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农业差不多，从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到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再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全国加入合作社的手工业者在1956年底达到509.1万人，占全国手工业者总数的92.2%。私营工商业的改造从1954开始进行，采用和平赎买的方法，从委托加工、统购统销等的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到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到1956年底，全国公私合营的工业企业达到99%、商业企业达到82.2%。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我国国民经济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公私合营经济达到7.3%，国营经济的比重达到32.2%，合作社经济达到53.4%，三项之和达到92.9%；工业总产值中，社会主义工业达到67.5%，国家资本主义工业达到32.5%；在商品零售额中，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达到68.3%，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和合作化商业达到27.5%。可见，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生产资料公有制已经建立，我国正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时期。

其次，进行了国民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我国开始了第一个五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53－1957年）。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奋斗，到1957年“一五”计划的各项指标都超额完成，社会建设取得巨大的成就。从1952年到195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8%，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年均增长25.4%，消费资料生产年均增长12.9%。1957年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比1952年提高1/3以上，其中，农民平均消费水平提高27.4%，职工平均消费水平提高38.5%。

总之，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全国各族人民在我们党领导下有步骤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

但是，当时我国与世界各国发展水平的差距依然很大。①工农业生产水平落后。1957年，我国粮食亩产量为195斤，美国粮食亩产量为270斤，英国为377斤，日本为449斤；我国甜菜亩产量为1256斤，美国甜菜亩产量为5278斤，英国为3548斤，日本为3059斤。1956年底，我国电力工业的设备能力为361万千瓦，而1950年，美国电力工业设备能力就已经达到8285万千瓦，苏联达到1961万千瓦，日本为1045万千瓦；我国金属切削机床在1956年达到10.4万台，只相当于美国1949年金属切削机床数的1/17，苏联1950年金属切削机床数的1/14，日本1952年金属切削机床数的1/3。②国民经济总体水平低。195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028亿元，按当年汇率计算，不到美国4185亿美元的1/10，大约是苏联的1/4；国民收入为882亿元，大约是美国3818亿美元的1/11，苏联的1/3。③教育医疗水平低下。1957年，我国各级在校学生总数超过7000万，平均每万人口中有大学生6.8人，中学生110人，小学生994人。而1956年，美国平均每万人口中有大学生155人，中学生460人，小学生1569人；英国平均每万人口中有大学生21人，中学生474人，小学生1016人；日本平均每万人口中有大学生69人，中学生961人，小学生1399人。1956年，全国每千人口医院床位数仅为0.42张，每千人口医生数为0.84人，而同年，苏联每千人口医院床位数为6.76张，每千人口医生数为1.6人；美国每千人口医院床位数为9.6张，每千人口医生数为1.32人。④人民生活水平低。1956年，我国总人口为62828万人，其中农村人口占85.4%，城镇人口占14.6%；苏联农村人口为55%，城市人口为45%；法国农村人口占44%，城市人口为56%。1956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只有142元，农民年均消费水平为78元，非农业居民年均消费水平为197元。

从1957年开始，如何在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民主革命、过渡时期的发展而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进行建设？成为当务之急。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规律认识不清，没有充分认识到一个新社会的建设需要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历史过程，犯了“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失误，使得中国社会发展遭受了曲折。但是，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速度还是很快的。据统计，1950年到1966年，我国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速度为8.4%，国民收入年均增长速度为7.9%，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0.7%，工业总产值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6.5%，农业总产值的年均增长速度为4.5%。即使在1967年到1976年“文革”十年间，我国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速度也达到6.8%，国民收入年均增长速度为4.9%，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均增长速度为7.1%，工业总产值的年均增长速度为8.5%，农业总产值的年均增长速度为3.3%。当然，“文革”十年的速度明显比不上“文革”前的发展速度，同时最重要的是，“文革”十年使得缩小了的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差距再次扩大了。1965年到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与美国的差距从10.1倍拉大到16.2倍；与日本的差距从0.4倍拉大到6.9倍；与联邦德国的差距从0.7倍拉大到4.2倍。

1978年，面对我国周边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如何抓住世界经济发展的态势，加快中国社会建设，尽快缩短与世界的差距？成为中国社会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反思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家社会建设的过程，总结经验教训，重新认识清楚中国的基本国情，对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与主要矛盾有了正确的分析，认识到中国社会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是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从而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将国家建设的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把握住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努力奋斗，历经25年的历程，取得了世界为之震撼的巨大成就。首先是综合国力提高。从1978年到2002年，2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9.3%，其中，1979—1997年的19年间，GDP年均增长9.8%，比同时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长速度高6.5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高7.3个百分点，比发展中国家高4.8个百分点，即使在1998—2002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与全球经济低迷的影响下，GDP年均增长也达到了7.7%，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经过25年的发展，我国GDP在世界的排位也从第12位跃升到第6位；我国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跃居世界首位，如钢、煤、水泥、谷物、肉类、棉花等；外贸总额从世界第32位上升到第5位。其次是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1978年到2002年，全国居民人均收入从184元提高到3791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从138元提高到2259元，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从405元提高到7972元；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下降到2820万人。

2002年，我国人均GDP达到8154元，按当年汇率计算，相当于980美元，从世界银行规定的低收入国家迈入中下收入国家行列。2003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步入社会转型时期。从国际上看，这一时期往往是社会问题非常突出的时期，处理得好，能够顺利发展，经济社会能够很快上一个新台阶，进入“黄金发展时期”；处理得不好，经济将停滞不前或倒退，社会出现动荡甚至崩溃。2002年12月，中国广东首发SARS并迅速波及全国，扩散至东南亚乃至全球，直到2003年夏才被逐渐消灭。2003年淮河流域爆发50年未遇的大洪水，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2003年1月11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方正县宝兴乡宝兴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34人死亡。3月22日，山西省吕梁地区孝义市驿马乡孟南庄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42人遇难，30人下落不明；5月21日，山西临汾一煤矿瓦斯爆炸，死亡25人。7月26日，山东省枣庄市木石煤矿发生特大透水事故，35人死亡。12月23日，重庆市开县高桥镇的川东北气矿发生天然气井喷事故，死亡人数达243人……这些事件的发生反映了一个急需解决的、重要的问题：中国社会矛盾丛生，如何继续发展？以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回答这一社会现实问题时，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命题，提出要大力解决社会矛盾，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中国社会安定、平稳地向前发展。同时强调，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应有之义，我们所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是有机统一的，同属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容。

二、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际形势几经变换，从两极对峙转化为一超多强并存，从冷战转化为和平与发展，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日益加剧，战争的力量与和平的力量在不断发展中进行着较量，和平、发展、合作逐步发展成为世界的主要潮流。正是应对迅猛发展的国际形势的需要，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人顺势而为，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与措施，并在此基础上倡导建设一个“和谐世界”。

新中国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世界反动的力量依然有发动战争的企图，但是，世界和平的力量也在日益强大，反对战争的需要也在不断增长。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使得整个地球出现了两种社会制度同时存在、势均力敌的状态——“一球两制”。50年代以后，国际政治力量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全面（包括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军事等）敌对的情况——“冷战”。面对这样的世界形势，中国共产党人认为，世界性的大战有可能发生也有可能防止，和平是有可能的。于是，中国政府制定“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提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与世界各国的关系，积极争取和平，大力推进中国社会的全方位建设。经过中国各族人民的奋斗，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一五”计划提前、超额完成的胜利，中国社会呈现出与旧中国完全不同的崭新面貌。

20世纪60年代以后，苏联逐渐走向霸权主义，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矛盾丛生，中苏关系破裂，阵营逐渐走向瓦解；1966年法国宣布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资本主义阵营出现矛盾，美国称霸全球的野心越来越强，两大阵营的对立逐渐演变为两个超级大国（美国、苏联）争当全球霸主的斗争。面对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毛泽东指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我国政府积极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争取第二世界的国家，团结一切和平的力量，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同时做好战争的备战备荒准备，抓紧国内社会主义建设，虽然由于对国情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认识不甚明了，出现了一些失误，但是依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使得社会主义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国际上站稳了脚跟。

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始于二战后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发展迅猛，出现了新的飞跃，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产生了并正在继续产生一系列新兴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发展的重要因素，科学技术先进意味着国家在未来的竞争中可能达到先进，居于世界前列；反之，科学技术落后意味着国家未来可能全面落后，有“挨打”的危险。各国政府都在争取抓住科技革命的机遇，大力进行国家社会建设，谋求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推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提升国家的整体发展水平。需不需要打战，何时打战已经不再是各国政府首先考虑的问题。同时，世界各国人民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人民不希望打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由剑拔弩张的紧张的冷战状态开始趋向谋求对话的缓和状态。邓小平敏锐地观察到了国际形势的转变，认为，世界和平的力量超出世界反动的力量，世界性的大战现在打不起来，和平是世界的总体态势，是世界的主要潮流，“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于是，我国政府开始制定改革开放的政策，与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确立国家的重点是经济建设。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不断地解除思想束缚，改革不合时宜的生产关系和思想观念，推动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由此，中国开启了一个落后的世界低收入国家向世界中等收入国家前进的步伐，中国人民开始了由贫穷向温饱生活迈进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国社会开启了一个崭新的篇章。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风云突变。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改革逐渐背离社会主义方向，社会制度演变成了资本主义制度，冷战时代结束，世界变得更加多元，各个政治力量不断崛起，对世界政治体系的影响力逐步增强。同时，科技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推动着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各国的利益愈加相互依存。总之，国际政治、经济呈现出全球化、区域化的双重态势；一方面，世界各国政治、经济的跨国化、国际化日益加强；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均参与的区域性、地区性的合作越来越多，过去强烈的意识形态对峙已经转变为磋商、对话与合作，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的成立与发展正是这种态势的反映。世界和平的力量更加壮大，虽然发生了海湾战争、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等，但是总体上和平依然是世界形势的主要潮流；虽然局部地区氛围紧张，但是全球的总体气氛是缓和的；虽然局部地区社会动荡不安，但是总体上国际社会是稳定的。面对全球经济、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化，江泽民强调，要推进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加强这三方面的建设，根本目的是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出“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建新命题，要求我党结合世界形势的变化，把握国内社会现实的发展，积极加强党的建设工程，提高我党的党性党风。经过这些正确措施的实施，中国共产党人经受住了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考验，对我们党的历史方位、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做出了准确的、科学的判断，使得社会主义中国坚定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21世纪，随着以生物技术、信息技术为重点的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方式、生产生活方式。虽然存在着核战、电子战、信息战等战争的威胁，但是谋求高新技术的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世界各国政府与人民关注的中心，和平依然是人民的要求，是世界的主要潮流。国际格局在矛盾中发展：政治格局“单极”与“多极”不断发生着冲突，不断较量。一方面，美国依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另一方面，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等国经济增速迅猛，实力日趋强劲，逐渐成为对世界影响较大的“极”（政治力量），多种力量的作用推动着多级化趋势的不断发展。经济格局的一体化、全球化与经济秩序的不公平、不公正并存。一方面，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周期性爆发推动着各国经济向跨国化、跨地区化、跨意识形态化发展，使得世界经济愈加趋向一体化。1999年，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七个工业化国家的财政部长提出，由美国、日本、中国、欧盟、俄罗斯、南非等2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成立了“二十国集团”，积极应对周期性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寻求经济合作，以实现全球金融的稳定发展、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另一方面，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美元依然是世界货币的主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的规则依然着力维护发达国家的利益。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过了20多年的对外开放，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发展变化对我国的影响日益加强。如何积极应对矛盾重重的复杂的国际形势，在对外开放中规避风险、谋求各国经济发展的合作共赢？这是对中国政府提出的重大挑战。中国政府面对挑战，清醒地认识到，要应对国际社会给出的难题，首先应该把国内自身的事情做好，保持国内经济的持续向好发展、政治的平稳运行、社会的安定团结，等等。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应运而生。通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积极协调各种社会矛盾，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与发展，不断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国家的整体实力，使得我国能在国际社会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胡锦涛在2005年4月22日出席亚非峰会时，向全世界宣布，“尊重各国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自主权，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向国际社会显示：中国在国内建设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上，倡导国际关系的和平发展、世界经济的共同繁荣，进而建立一个持续发展的“和谐世界”。

三、中国共产党人治国实践发展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从新中国成立开始，就开始了全面治国的实践。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中，“拦路虎”——“两个转变”——四个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治国实践面临的逐步发展的问题。正是应对治国实践发展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进行社会体制的改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社会现代化。

1949年，新中国成立。面对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的全面封锁、家门口爆发的朝鲜战争、一个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来的满目疮痍的国家，如何将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封建主义的反动势力残余彻底消灭，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实现中华民族的真正独立、国内经济的恢复、社会的安宁？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治国实践的“拦路虎”。面对这样的情况，毛泽东坚定地用“有困难的，有办法的，有希望的”进行了概括。他说，我们的财政情况是有困难，我们不要隐瞒这种困难，必须要向人民说明我们的困难所在。但同时也必须向人民说明，我们确实有办法克服困难，既然有克服困难的办法，我们的事业就有希望，国家的前途就是光明的。

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开始清除治国实践的“拦路虎”：第一，“打”。一方面，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在全国范围内继续进行军事打击，重点消灭国民党反动势力在大陆的残留力量，而且走出国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同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进行较量；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以不屈的斗志，坚定地废除帝国主义国家与旧中国不同时期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社会的所有特权；同时，进行全国的土地革命，将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彻底瓦解，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耕种。第二，“稳”。一方面，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全国财经工作，采取坚决有效的财政措施，对银元投机进行打击，平抑米粮、棉纱、煤炭等物品的价格，维护了经济发展的稳定；另一方面，公安部与人民解放军协同作战，进行了大规模的剿灭土匪、清除特务与间谍的斗争，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同时，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对刘青山、张子善之类进行打击，实现了经济、政治等国家秩序的稳定。第三，“建”。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以一种“不信邪”的精神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生产，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建设；另一方面，相继在全国各地召开人民代表会议，选举成立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积极进行国家政治建设；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开始清除旧中国社会遗留下的各种问题，开展禁毒、禁赌、禁娼运动，开办扫盲识字班、业余技术训练班、夜校等，积极进行新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建设，努力提高中国各族人民的素质。

经过三年的发展，“拦路虎”被扫除，到1952年底，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与当时的苏联、罗马尼亚等各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获得英国等一些国家的承认，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逐渐取得胜利，全国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国内基本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土匪与特务，国民经济恢复到全面抗日以前的旧中国历史的最好水平，初步建立起一个安定有序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局面，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一个独立的、充满生机的新中国出现在了世界的面前。

1953年，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全面治国的实践。建立不久的新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进行工业化建设，即实现“两个转变”——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这一点，早在1949年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成为全党的共识。中国要“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要尽可能多的去团结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知识分子以及政治派别，以便在革命取得胜利以后，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并共同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从而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何时开始进行“两个转变”，如何实现“两个转变”？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全面治国实践的起点。1953年12月，毛泽东明确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完成这个任务，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就是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在这一路线的指引下，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制定了第一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另一方面，我们党和政府采用和平的方法，自愿的基本原则，积极引导，从初级到高级一步步的过渡，从而实现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技术方面的革命，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

经过全国人民的奋斗，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基本完成，我国建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本经济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政治制度，人民成为国家社会的主人，实现了“一个转变”——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一场大的社会变革，如果完全没有偏差是不可能的，在1955年夏季以后，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以及农业合作化要求过急，改变过快，工作过粗，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一些问题积累遗留。但总的说来，“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的。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

第二个转变：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开始。1953年，毛泽东在《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指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可以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就可以建设和巩固现代化的国防。”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要摆脱落后的地位、贫困的现实，完成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包括工业、农业、国防与交通运输。1957年，毛泽东两次提到，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与现代科学文化。他在1959年底至1960年初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除了工业、农业、科学文化、还要加上国防。由此，中国共产党逐步地将战略目标由单一的工业化发展为四个现代化。自此，中国共产党带领着中国人民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征程。

事物的发展总是曲折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十年浩劫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1975年1月18日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周恩来带着病躯，毅然再次重申，20世纪末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但是这一计划遭到“四人帮”的破坏。1977年，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作题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讲话，指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力争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强调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是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由此，中国共产党把治国的目标准确地定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出要在二十世纪内，我国要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从而把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这是我国人民共同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

如何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就成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思考的治国实践的重大问题。“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改革——中国共产党人给出答案。只有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实事求是的大胆改革同社会生产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方针、办法、措施，才能走出一条实现现代化的正确的道路。

中国的改革大幕由此拉开，首先是进行体制改革，变经济的计划体制为社会主义的市场体制。1978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的包产到户，实行生产责任制，经济体制的改革从农村开始了，逐步向城市铺开。随之，政治、文化体制的改革接踵而来。1980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要全面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强调，“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同年召开的全国文化局长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对艺术表演等文化团体的体制进行合理的改革。到了80年代中期，科学技术等其他方面的体制也开始了改革。1985年，中共中央相继颁发科学技术体制与教育体制改革的文件。

同时，中国共产党强调，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是四项基本原则，即“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反复强调改革的前提一定是“四个坚持”，如果改革改变了这四个坚持中的任何一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就将会遭受重大挫折，甚至会葬送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因此，在改革的同时一定要把握“四个坚持”不动摇。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到20世纪末，“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大致为美国的一半，即50%左右，即使考虑到可能存在的人为偏差，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估计至多达到美国的60%－65%”，按照国际机构的标准：非市场经济的市场化指数在15%以下，弱市场化经济在15%－30%，转轨初期市场经济在30%－40%，转轨中期市场经济在40%－50%，转轨后期市场经济在50%－60%，准市场经济在60%－70%，成熟市场经济在80%以上。也就是说，中国处于转轨后期市场经济时期，基本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架，继续在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化。改革获得了极大的收益，创造了丰厚的经济“资产”，但是，改革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不断累积，成为沉重的包袱：贫富、城乡、地区、行业的差距不断扩大，社会信用缺失，社会道德下降……按其他国家工业化的历程来分析，中国现在已经处于工业化的中期发展水平阶段，然而我国的某些地区（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等）已经进入到了工业化的后期发展阶段，还有的地区（甘肃、宁夏等）还处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可见，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非常复杂。

改革要怎样继续下去？才能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就成为21世纪初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集体面临的治国实践的重大难题。进行社会体制的改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现代化，最终实现改革成果归人民共享。中国共产党直面难题，给出了这样的回答。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我们必须提高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本领、管理社会事务的本领、维护社会稳定的本领。要适应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情况，更新社会管理观念，深入研究社会管理规律，推进社会建设和管理的改革与创新，要尽快形成更加有效的且适应我国社会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愿望的社会管理体制。要坚持把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而进一步增强决策的全面性、系统性、科学性，要善于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利益，努力让全体人民都共享到改革发展的成果，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不断前进。

四、中国人民思想发展的需要

从新中国建立之初开始，中国人民的思想就随着中国社会现实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从医治战争创伤、改变‘一穷二白’——摆脱封锁、实现经济政治的独立发展——缩小差距，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解放思想，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实现全面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人民不断地用新的思想去解决国家发展中面临的各个时期的重大现实问题，从而推动着新中国的不断向前进。正是应对中国人民思想发展的需要，产生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同时开启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之路。

新中国建立之时，帝国主义对新中国进行经济封锁、战争威胁，残余的国民党武装力量大肆进行战争挑衅、各种破坏和颠覆政权的活动，加之连年战争的影响，国民经济千疮百孔，社会积贫积弱。“一穷二白”是现实的状况，“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面对这样的现实，中国人民当时的基本想法就是医治战争创伤，改变“一穷二白”的现实，迅速地清理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留下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名副其实的崭新而强盛的人民共和国。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全国军民，艰苦奋斗，百舸争流，一面在朝鲜战场上与世界头号大国——美国进行军事较量，一面肃清国内的各种反动势力，进行土地改革，大力开展工农业生产。

国内，经过三年的努力，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武装力量基本肃清，饱受战争创伤的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到1952年底，全国无地少地的3亿多农民分得全国7亿多亩土地及生产生活资料，免除了地租，农业生产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了149.3%，近1.5倍，与同时期的美国、苏联、英国等相比，增长速度是最高的；人民生活水平极大的提高，“土地改革后，一年够吃，二年添置用具，三年有富余”；实现了全国的人民币统一市场，全国的财政收支、物资调度、现金管理都实现了统一。刘少奇在1950年五一劳动节庆祝大会上高兴的指出，全国的财政统一与战场上的胜仗一样，是新政府为中国人民所做的最大的工作，维护了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的利益。

国际上，经过三年的浴血奋战，迫使美国代表签订停战协定，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树立了国威。

到1953年，荡涤了旧中国留下的山河，医治了战争创伤，恢复了国民经济，缓解了“一穷二白”的现实之后，中国人民的思想又发生了变化。摆脱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政治威胁，实现经济、政治的独立与发展成为中国人民思考的重点。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指出，“一九五三年将是我国进行大规模建设的第一年……工业化——这是我国人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这是我国人民不再受帝国主义欺负不再过穷困生活的基本保证，因此这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全国人民必须同心同德，为这个最高利益而积极奋斗。”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全国人民开启了全面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征程：经济上，一面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集中进行经济建设，为实现工业化而奋斗；一面进行生产关系的改造，积极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政治上，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真正实现人民的当家做主而努力。

从1953年到1956年，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党全国人民积极奋斗，用四年时间完成了原本5年计划完成的任务。首先，从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定与实施开始，我国逐步建立了以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为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实现了政治的独立。其次，生产关系的改造基本完成，我国的经济已经过渡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现了经济的独立。1956年，国民收入结构中，国营经济的比重为32.2%，合作社经济的比重为53.4%，公私合营经济的比重为7.3%，这三种经济合计占国民收入的92.9%，个体经济由71.8%下降到7.1%，资本主义经济由6.9%下降到接近于零；工业总产值中，社会主义工业为67.5%，国家资本主义工业为32.5%，资本主义工业由17.1%下降到接近于零；商品零售额中，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为68.3%，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和合作化商业为27.5%，私营商业由57.2%下降到4.2%。最后，社会主义工业化开始起步。1957年与1952年相比，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128.3%，平均每年增长18%。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210%，平均每年增长25.4%，消费资料的生产增长83%，平均每年增长12.9%，重工业生产的比重由35.5%提高到45%。

但是，与当时世界各国的发展相比较，中国的差距很大。①经济总体状况低下。1956年，我国总人口达到62828万人，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28亿元，远不及美国的1/10，大致等于苏联的1/4，与联邦德国差不多；国民收入882亿元，大致等于美国的1/11，苏联的1/3，与联邦德国差不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大致等于联邦德国的1/14。②工业基础薄弱。1956年，我国电力工业的设备能力为361万千瓦，而在1950年，美国就达到8285万千瓦，苏联为1961万千瓦，日本为1045万千瓦；金属切割机床为10.4万台，大致是美国1949年的1/17，苏联1950年的1/14，日本1952年的1/3。③农业十分落后。1956年，我国粮食亩产量为195斤，美国为270斤，英国为377斤，日本为449斤；我国甜菜亩产量为1256斤，美国为5278斤，英国为3548斤，日本为3059斤。另外，原子能、火箭、无线电等高新科学技术是一片空白。由此可见，我国社会的整体生产力依然很低，我们落后世界太多。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尽快缩小与世界的差距，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成为中国人民思想的核心。“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毛泽东提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并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开始了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探索。

从1956年初开始，中国人民在长达20多年的探索过程中，正确与错误相叠，成功与失败交织，浮浮沉沉，此起彼落。一面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稳步前进，基本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到70年代末，涉及冶金、汽车、机械、煤炭、石油、电力、通讯、水利等各门类的基础工业项目已经建成并具备一定的生产能力。1978年，我国能源生产总量为627770万吨，其中原煤产量为44127.31万吨，原油产量为14876.49万吨，天然气产量为1820.33万吨，全国的客运总量为25.3993亿人，货运总量为24.8946亿吨。从70年代开始，具备了自主设计制造万吨级远洋轮船的能力，在核技术、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等尖端科技领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一面又忽视经济规律，主观臆断地扩大社会矛盾，最终导致以阶级斗争为主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使得国民经济遭受损失，民主法治遭到践踏，教育科技遭到破坏……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错误，解放思想，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成为中国人民思想上急需解决的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要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提出，要拨乱反正，积极创造民主的条件，鼓励、支持人民群众开动脑筋、勇于思考，才能纠正错误，真正解放思想，才能真正“化”出四个现代化。他强调，我国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任务是实现现代化，这是关系到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儿，是国家、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同时，他指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最关键的是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并给出了具体的目标。“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进入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以上的国家的行列”。

从1978年开始，经过将近三年的拨乱反正，“文化大革命”带来的错误影响基本消除，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总结了新中国的历史，做出了正确的结论，由此转变了中国的发展方向，中国人民积极开始了全面的改革开放、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人民群众积极开动脑筋，不断解放思想，努力奋斗，不断地用发展去解决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不断移动着中国社会的向前发展。200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88254亿元，按当年汇率（美元：人民币=1∶8.2781）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万亿美元，200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跃上10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9101元，按当年汇率（美元：人民币=1∶8.2770）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我国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开始进入世界中下收入国家行列。但是，经济跑得太快了，社会发展的步伐没有跟上。科学、教育、卫生、体育等事业投入经费严重不足。看病难，一病就穷，一场大病就回到解放前。上学难，失学率提高，新的文盲在增加。就业难，失业率上升了，国家民政部《2001年白皮书》公布的失业率为10%。下岗职工、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数量在增加。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农村、中西部地区与城市、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变大，从1978到1999年，东、中、西部地区人均GDP差距由1.844∶1.183∶1扩大到3.069∶1.425∶1。

在这种现实状态下，如何扭转发展不平衡状况，实现国家的全面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成为中国人民群众思想上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正是在回答这一思想问题的基础上，我们党与国家政府开始不再以经济为发展的单一指标，将文化、环境、社会、人等其他方面的发展也纳入到国家发展体系之中。不再只以经济GDP的增长来作为国家发展的衡量标准，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老百姓安居乐业，生活质量不断得到提升才是国家发展的最终目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是经济的现代化，政治、文化、科技和社会的现代化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成为我国人民这一核心思想问题的现实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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