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批判性

马克思强调，“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对于“批判”这个词《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①对错误的思想、言论或行为做系统的分析，加以否定。②批评。马克思恩格斯按照辩证法构建的社会建设理论，毫无疑义的具有批判性的特征，具体表现为：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西方近代社会思想，建立自己的社会建设理论。

文艺复兴时期的马基雅维利从人的实际本性，而不从神学人性或抽象任性出发，探讨了个人与社会、政治与社会的关系，认为社会高于个人，政治以社会的安定有序作为目标之一。马克思评价马基雅维里的社会思想“已经开始用人的眼光观察国家了”。

17世纪的自然法思想家们从自然状态出发阐释社会的起源、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认为天赋权利的平等的个人是人类社会历史的起源。马克思批评地指出，“这种个人是曾在过去存在过的理想；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这样的错觉是到现在为止的每个新时代所具有的”，强调自然法思想家们研究人类社会历史起点的错误——错觉。

18世纪的启蒙学者们从理性出发，批判当时的社会制度，批判社会等级制以及私有制，从而要求建立新的社会秩序。马克思恩格斯评价启蒙学者，“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人的头脑以及通过头脑的思维发现的原理，要求成为人类的一切活动和社会结合的基础”，但是，启蒙学者“并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按照这些启蒙学者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也是不合理性的和非正义的，所以也应该像封建制度和一切更早的社会制度一样被抛到垃圾堆里去……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恰好那时正在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知性而已。因此，当法国革命把这个理性的社会和这个理性的国家实现了的时候，新制度就表明，不论它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绝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由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和以前的思想家们一样，18世纪的启蒙学者们受限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没能超越时代对他们的限制。18世纪的启蒙学者们从先知先觉的理性的头脑来分析人类社会，探究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等问题，就好比沙漠上建造大厦一样，缺乏现实的根基，瞬间就会崩塌。

19世纪初期，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认为，个人为实现自身利益这一根本目的进行生产，必须同他人发生关系，从而必须满足他人的利益要求。市民社会就是由人们在劳动、交换等过程中形成的相互之间的关系体系构成，同时，市民社会还要保障社会中每个人的利益，以及人们之间的各种契约，但是，市民社会并不是理性的产物，因此，市民社会就不是真正的理想社会。它只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环节而已。“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首先是东方世界（专制君主一个人的自由），接着是古代世界（少数人的自由），最后是日耳曼世界（人人自由）。马克思恩格斯批判黑格尔为人类社会历史安排了终点，“绝对观念应当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向他的臣民再三许诺而又不予兑现的那种等级君主制中得以实现”，同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黑格尔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对西方近代社会思想进行批判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社会是人的社会，社会的形成来自于“人”##完整的人、现实的人的劳动，而且首先是物质生产劳动，正是随着物质生产劳动的逐步发展，“人”自身不断地发展、完善，进而社会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于是人们在生产中结成的物质利益关系也发生改变，由此人类社会不断地从低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接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应该建设一个实现了人的彻底解放的未来崭新社会，这个新社会不同于以往的任何旧社会，它不存在剥削，没有私有制，人们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消费资料归个人所有，每个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是统一的，人—自然——社会实现了协调发展。以上这些思想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建设理论的非常重要的内容。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不同社会形态中的人的社会生活状态，建立自己的社会建设理论。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类有四种类型的生活：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其中，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的基本保证，社会生活主要是个人、家庭、社会组织等各种社会群体之间在物质与精神上的交换、消费等基本活动。“在消费过程中发生的个人的最终占有，再生产出处于原有关系的个人……再生产出处在他们的社会存在中的个人，因而再生产出他们的社会存在，即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的社会生活状况进行了详细地研究之后，批判性地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三形态思想：第一形态即最初的社会形式是完全自然发生的人的依赖关系，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孤立的地点和狭小的范围内发展着。第二形态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此时才形成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以及普遍的全面的社会物质交换关系。第三种形态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社会的、共同的生产能力已经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个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第三个阶段需要第二个阶段为其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封建的、古代的状态随着货币、商业、奢侈、交换价值的发展而逐渐没落，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

在“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时期，人们的生产力低下，处于自然经济状态，人依赖于自然而生存。这一时期，由于科学、技术、人自身的发展状况等因素，使得人的社会生活受到自然界的束缚。“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因为这样的发展是同原始关系相矛盾的。”到了“物的依赖性”的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时期，由于人们的生产力的发展，分工日益精细，人们交往越来越普遍，社会关系也越来越复杂，人类进入了商品经济时代。这一时期，由于“商品拜物教”的因素，导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无一例外都成为商品，人也成为商品，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成为“资本”的工具，因而，人的社会生活也成为“物”——资本控制的工具。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批判了“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还批判了“物的依赖性”的社会中的人的社会生活状态，强调，只有到了“自由个性”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时期，生产力高度发达，人全面占有自己的生产能力，摆脱了外在——自然界和“物”的束缚，与自然和谐相处，同时，由于科学、技术、教育等因素的高度发展，使得人也摆脱了内在——人自身发展的束缚，实现了自由、全面的发展。只有到了这一时期，人摆脱了任何外在的和内在的束缚，使人推翻了一切被奴役的关系，从而获得了彻底解放，人的社会生活得到了自由发展。“只有在这个阶段上，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点又是同个人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同样，劳动转化为自主活动，同过去的被迫交往转化为所有个人作为真正个人参加的交往，也是相互适应的。”

正是在批判不同社会形态中“人”的社会生活状况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人的最终解放，即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进而实现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和谐统一的发展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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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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