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惠生一家到达严家桥以后，受到抗日军民的热烈欢迎。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员孙仲德专门为吕惠生一家举行了欢迎会。会上吕惠生动情地说：“这是我到革命实践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的好机会，也更加坚定了我走革命的武装斗争之路的决心。”

吕惠生先被安排到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印刷所工作，后又被调至政治部做宣传工作。他在工作和生活中处处以革命军人要求自己，身着灰色粗布衣，脚穿自己编织的麻绳草鞋，深入连队，同江北纵队的战士们一起行军打仗。行军途中，吕惠生的脚被磨破了，同志们心疼他，送他一双布鞋。吕惠生笑哈哈地说：“我决心将草鞋穿到终生，才算思想在换、立场在变。”他还语重心长地说：“脚磨破了，真的不疼吗? 但痛是暂时的，以后结茧就不感到疼痛了。”他又说，“今天是我参加革命以来流出的第一滴血，只要革命需要，我要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①此时，吕惠生在内心深处暗暗发誓，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奋斗终生。

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初创时期，条件十分艰苦。吕惠生与战士们一样，转战南北，同甘共苦，风餐露宿。他随时随地进行宣讲。在行军路上，在练兵场上，他向指战员们讲述国内外反法西斯斗争的形势，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军民抗日斗争的前途，讲述毛泽东提出的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思想，讲述中国古代军事家、政治家治军、治国的故事。他那渊博的学识、通俗的语言、生动而形象的比喻，常常引起指战员们热烈的掌声。吕惠生还讲述了自己在金寨接触到的一位新四军战士。这位战士是名共产党员，为了革命，他不怕艰险，在战斗中为掩护全班战士突围不幸负伤。他用一只手堵住流血不止的伤口，另一只手甩手榴弹，只身消灭围攻上来的六名敌人。吕惠生打心眼里佩服这位战士，他说：“我发现这位普普通通的战士，形象如此高大，信念如此坚定。我也是一名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战士，可是由于我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狭隘性，和他相比，差距太大了。我应向他好好学习，做一名合格的普通士兵。”吕惠生就是这样，不断用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1940年4月21日，国民党安徽省保安二支队司令员吴绍礼率两个保安团及国民党二十一集团军一七六师一部共2000余人，由无为、开城桥、石涧埠分三路向驻守在恍城区牌楼的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司令部及所属新九团一部发动进攻，挑起了大规模的摩擦事件。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被迫自卫还击，命令在该地区的部队于照明山、笑泉口一带组织反击。由于对国民党顽军的主攻方向判断失误，江北游击纵队的设防阵线被顽军突破，伤亡百余人，纵队参谋长桂逢洲在指挥战斗中壮烈牺牲。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电令江北游击纵队，中共舒无地委撤至淮南。^① 吕惠生和夫人沈自芳带着四个孩子随军撤离。当时，吕惠生的长女晓晴12岁，幼女学文仅4岁。行军途中经常昼伏夜行，吃不上饭、喝不上水是常有的事，大人还能熬得住，小孩饿了、渴了，常常哭闹不止，苦不堪言。

吕惠生一家随部队安顿下来后，恰逢新四军二师抗敌剧团急需一批小演员。吕惠生的长女吕晓晴和长子吕其明都是被物色、挑选的对象。当时吕晓晴12岁，吕其明10岁。夫人沈自芳舍不得让孩子小小年纪就离开父母，想让他们继续上学。但吕惠生一口答应了二师抗敌剧团。他耐心开导妻子，要她想开一点，想远一点，让孩子们到革命队伍里去经受锻炼，闯出自己的人生道路来。年幼的吕晓晴陡然失去母亲的温情与呵护，三次哭着让剧团同志把她送回家。吕惠生坚决地第四次送走了稚嫩的女儿。他还严厉地批评当时一些干部出于溺爱，让子女留在机关和自己身边的做法。他说：“小花盆里长不出万年松，庭院里跑不出千里马，只有经风雨见世面，才是对孩子最好的爱护，才能成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在此之前，吕惠生的次子吕道立年仅8岁，就留在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到13岁参加了新四军第七师大江剧团工作。^①

吕惠生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我之全家，已委托全部生命于革命，革命进，则我全家存，革命败，则我全家亡，已是铁的事实，我何忧虑?!

吕惠生将自己、家庭的命运和新四军、中国革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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