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中旬的一天，芜湖市区内外，锣鼓声、爆竹声响成一片，这是市民们在欢庆抗战胜利和“双十协定”的签订。但是欢庆的人们哪里知道，全国各地还有许许多多像吕惠生一样的抗日功臣，仍然被关押在不见天日的牢房里。在国民党看来，无论如何也不能将这些人“放虎归山”，否则必成大患。

吕惠生隐约听到铁窗之外传来的锣鼓声和鞭炮声。他敏锐地捕捉到这是一种欢庆的讯息和征兆。他问伪军副官王一富：“外面是庆祝抗战胜利?”“是的，现在和平了。”王一富嗫嚅回答道。“这是一种欺骗，中国和平了，为什么还把我关在这里! 国民党反动派恐怕不久还是要发动内战，中国人民还将重罹战祸。”吕惠生朗声宣泄着压抑在心中的愤恨与不平。他感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阴谋由来已久，视共产党及劳苦大众为洪水猛兽，哪里能够相安无事、共生欣荣呢? 连日来，王一富见到吕惠生还是一如既往的从容淡定。他觉得很难理解，不禁小心发问：“吕先生，凭你这样的本事和偌大学问，为什么偏要跟共产党一条道走到底呢? 如果在国民党里面干，不也照样能当大官，照样发大财吗?”吕惠生看了一眼王一富，觉得他根本无法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与情操，没有正面回答。停了一会儿，吕惠生给他讲了一些关于共产党救国救民的道理，希望他从中有所领悟。

胡正纲又多次派人去做吕惠生的思想工作，妄图使他回心转意。一个曾与吕惠生一起在国民党无为县党部共过事的同僚，规劝吕惠生：“你我都曾经一起在国民党政府共事，你千万不要为共产主义牺牲自己，再为苏维埃流血。那是绝对没有出路的，同时也是不值得这样做。”吕惠生微微一笑，回答道：“我是共产党，你是国民党，我服务人民，你压迫人民，这都是我们俩自相情愿的事，走的是相反的道路，不必再开尊口。”^①这位曾经的同僚见状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国民党及其正规军在重回芜湖之前，也曾数次派人去芜湖刘公馆做吕惠生的工作，进行所谓的“谈心、交友”，许以高官厚禄，企图动摇他的革命信念，但是凡去当说客的人，大都无功而返，悻悻而归。

吕惠生知道，他是皖江抗日根据地的行政负责人，敌人决不会轻易放过他，随时都有被害的可能。因此，自被捕的那一天起，他就下定了慷慨赴死的决心。吕惠生曾在日记中解剖过自己，他认为自己虽然“进步得不够彻底，但怎样大坏，成为反动分子，违背时代，无耻的背叛革命，也是万万不可能的。要是会的话，早已干过了”。他表示，“竭力发挥我的优点，克服我的缺点，力争上游，不做下流，以充实我做人的内容，不负朋友们的厚望”。为了资助革命活动，吕惠生原先的小康家庭已被他“弄得几乎破产了”。^① 而对于家产钱财，吕惠生在日记中记述道：“我何曾有丝毫顾惜，时至今日，我还想发财吗? 我不仅无此思想，即我内人(沈自芳)亦早无此念头矣!”“倘稍看重，今已是富家翁了。”

胡正纲见对吕惠生软硬兼施均难以奏效，他开始避而不见吕惠生，让吕惠生在牢房中反思，拖延时日，看他能否回心转意。此时，国民党军队已经进驻芜湖，胡正纲部为了准备接受改编，移驻市郊窑头镇，吕惠生也被一同押送到伪军营地。

胡正纲为了摘掉他那顶汉奸的帽子，一直忙于寻找新主子和靠山，一时无暇顾及吕惠生，对他的看管也放松起来，不再将他单囚一室，使吕惠生有机会接触到一些难友。面对狱中种种的残酷虐待以及恶劣的生活、医疗环境，吕惠生从来不唉声叹气，总是保持着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为难友们注入正能量。他时常鼓励难友说：“要想与敌人斗争到底，就必须有个好身体和善于斗争的知识。”于是，他天天带着大家去锻炼身体，增强体质;教大家识字，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讲述革命道理，加深他们对革命的认识。“死里逃生唯斗争，铁窗难锁钢铁心”，吕惠生是这样勉励自己的，同时也以此来激励狱中难友。

在狱中，吕惠生除了打理自身的日常生活外，大多数时间都用来吟诗、写作、读书。虽然身陷囹圄，但他仍然想方设法了解狱外的政治动向。每逢探监时间，夫人沈自芳会给他带一些臭干子、五香花生米等打“牙祭”，而王试之、任惠群、刘方鼎等则轮流给他带来一些最新的时局动态，使得吕惠生的思想和生活更加充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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