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4月的一天夜里，位于无为县城中心的“朱长和”当铺突然浓烟弥漫，火光冲天，顷刻间就被烧得面目全非。次日，当铺房在无为散发传单，告知“大火焚毁当房，当物全部化为灰烬”，又说，“天灾是个意外，人力不可抗拒，损失无法挽回，请当户予以谅解，‘朱长和’当铺对当户表示致歉”。这一消息自县城迅速传至四乡八镇，分散在各地的当户对此噩耗，叫苦不迭，奔走呼号，反应十分强烈，却又无计可施。

无为城内的“朱长和”当铺

中共无为县委得知这一情况，觉得这是一件事关人民群众利益的大事，必须彻查清楚，研究对策。县委立即邀请吕惠生等进步人士商议讨论。吕惠生认为，贫苦农民，以物典当，本已受到当铺房老板的高利剥削，当户是被剥削者，当铺失火纯属当铺房自己的责任，与当户没有关系。当户凭当票赎当，合理合法，理应受到保护。因此，绝不允许当铺房以火灾为借口，不承担赔偿责任。吕惠生同时敏锐地觉察到，当铺从失火到散发传单，其速度之快，步调之有序，像是一次有预谋的行动。吕惠生建议无为县委必须彻查当铺失火的真正原因，确定问题的性质，然后再开展索赔斗争，彻底粉碎当铺老板的图谋。

经过一段时间的秘密侦查，无为县委查明“朱长和”当铺失火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当铺老板为了鲸吞当物，事先暗中将贵重当物转移出去，然后纵火烧当，谎称天灾难测而拒不赔当。

烧当阴谋揭穿以后，无为群众怒不可遏。根据事件的严重性，无为县委决定把握时机，发起赔当斗争。县委深知，只有紧紧依靠吕惠生这样的有识之士，才能保证赔当斗争不走弯路或少走弯路。当时吕惠生仍在病中，但他还是欣然应允。他觉得共产党、老百姓的事情就是自己的事情。

无为县委过去主要在农村进行斗争，斗争的对象是土豪劣绅和不法粮商。而这次斗争是在县城，斗争的对象是黑恶势力，他们与官方互相勾结，盘根错节，斗争更具艰巨性和复杂性。县委根据吕惠生的建议，组织成立“被烧当人联合会”，通知所有当户逐一登记造册，动员他们加入“被烧当人联合会”，制造赔当斗争的浩大声势。吕惠生则不辞辛苦，协助“被烧当人联合会”做好宣传发动工作，编写“妇女歌”“帮工歌”，宣传“天下穷人穷帮穷”的道理，争取广大贫苦农民的同情与支持。在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之后，吕惠生认为时机成熟，立即以“被烧当人联合会”名义，在无为观震潮举行集会。当时的芜湖《工商日报》在《农民协会救济贫民》一文中，报道了当时赔当斗争大会的盛况：“先一日即有数百人来城集聚，迨至次晨骤增数千人，人山人海，拥挤异常，直到深夜，尚有数百人留宿而不能去者。”吕惠生与会作了鼓动性的宣传讲话，他说：“农民父老兄弟姐妹们，当铺失火系自导自演，目的就是要侵吞我们的财物，天理难容，国法难容。我们要求县长还大家一个公道，按物论价赔偿，也请社会各界的先生们主持正义，声援当户兄弟们的正当要求。”会场内外，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国民党无为县政府得知集会的消息后，立刻以“有政治活动嫌疑”为名，派出军警进行弹压。荷枪实弹的军警冲进会场，当即逮捕了共产党员宋沛生、杨继才等人，并关入县牢。此种卑劣行径更加激起与会群众的愤怒，他们随即涌向街头举行游行示威，接着包围了国民党无为县党部，并公推吕惠生等五人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交涉。谈判桌上，吕惠生唇枪舌剑，据理力争。他指出，“朱长和‘烧当’，本是一个见不得阳光的丑剧、恶行，当户要求‘赔当’，本是天经地义，合情合理合法，政府若反其道而行之，甚至以莫须有罪名逮捕当户代表，必然有损政府形象，未来何以施政!”吕惠生口若悬河，有理有据，令县政当局瞠目结舌，无言以对。

国民党无为县政府慑于“被烧当人联合会”的强力控诉，又迫于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更害怕事态继续发展下去难以收场，被迫释放了共产党员宋沛生、杨继才等人，并假意表示愿意出面调处。县政府要求当铺老板朱长和接受当户“以一赔十”的要求，给当户作适当赔偿，以此结案。最终，“朱长和”当铺不得已以“一元赔八角”的比例价，分两次赔付给所有当户。至此，赔当斗争胜利结束。“朱长和”当铺老板朱长和最后因赔当破产而关门停业，自食其果。

6月24日，中共芜湖中心县委就无为县的赔当斗争，专门致函无为县委，充分肯定了吕惠生等社会贤达在赔当斗争中的巨大作用，同时要求县委继续加强对今后斗争的领导，充分发动群众，并与“其他斗争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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