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为了贯彻这一方针，限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无为县国民党顽固派开展了对“异党活动”的秘密调查，密谋迫害一批知名爱国人士。由于吕惠生积极参加抗日工作，早就被国民党顽固派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在这次反共高潮中，他的名字自然被列入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的黑名单。

1940年2月17日，共产党员、安徽省抗日动员委员会妇女工作组组长朱澄霞，因心力交瘁，在无为县城溘然长逝。她曾与吕惠生在安徽省动委会并肩战斗过。吕惠生为失去这样的好战友而无限痛惜。3月10日，吕惠生在《无为日报》上发表了《悼朱澄霞》的署名文章，文章中写道：

“动”的路有几条：检点金银、全家老小，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处去，他们就做了无止境的逃亡者，这是第一流;时势造英雄，当此天下大乱，正是英雄得势之时，要弄他一个“平地一声雷”，得拼命去钻营、去投机，在梦寐中他们做了时势的英雄，这是第二流;国家民族，临到呼吸存亡关头，牺牲了自己，走上正确的路途，活生生地、血勃勃地，不知所谓艰苦，但为国家民族而坚决奋斗者，这是第三流。属于第三流的那些人，就成了民族的骨干，支持了国家，国家有了他们才得到存在，他们是国家的精英啊! 我偶然发现一个名字，这便是朱澄霞女士，她大概可以列入第三流一群了。她精明，她厚重，她温和，她泼辣，她奔驰过万里，她含茹着千辛，她死了，只留得一双净净的手。

吕惠生这篇文章表达的不仅仅是对战友依依惜别之情，更是自己对人生的态度——要成为“动”路上的第三流，永远是国家的栋梁，民族的精英。

此时，位居黑名单之首的胡竺冰身患重疾、生命垂危。吕惠生顾不上自己的安危，四方奔走。终于在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的安排下，由一支小分队护送胡竺冰去繁昌新四军三支队医院就诊。临别之际，这对昔日的战友，热泪盈眶，紧握的双手久久不愿松开。何曾想到，这一别竟是这对挚友的永诀。

1940年3月16日，国民党安徽省保安二支队(驻无为)司令吴绍礼的一封封“请柬”，飞向无为各界名流：“兹定于17日上午8时在一品轩举行茶会，敬请光临。”手捧这份充满杀机的“请柬”，新任县长李天敏(进步人士)似乎闻到了它的血腥味，他深为吕惠生此时的险恶处境所担忧。^① “应当立即通知吕惠生脱离虎口”，李天敏果断地作出反应。当晚，他密写了一封便笺，通过保姆向吕惠生传递出这个消息。得此消息，吕惠生默然了。此时，他考虑的不是自己及全家的凶吉祸福，而是担心自己离开无为之后会给县长李天敏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不，我不能就这样走，决不能连累天敏先生。”经过深思熟虑，一个巧与敌人周旋的方案在他脑子里酝酿成熟了。

17日清晨，吕惠生身着长衫，应约从容地踏入一品轩酒楼。迎接他的是全副武装的卫兵，伴随其左右“保驾”。因为时间尚早，宾客未至，楼空无人。吕惠生环顾一下四周，随即脱下长衫，取出腰间布兜中的大把银圆，放在桌上，客气地招呼左右卫兵：“我去厕所方便一下，烦代为看管。”卫兵只得守着银圆，寸步不离。吕惠生进入厕所后，立即打开窗户，跳窗而出，径直跑回老家十里乡吕巷村，与等在那里的妻儿会合。

原来前一天，吕惠生的夫人沈自芳把家里的东西整理收藏后，等到傍晚快关城门时才带着四个孩子悄悄出城。沈自芳临走时，故意将点着的煤油灯一直亮到深夜，所以没有人察觉到吕惠生家中已是人去房空。果然不出所料，17日应邀到一品轩酒楼赴茶会的爱国人士，大都被省保安二支队逮捕，不久都被残酷杀害。吕惠生这样做，既使自己幸免于难，又避免了保安二支队吴绍礼对李天敏的怀疑。

吕惠生与家人在吕巷会合后，立即奔赴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所在地严家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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