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经过根据地军民的共同努力，皖中抗日根据地有了较大发展。吕惠生适时向皖中区党委建议复办联立中学，并提出了复办联中的基本原则：1.必须坚持培养抗战干部的革命方向;2.不使用干部学校的名称，而用普通中学的名称对外招生，以解决顽、伪区青年的思想顾虑，吸收他们前来就读;3.学校既进行政治理论和时事政策教育，同时又教授一些必需的文化知识和军事常识;4.皖中联中是皖中行署的直属单位，学生生活实行供给制、半供给制两种(1944年下学期全部改为供给制);5.学校的领导成员和教学力量，以敌后无为中学的教职员工为基础，同时抽调一批政治、文化水平较高的干部和聘请一些爱国民主人士予以充实和加强;6.考虑到学生的学历、经历和年龄不同，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和对敌斗争需要，可以随时分配工作。

为了保证联中顺利开学，吕惠生不遗余力地为联中筹措经费与粮草。尽管根据地建设任务繁重，各个方面的经费捉襟见肘。但是，吕惠生还是把教育经费放在首位，千方百计地予以统筹解决，仅1944年上学期，吕惠生就批拨联中费用达113017元(大江币，下同)，公粮18227斤。下学期，吕惠生则作了更为精细的计划安排，包括：每月经费15400元(以160人吃饭)，每日公粮14120斤(包括粮贴)，购置费44480元，建筑费137400元(30间房屋)，运动、书籍费50000元，讲义费15000元(在经常费之内)。^① 由于吕惠生高度重视，身体力行地参与办学，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复办联中的各项准备工作大体就绪。

1944年4月6日，吕惠生填写的“干部履历鉴定书”封面

1944年4月，皖中联立中学正式开学，校址设在无为县恍城区下庄村的陈氏宗祠，学生200 人左右。吕惠生作为根据地最高行政领导，承担着大量复杂的行政事务，但他仍主动兼任联中校长。他亲自审定联中的办学规模与专业设置，在原有的普通中学部(内含初一、初二班)、师范部(附设预备班)的基础上，将师范部及普通中学部的初二班改为专科部，下分行政、财经、教育三科，又把普通中学部的初一部分学生，也编入专科部学习。吕惠生这样设置是为了突出专业性质，强化专业培训，为抗战和根据地建设培养专业人才。

同年5月，吕惠生在“皖中联立中学补行开学式”上指出，我们办联中目的，“应乎社会国家民族的需要，创造抗战建国人才的需要”。“以前施行的是欺骗教育，教学与社会脱节，所学与实践脱节。今天，我们都完全与之相反，提倡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打成一片，言行一致，不脱离实际生活，从才、德两个方面锻炼与采集，实事求是，创造成无数的实际英雄。”19日，吕惠生又在联中发表了《青年之路》的讲话，他肯定青年在社会中的重要性，指出：青年“纯正故能识真理，感情猛进故能革命，活泼发展故能创造”，“战争以青年为中心，革命以青年为先锋队，青年是社会的骨干、向导、先锋，是真正的宝贝”。吕惠生对青年一代寄予厚望，希望革命青年坚持走“抗日团结进步之路”，不低头、不退缩、奋勇前进;希望青年担负起时代的责任，“读书救国、改造人生、改造世界”。他期盼所有联中学生都能成为“具有革命精神、实干主义，养成英勇朴实，远大理想的作风与本领”的有志青年。

为了唤起社会各界对敌后办学的热情，吕惠生以皖中行署的名义，几次召开“联中部分学生家长、社会人士”的座谈会，希望他们建言献策，促进联中办学。会上吕惠生高度评价了社会各界有识之士，肯定他们为联中办学付出了许多辛苦，称赞他们“才有所能，德有标示，待遇简约，责任重大”，“先生们值得高贵与敬仰”。吕惠生抱着极为真诚、坦然的态度，希望各界人士广开言路，助推联中的办学之路越走越宽。^①他诚恳邀请知识渊博的知名人士王试之、何谦堂、郭宗传、刘方鼎、刘更如、鲁祝军等到联中工作，优化联中教师队伍结构，增强联中在社会各界的影响力与信誉度。吕惠生的坦诚与大度，让许多专家、学者以及资深的教育工作者纷纷志愿到联中任教，从而解决了联中办学师资短缺的难题。

吕惠生工作之余，也常常挤出时间，亲自为联中学生授课。他起草的《抗议顽固派无理进攻的通电》，曾在联中课堂上宣讲。该文呼吁团结，反对内战，文言文体，排比对称，说理充分，剖析透彻，使联中同学在政治思想和写作技巧上双受益。在讲授理论时，他注意结合国内外反法西斯战争形势、联中学生的斗争实际和思想实际，善于针对学生的思想状况和特点，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对人生道路上的一些问题，如生死、苦乐、名利、地位、荣辱等，吕惠生则现身说法，谈自己是如何改造世界观、人生观，如何坚定地走上革命之路。联中广大教职员工，在吕惠生的引领示范下，处处以身作则，成为学生的表率。

皖中(江)联立中学校学生学习、生活状况报告表

吕惠生还结合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对联中的课程设置作了针对性的安排。当时，根据地处于日伪顽严重夹击之中，加上敌人肆意进行反动宣传，很容易使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产生疑虑与恐惧，甚至怀疑“共产党是否能成正果”。对此，吕惠生清醒地认识到，要想和敌人争夺青年一代，必须开展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因此，学校首先把《政治常识》《革命运动史》列为各年级的必修课，向学生传播马列主义思想，逐步加深学生对党的性质、任务和国家前途的认识。吕惠生亲自确定了政治课教学内容，主要有：《社会进化史》《政治经济学大纲》《中国革命运动史》《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根据地概况》《边区建设》等。同时，吕惠生还要求联中教师把政治思想教育寓于各门学科的教学中。国文课要求结合时事政治，阅读《大江报》、小册子、文件、讲话，会写公文、通讯，能写出观点正确、爱憎分明的文章，既强调语法修辞，又注意陶冶思想情操。历史课要求认识社会发展规律、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性。此外，吕惠生对所开设的各门功课都有严格要求：“数学：加减乘除(整数)、四则、珠算、分数四则、约分、比例、复合数、土地测量(簿记);自然常识：自然现象的认识理解、启蒙、社会生产等方面、有关应用科学知识、生理医药卫生之理解应用等;政经常识：中国农村、根据地建设、抗日战争与三民主义、组织生活与工作方法等。”曾经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吕惠生，深深懂得教学相长的道理，因此他对所有从事教学工作的老师们提出了总体要求：教学中“必须注重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教授和训练，增强学生将来为皖江抗日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服务的才干，为即将投身抗日救国的革命斗争练就过硬本领”。

吕惠生崇尚知识，尤其崇尚具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他常常号召联中师生向优秀的知识分子学习。1944年12月9日，吕惠生决定在联中召开“邹韬奋先生纪念大会”，并发表了令人动容的讲话：“邹韬奋先生死了，我们今天来追悼他，大家都十分真诚，具有念念难忘之心情，比家里死了一个兄弟还哀愤”;邹韬奋先生“一生的事业，都关乎集体的创造、大众的利益，这些乃为伟大不朽，所以令人难以忘怀”;“当这旧时代的末运，新时代新生的时节，正义不彰，廉耻败丧，我们要特别崇尚骨气、正气与气节，是有益的，而且是必须的”;“目下法西斯主义、封建残余的没落，是不成问题的。但为了扭转乾坤，用主观力量促使客观形势更快发展，我们要特别崇尚正气，分辨是非”;“韬奋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我们特别难忘”;“我们更应把韬奋先生的美德发扬出来，研究它、传播它，以风教当世，使我们期待着的，创造着光明幸福的社会早早实现”;我们“更要学习他清醒的头脑、坚定不拔、正气凛然的精神与作风，来干一切工作，办一切事，则国家民族的大敌与患难，一概可以得到迅速去除”。最后，吕惠生希望，“在深刻研究了韬奋先生的事迹以后，尽管的拿着去教育我们周围的群众”。为了宣传和弘扬邹韬奋精神，吕惠生决定：“1.成立韬奋图书馆，以《大江报》图书室为底子，向外征募图书充实;2.请行政公署通令各教育机关，用有关纪念韬奋先生逝世的一切文章为教材;3.联中奖学金改为韬奋文化教育基金，对象为学生、文教工作者、新闻事业工作者;4.办韬奋书店;5.成立韬奋先生纪念委员会，专责推行以上各项事业。”吕惠生与邹韬奋先生从未谋面，却为邹韬奋先生的爱国情怀和铮铮铁骨所感召。经过一系列的纪念活动，联中师生以更加高昂的斗志、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学习和生活中。

同年12月24日，吕惠生在联中作了《中国青年大时代中应有的责任》的报告，他说：一切“独善其身，超凡脱世的利己主义;孤然愤世，生趣全无的厌世主义;人生几何，酒醉的享乐主义;依凭幻想，消沉颓废的虚无主义”，都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而“研究真理、依据现实、实事求是、英勇奋斗，秉持唯物的立场，科学的态度，奋勇前进，百折不回的现实主义”，才是中国青年在大时代中担负的真正责任。真正能担负起大时代责任，只有具备“坚定的意志、无限的忠诚、光明坦白的正气、大公无私的精神、刻苦耐劳的作风、远大愉快的心情、客观科学的头脑、精益求精的态度、谦虚深入的怀抱”的人才能做到。也只有这样，“他就是一个改造世界的战斗员”。吕惠生所作的政治形势报告，见解独到、入情入理，让联中师生备受鼓舞、备加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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