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惠生主持公道、彰显正义的行为，在赢得广大民众无比敬仰和爱戴的同时，自然也遭到地方黑恶势力的仇恨与刁难。无为的贪官污吏们纠集土豪劣绅，散布流言蜚语，造谣生事，不断诬陷诋毁吕惠生，并屡屡向他寻衅发难。吕惠生于愤怒之中，以900元的贱价，将全家赖以为生的三十亩洲地悉数卖掉，并于1931年离开无为。此时，他心境悲凉，虽然信仰三民主义，并为了实现三民主义救国而加入了国民党，但此时他对国民党的腐朽本质感到厌倦。离开无为是他解脱苦闷的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此后，吕惠生先后辗转至凤阳女中、贵池师范等校任教，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不久，他又通过农校同学的引荐，进入安庆棉蚕场工作。生活的磨难和曲折并没有使他意志消沉。他与胡竺冰约定：不管社会环境如何黑暗，一定要洁身自好，不论做什么事，都要主持正义。他曾说：“我生来不做亏心事，生来不会阿谀逢迎人，再穷也不能失却身上的几根穷骨头。”

1935年初，吕惠生旧病再次发作，头疼的顽疾常常使他夜不能寐，躺在病榻上的吕惠生仰望天花板，自忖道：“在这样一个风雨如晦的黑暗社会，如何能从万般愁闷中解脱出来? 现今家乡白色恐怖日益加剧，革命转入低潮，尤其六洲暴动失败，又有多少革命者被迫害、被通缉，他们也像我一样在颠沛流离吗?”

这年秋季，吕惠生携全家返回家乡无为，想打听一下和自己有过联系的共产党人现在的处境如何，看看能否对他们有所帮助。当他得知共产党人夏子旭、倪合台不幸殉难的消息，一连好几天都沉浸在痛苦之中，不能自拔。

是时，国民党无为县政府内多冗员而无干才，便聘请吕惠生出任建设科长。吕惠生深知在一个农业大县行政、务农的事难办，而为农民办事则更难。无为县是以产粮著称的农业大县，年年都以仓库爆满为患，常常有谷贱伤农、鼠害频发之事，官民叫苦不迭。县政府迫于每年夏秋粮贮存之困难，决定在东门城外的公地上，再兴建一座贮粮仓库。身为建设科长的吕惠生，责无旁贷地担负起此项任务。^①

吕惠生等人综合各种因素，选中了一块地势平坦又通风向阳的“风水宝地”来建设粮仓。但这块地早已被当地宋、杨两家豪绅相中，他们正着手圈地打围，忙着建造私人宅第。县政府兴建粮食仓库的决议传出之后，他们以为此事定然是虎头蛇尾，到头来一定是不了了之。但经过打听，得知这次建设粮仓是由吕惠生领头督办，宋、杨两人对吕惠生此前的行事风格略有耳闻，知道此事不可能轻易结束。于是，他们决定还是按老皇历办事，先花点钱通通神，吕惠生这样一个初上任的小科长好对付得很。再说，他们老辈之间，或多或少还有不少交往，何愁他这条鲤鱼不上钩。宋、杨两人准备了200块大洋，托人悄然送到吕家，希望他在选址时通融通融，把建设粮仓的位置再向别处挪动一下，来一个“两全其美”即可。吕惠生下班回到家中，见到桌子上那两匝封得严严实实的“红包”，用手细细掂量了几下，觉得重量不轻，知是银圆无疑。在“红包”下面，还压着一张宋、杨两人未写明任何要求的“拜帖”。吕惠生心中明白，便传话要宋、杨二人立马前来面谈。他二人闻讯窃窃自喜，以为这条鲤鱼已经上钩，便匆忙赶往吕家。他们一进门便向吕惠生道了番恭维，夸他后生可畏又识大体，还表示要“余情后感”。吕惠生听罢，瞪着两眼，绷着脸，指着那“红包”说：“这是你们送来的?!”他们原本还想趁此机会叙叙旧，再拉拉关系，套套近乎，孰料吕惠生的态度如此生硬，方知是自己看错“秤的定盘星”。他们愣了半天才支支吾吾承认只送了“拜帖”未送钱。吕惠生怒斥道：“行贿受贿，这本是鲜廉寡耻之人所为，我虽是一介寒士，也绝不会要此黑礼!”宋、杨二人自知理亏，又惧怕此事一旦张扬开来，更有损于自己名声，只好当场点头，应允让出为建私宅而抢占的公地。

洗心亭

宋、杨二人灰溜溜地走了，却留下了沉甸甸的200块大洋。吕惠生自思，自己多年来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岂能让这些银圆玷污了半世清白。他原想将此银圆上交官府充公，但转念一想，现在社会腐败之风正盛，时时吞噬着人们的良知，自己这样做无疑是送羊入虎口，为县政府老爷们花天酒地再添上一杯羮。吕惠生突然想起合肥包公祠前的“廉泉井”、巢县城外的“洗耳池”，遂当机立断，要将这200块大洋悉数用来建造警示后人的凉亭。亭址就选在当时名流云集的双溪茶社对面，即如今的绣溪公园东溪池畔，并命名为“洗心亭”，以明心志：毕生竭力洗涤心灵上的污垢，永不昧心牟取私利。“洗心亭”盖好以后，竟然引来社会上一些贪赃受贿者的嫉恨。吕惠生遂将“洗心亭”的匾额保留未上，但心中愤懑之情难以自抑，遂作《七绝》一首：

孳孳货利已根生，哪得人人肯洗心。

只有铲除私有制，人人才可不迷金。^①

九一八事变以后，由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对日本侵略者实行不抵抗主义，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日本帝国主义的气焰日益嚣张，中国国土大片沦丧，生灵涂炭、哀鸿遍野。而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内则严厉镇压全国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调集重兵“围剿”革命根据地。吕惠生对国民党绝望至极，1936年毅然决然退出国民党。随后，他离开无为，辗转安庆、合肥大蜀山、江西南昌等地继续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而此时中国共产党顺应民心、民意，以大局为重，反对内战，坚持团结抗战的正义立场让吕惠生由衷钦佩。在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危急时刻，吕惠生深悟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他开始从内心对共产党充满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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