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为避免内战、争取和平，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同国民党进行了为期43天的和平谈判。重庆谈判以后，遵照中共中央关于我军“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新四军第七师广大干部战士奉命撤出皖江抗日根据地北上。吕惠生因病不能随大部队行动，经组织决定，由长江水路乘船先期北撤。

1945年9月中旬的一天傍晚，吕惠生与夫人沈自芳、四个子女以及部分伤病员、医务人员，到达了位于长江北岸的无为县汤沟附近的姚王庙渡口。上船前，吕惠生伫立江边，沉思良久。他远眺大江南北，无垠的绿野平川，河汊阡陌，卧如长龙般的黄丝滩新堤，激起了吕惠生的无限遐想。他未想到，如今狼烟刚平，战火又起，正值数百万同胞渴望休养生息、重建家园之时，却又要与这块富饶的故土，可敬的皖江父老离别。他心中充满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愤恨以及对根据地人民的深切眷念之情。直到船工催促他登船，吕惠生才与送行的同志们一一握手告别，互道珍重。^① 人们目送那两只木船的桅帆消失在江水的尽头才恋恋不舍地离去。

船航行到虮矶庙江面，因阻风而停航一天。第二天上午8时继续行驶，中午到达东西梁山附近江面，这时从下游迎面驶来的一艘小火轮，拦截拖载了前面一只木船后，又径直朝吕惠生乘坐的木船靠近，船老大急忙转舵，但已无法躲避。吕惠生暗示大家沉着冷静，机智应付。来者系汪伪无为县长胡正纲的部下，自卫队队长夏足三和副官王一富率领的一小队伪军。他们随日军撤到芜湖，尚未受降，常借维护地方秩序为名而抢劫财物，为非作歹。轮船靠舷，十几名荷枪实弹的伪军跳上木船，强迫所有乘客转上轮船，对木船进行检查。不一会儿，从第一只木船上搜出子弹，接着又从第二只木船的夹舱中抄出吕惠生警卫员大赵、小赵的两支短枪。伪军们如获至宝，旋即登船，穷凶极恶地高声叫喊：“这枪是谁的?”“枪是我的。”警卫员赵先勇沉着地回答。“你是干什么的，哪里来的枪?”“我是逃兵，搞了两支枪准备到下江卖掉做盘费。”“嘿! 你们都是新四军吧?”伪军自卫队长夏足三狞笑了一声，接着喊：“打”! 顷刻间，四五支枪托一起朝小赵身上狠狠砸去，一个伪军竟用刺刀凶狠地朝赵先勇下腹部刺去。小赵的下腹顿时鲜血直流，肠子外露。他强忍着钻心的疼痛，冲着伪军高声喊道：“你们就是把我打死，我也不是新四军哇!”

“你们这样无辜伤人，太不讲理了!”吕惠生见状，质问伪军为何滥施淫威。“我们已经有家难回，什么理不理! ”夏足三不问青红皂白，随即命令轮船将两只木船一起拖到日伪驻芜湖市的打鼓山基地。两只船上的25名北撤人员全部被关押。赵先勇上岸后又继续遭到毒打，但他始终坚贞不屈，咬紧牙关，没有吐露半点秘密，第二天即因伤势过重而壮烈牺牲。赵先勇在吕惠生身边工作多年，与吕惠生情深谊笃。一开始组织并未安排小赵随行，当吕惠生出发后，他再三向组织提出申请，要求担任吕惠生的警卫任务，后经行署副主任魏文伯同意，赶到汤沟与吕惠生一行汇合。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赵先勇没有牺牲在日军的枪口之下，却倒在了汉奸恶徒们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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