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6月以后，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制定了以夺取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在8月1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全国总形势时，李立三作出全国武装暴动的部署，提出“在这形势下，我党应很快地成立中央总行委与成立南方局、北方局”。在会议上，中央决定将各级党、团、工会的领导机关合并，成立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

8月3日，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发动武汉、南京暴动与上海总同盟罢工的同时，要调集红一、二、三、四、五、六、八等军分路向武汉推进，并要求立即成立南方局、北方局，且南方局现在必须积极地准备广州暴动。会议决定：由罗登贤组建南方局，负责领导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福建、香港等地工作。

根据中央临时政治局的会议精神，8月6日，由党团中央及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机构合并组成的总行委正式成立。在李立三和向忠发的坚持下，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于8月15日讨论通过《行动纲领》，决定在9月7日发动对国民党的大示威，并作为全国武装暴动的演习。8月19日，总行委主席团开会，决定将总行委由14人扩大到21人，罗登贤被补选为扩大后的总行委委员。

奉命组建南方局的罗登贤于1930年8月12日抵达香港。次日，他即召开南方局第一次主席团会议，根据中央决议成立南方局，并结合南方实际情形，加紧布置工作。

在省行委组织问题上，罗登贤根据中央决定，建立完善了各部、委工作。按照中央决定的南方局委员名单，他确定了各部、委的负责人，并对工作进行了分工：南方局书记为罗登贤，委员有李富春、卢永炽、林道文，下设组织部、宣传部;成立党报委员会、党报编辑委员会;设工委、农委、妇委、青年秘书处、秘书处。与此同时，南方局行动委员会也成立，主席团成员为罗登贤、李富春和卢永炽，南方军区主任为李富春。罗登贤决定“南方局兼行委、各部各委如之”，积极准备暴动，还决定改《南方红旗》为日刊。中共中央南方局及行动委员会所属组织有广东省委、广西省委、福建省委、云南省委、闽粤赣特委、香港行动委员会。新组建的南方局组成人员有50人，这些人大部分是广东省委的骨干力量，其中不少是大革命时在香港入党的老党员，一部分人参加过广州起义，大部分人参加过省港大罢工。

这次主席团会议对海员问题进行了重点讨论。罗登贤认为，在海员斗争中不能局限于经济的斗争，而且要在斗争中提出反帝反军阀战争等政治斗争的要求。在海员组织上，他提出坚决“猛烈的发展赤色工会工作，切实运用新的组织方式使其发展”的要求，“对验船等等均须有切实工作”。在对待海员中的黄色工会的斗争策略问题上，由于广东“黄色工会自身已经成为变相的‘涉孖沙’^①”，内河海员工人反黄色工会“加厉”，罗登贤便根据全总的文件指示，提出了彻底消灭黄色工会的策略。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次会议中提出的关于彻底消灭黄色工会的策略问题，主要是根据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全总和中央的精神决定的。这个政策虽然整体上带有“左”的特点，但是就广东黄色工会的情况而言，与全国其他地方还是有区别的。广东的黄色工会主要在海员和铁路主要产业中，而在广东工人革命运动史上，以反动的机器工会为首的黄色工会，曾充当过极为反动的角色。在广州起义中，反动的机器工会体育队与进攻工人的帝国主义及国民党的反革命武装沆瀣一气，成为进攻和屠杀起义工人的刽子手。海员工会中的“涉孖沙”更是反动透顶，不仅对工人进行残酷剥削，甚至成为帝国主义的主要帮凶。这些黄色工会与革命力量的对立是非常明显的。

紧接着，就在8月14日，南方局召开了第二次主席团会议。会上罗登贤提出要建立各路的铁路工作委员会，于是分别建立了粤汉路黄沙工作委员会(粤汉支部兼)、粤汉北段工作委员会、广九路工作委员会、潮汕路工作委员会和宁阳路工作委员会。

罗登贤还提出要重视党的宣传工作。他亲自指导建立了党报委员会和党的编辑委员会、香港工人编辑委员会等机构，并指定香港、广州、厦门、东江特委、琼崖特委、广西、云南、各军政治委员应为党报通讯员。为了推动党的思想建设和党的宣传工作，罗登贤专门向党报《南方红旗》印刷所拨专款300块，用以扩充《南方红旗》的规模。后来，在他的亲自指导下，第一期改版后的《南方红旗》于8月25日出版。这次会议上，罗登贤还提出南方局的主席团成员要参加党报编辑委员会。在他看来，只有党的高级干部、南方局的党委委员亲自参加撰稿工作，《南方红旗》才真正能变成党报。罗登贤的这种重视党的理论建设，尤其是抓党的高级干部思想建设的主张，对培养党的干部、促进党的队伍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8月底，罗登贤离开香港，前去上海参加中共六届三中全会。9月24日至28日，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罗登贤、项英、徐锡根、温裕成7人组成主席团。这次会议接受国际的指示，认为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正确，但犯了策略上的某些“左”倾错误，批评了党在组织工作和职工运动中的错误。会议进一步批评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决定停止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恢复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在会上，罗登贤也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承认了自己工作中存在的错误。

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向忠发、项英、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关向应、张国焘等7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罗登贤、徐锡根、卢福坦、温裕成、李维汉、顾顺章、毛泽东等7人为候补中央政治局委员。

9月29日，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一次会议。在讨论中央局的问题时，周恩来也提出了南方局的组织问题。他认为“南方局组织无变更，加强是不可能，主要负责人还是光生(即罗登贤)、富春、永炽，南方局只能兼省委”。10月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罗登贤报告了南方局一个月来的工作。政治局决定南方局由罗登贤等7人组成。

12月24日，中共中央第十九次常委会会议讨论全国组织问题时决定：调罗登贤回中央负责全总工作，南方局取消，恢复两广省委，加强南方军事办事处、南方交通总站，各省委各特委均由中央直接管理。

在1930年下半年担任南方局书记的这段时间里，受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政策的影响，罗登贤在工作指导中存在着很多脱离实际的做法，如提出政治罢工和总同盟罢工等。

但是这些斗争过于暴露了党的力量，使党的组织受到较大损失。广州、汕头等地党的机关多次遭破坏，市委领导人被捕。仅5月下旬，被捕杀的党员和工人就有数十人。其他各城市以及东江、琼崖等地区反动统治者拘捕和杀害的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更是不可计数。对这种“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一些地方的党组织和一些做实际工作的干部进行了抵制，其中包括李富春、蔡畅和中共广东省委的一些同志。他们根据广东地区的实际情况和“红五月”斗争的经验教训，多次向中央反映意见，遗憾的是，这些正确意见均没有被中央接受。而作为南方局的总负责人，罗登贤执行了李立三的错误路线，存在“家长制命令主义”作风，对福建、广东等省委机关遭破坏和损失负有相当程度的领导责任。但他知错即改，为贯彻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纠正“左”倾路线错误作出了巨大努力。1943年11月2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对此进行了充分肯定，将罗登贤列为勇于知错改错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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