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4月，上海中央派姚仲云(即饶卫华)赴东北巡视，协助满洲省委开展五一工作。姚仲云到哈尔滨时，罗登贤已将省委机关人员全部派到各特委斗争一线。5月上旬，罗登贤与姚仲云经过讨论，决定加强省委力量。由中央派来的聂树先(即尚越)负责宣传、赵尚志负责军委、姚仲云负责组织，由苏联派回来的孙广英(即丘士克)进入常委。姚仲云经过考察巡视，支持罗登贤制订的反日斗争方针。

1932年6月，正当东北抗日斗争形势如火如荼之时，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召开了一次带有浓厚“左”倾色彩的会议。这次会议在上海法租界秘密召开。会议由博古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河北、河南、陕西、山西、山东、满洲等省委负责人以及临时中央的张闻天、李竹声、康生等。会议后来被称为“北方会议”。会议提出了北方党组织要开展义勇军运动，树立党的领导，开展农民日常斗争，发动与扩大游击运动，争取广大士兵群众等基本任务。但当时，临时中央的领导者看不到因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引起的中国社会关系的新变化，没有把工作重点放在扩大抗日武装和发展革命力量上，而是片面强调国民党政权与苏维埃政权的对立。由于“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方针的影响，会议错误地分析中国革命形势，强调中国革命势头空前高涨，革命时机普遍成熟，任何省、任何地区都无例外。会议决议严重脱离北方各省实际，特别是无视东北已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事实，否认全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要求东北与南方各省一样要进行土地革命，创建苏维埃政权，强调“必须用一切力量使义勇军的反日战争与土地革命密切联系起来，毫不迟疑地依靠在义勇军的武装力量之上，没收地主豪绅、军阀、资本家的土地……使义勇军转变为工农红军，创造苏维埃的政权”。同时还特别强调北方各省党组织要武装保护苏联，提出“必须十倍百倍地加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国民党满洲国的反苏联的企图与挑衅，开展广大的群众的保护社会主义祖国苏联的运动”。^①

参加会议的满洲省委代表何成湘(省委组织部长)把罗登贤和他商量后的想法向中央作了汇报。在汇报中，他讲到东北已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党的力量薄弱，群众组织不广泛，针对东北的特殊情况，党在东北的任务应不同于南方苏区，结果被会议主持者错误地指斥为是“北方落后论”“满洲特殊论”，是把“中国南部与北部间隔、对立起来”。因此，何成湘的发言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而予以无情批判，责成满洲省委深刻检讨并执行“打土豪、分土地、斗地主”、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武装保卫苏联”和攻打大城市的政策。^①

“北方会议”结束后，临时中央派李实(又名魏维凡、魏抱一)来东北贯彻会议精神，撤销罗登贤的满洲省委书记职务，调回中央另行分配工作，由华岗任省委书记。由于华岗在青岛被捕，由李实代理省委书记。

1932年7月10日至12日，中共满洲省委在哈尔滨市南岗区某地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罗登贤、李实、何成湘、杨靖宇、金伯阳、杨一辰等14人。这次会议主要是贯彻北方会议精神，根据北方会议所提出的基本任务，改组满洲省委。会议在“左”倾思想指导下，错误地批判以罗登贤为书记的满洲省委领导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会议提出为保证北方会议任务的执行，“要改造满洲党”，“揭发过去省委机会主义的领导”。会上，罗登贤被迫承认“对省委这种机会主义的错误的领导，我应负严重的责任”，并进行了检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会议讨论中，大部分原省委成员都受“左”的倾向影响，跟着错误地批评省委“是右倾机会主义”。

罗登贤的省委书记职务被撤掉以后，李实忠实执行了上海临时中央的指示，对党内同志横加批判，对贯彻执行罗登贤正确策略的张甲洲、赵尚志等人，以执行“满洲特殊论”和推行“富农路线和军事投机军官路线”等罪名开除其党籍。满洲省委内部的批判斗争改变了罗登贤已开启的大好局面。李实在晚年回忆这段历史时承认了自己当时的错误，对罗登贤的功绩作出了公正的评价：

罗登贤任满洲省委书记期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大肆镇压逮捕反日分子，疯狂破坏共产党组织的时期。罗登贤在极端困难和白色恐怖下，建立起省委机关，重振旗鼓，坚持党对反日斗争的领导，已经是很难得的了，做出了不容抹煞的成绩。撤销他省委书记的职务，对满洲党的工作是一个损失，也是一个严重错误。^①

9月，王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12次全会第26次会议后，对满洲的抗日游击战争发出了更加偏激的指示，提出应把斗争的矛头对准满洲的军阀、官僚和保皇派，并提出准备土地革命、开展苏维埃革命运动、组织人民委员会和建立选举产生人民政府等口号。^②满洲省委随后发出的一系列“左”的不切实际的政策指示，改变了罗登贤先前提出的联合反日策略，严重影响了满洲省委及其领导的反日武装与东北义勇军的军事合作关系，引起了国民党反日武装上层的不满，直接导致了满洲省委所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的重大损失。

张甲洲在建立巴彦游击队的过程中，根据罗登贤提出的反日会的政策，提出了建立反日大同盟的口号，号召所有反日的阶级、民族、团体联合起来，共同反日救国。当时广大的东北人民反日热情极其高涨，积极响应张甲洲的号召，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马出马，队伍很快壮大发展起来。然而，省委巡视员吴福海来队视察时，对张甲洲进行了严厉批评，说部队“成分复杂”，“走地主富农路线”，“收编土匪”，“背离省委的指示”。张甲洲和赵尚志都不接受这些批评。上海临时中央召开北方会议之后，吴福海第二次来到巴彦传达北方会议精神和省委指示，将东北反日义勇军(巴彦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执行土地革命政策，建立农民会，打土豪、分浮财、开仓放赈。从此，地主富农不再支援游击队，反而将其称为“红胡子”“大学胡子”，配合反动武装加以“围剿”。吴福海后来回忆说：“原来地主对我们抗日是支持的，给粮食、给武器，自执行错误政策后，就不再给我们送粮食、武器了，甚至受到地主武装的进攻。”^①北方会议后满洲省委的错误路线，使这支东北工农反日义勇军陷入绝境。中共满洲省委建立的第一支工农反日义勇军自1932年5月16日成立至1933年1月18日解体，只存在了8个月零2天，就成了王明“左”倾路线的牺牲品。

1932年秋天，党中央决定调罗登贤回上海工作。临走的那天，他到冯仲云家告别，叮嘱冯仲云继续做好工作。他又紧紧抱起了囡囡，亲了又亲说：“小囡囡，罗伯伯要离开你了，你好好地长大吧!不知道你长大了我还能见到你吗?希望你将来长大后能够接我们的班啊!”他恋恋不舍地把她放下，与冯仲云和薛雯告别。

姚仲云通过亲身体会深知东北离不开罗登贤。他以中央巡视员的名义挽留罗登贤在不担任省委书记以后继续留在东北指导抗日反满工作。姚仲云在巡视结束返回上海前，一再对新省委金伯阳等人强调：“中央不来人，德平(即达平，罗登贤)不能走。”罗登贤主动提出可以先行南下，到奉天处理完工作之后再走。

罗登贤到达奉天后，在奉天特委的同志面前，他丝毫没有悲观失落情绪。相反，遵照中央和省委的决定向奉天特委的党员干部传达了北方会议精神，对自己担任省委书记期间的“错误”坦诚地承担了责任。这次会议被新省委定性为“整个特委形成了德平同志的包办方式”，明确认为罗登贤“也正是转变的最大障碍”。

北方会议使东北各地党员弥漫了消极和失望情绪，给不少党员群众的心理造成了不良影响，一些意志不坚定者开始动摇叛变。10月6日，在奉天特委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讨论北方会议时，原来在省委机关做技术工作的张光前(朝鲜族)，因犯错误受处分被派到奉天特委工作，该人被敌人收买叛变。他得知特委开会的消息后向日伪当局告密。日伪当局遂派宪兵特务将开会地址小西关泡沿胡同民乐铁二厂包围，逮捕特委书记彭克明、组织部长黄喆焕等六人。事件发生后特委迅速通知了尚未到会的罗登贤、金伯阳等领导人，致使特委下属组织未发生大的破坏。

在沈阳，罗登贤虽然不再担任省委书记，但是他仍然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指导南满的工作。1932年秋天，在北方会议错误方针指导下，唐聚五部队的活动情形恶化，由北平市委派回辽阳开展抗日斗争的学生党员纷纷提出要回北平。罗登贤得知这一消息后，即指示李兆麟等四人不许回北平，应参加奉天特委领导下的工作，由奉天特委分配工作，并将李兆麟等人的组织关系由河北省委转至满洲省委。^①

10月27日，罗登贤夫人周秀珠(满洲省委妇委)在哈尔滨生下他们唯一的儿子罗伟民。为了不影响工作，在孩子不满三个月时，他们就忍痛把孩子送到香港罗才姑姑家抚养。从此罗登贤和儿子再也没有见过面。周秀珠在罗登贤牺牲后，一直坚持革命工作。直到1949年，由廖承志和连贯同志安排，罗伟民被从香港接到北京的华北中学读书。1949年国庆大典前夕，罗伟民在北京才见到了母亲。

罗伟民和母亲周秀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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