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入中央后，罗登贤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他积极协助组织部长周恩来处理日常工作，成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

罗登贤有着一些和周恩来一样的工作作风和特质。周恩来一向以严谨的工作作风而闻名，而罗登贤工作之细也很是惊人。与周恩来一样，罗登贤也善于关心人、团结人、爱护人。另外，罗登贤还擅长秘密斗争，注重内线交通和外线发行工作。他的这些个人专长和特点，非常适合党在革命低潮时期的斗争环境。

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设在上海静安寺附近小菜场旁边的一个胡同里，辖组织、干部、训练、交通等近10个科。在组织部里，和罗登贤一同工作的有恽代英、陈潭秋、何成湘、武扶经、余泽鸿、王凡西、郑超麟等人。那时，周恩来化名“伍豪”“冠生”“周少山”。在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长的同时，周恩来还分管特科工作，负责收集情报，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向中央和苏区通报敌情以及惩办叛徒，营救被捕的同志，保卫党中央机关的安全等工作。由于周恩来的工作极为繁忙，组织部的工作主要由副部长罗登贤来承担。组织部的秘书长是恽代英。

罗登贤的工作也是非常繁忙。他要同各省到中央汇报工作的同志接洽，向他们传达中央指示;要接待大革命失败后来自全国各地失去组织关系的同志，审查和解决他们的组织问题和工作分配;此外，还要负责举办干部训练班。当时，大批干部从莫斯科回来，为了使他们尽快熟悉国内情况，掌握政策策略，及时投入紧张的斗争，组织部要定期举办各种干部训练班。这些培训班为期半个月到一个月，每期10人至20人不等。训练内容包括军事、组织、宣传、工运、农运等科目，还有秘密工作要领。训练班的教员由组织部聘请周恩来、罗登贤、李立三、恽代英、陈潭秋、关向应、李震瀛、项英、余泽鸿等人担任。经过训练后，这些学员即被派往各地，充实一线的干部力量，工作在各条战线。除此之外，由于当时上海的工作直属党中央领导，罗登贤还要代表中共中央组织部直接指导上海市内各区委的工作。

各级党组织的经费紧张是当时一个普遍的现象，罗登贤对这一问题一直非常关注。早在调入中央之前，在罗登贤的指导下，江苏省委就于1929年8月29日发出省委通知第19号《关于党部经费问题》，指出：关于党部经费，前已指出主要的来源应是党员的月费、特别捐以及从群众斗争中获得的经费，消灭完全依靠上级津贴的现象，而实行党费自给。在目前形势下，中央已特别指出这一问题之严重，并决定从九月份逐渐减少省委津贴，以促成各级党部经费之独立。省委除完全同意中央决议外已决定自九月份起各县各区经费渐次减少。……此项减少数目各级党部应：1.普遍开始收党费。2.在可能时征收党员特别捐。3.在群众斗争中求得经济的解决(但不是经济工作)。^①

当时，由于在党的早期主要工作人员实行脱产，党员的生活要依靠组织补贴，大量的党员只要没有了党的经费补贴，就只能为生存而斗争，根本顾不上革命工作。这就使一部分党员对党的经费产生了依赖，“有补贴就做工作、没补贴就不做工作”的现象也很普遍地存在。正是基于对党的经费问题的清醒认识，进入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期间，罗登贤随即对这一严重问题进行了改革。由于党的经费总量是有限的，他鼓励各级党组织自力更生，采取多种形式、办法筹集党费，打破对党费过度依赖的不合理局面，努力使各级党部的经费不断减少，最终“促成各级党部经费之独立”。罗登贤还提出党员要交党费，党员要做工，要依靠职业来掩护党的地下工作等。

罗登贤推动的另一项工作任务是反右派斗争。大革命失败后，失败情绪蔓延，党内对种种问题的争论、党内种种不良的政治倾向都在伺机而动。至上世纪20年代末，反对派在党内已经形成一定气候，不仅提出了完整的政治主张，而且开始在党内争夺组织阵地，采取了有组织有计划地分裂党的活动。这对秘密环境下党的斗争工作产生了重大威胁。

1929年9月始，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公开打出党内反对派的旗号，组织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后来因在上海出版《无产者》刊物，而被称为“无产者派”)，由陈独秀任书记，进行分裂党的小组织活动。他们接受托洛茨基派的理论和主张，赞成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观点，认为当前“革命斗争不是开始复兴，而是更加衰落”。他们反对中共中央和六大制定的路线，否定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路线，认为工农苏维埃是远期目标，主张以“召集国民会议”为当前的总的政治口号，从民权斗争开始重新聚集力量。由于其理论主张实质是取消革命，当时被称为“托陈取消派”。除“无产者派”外，反对派中还有一派称为“我们的话派”。这些反对派的活动主要在上海。他们一方面出版刊物展开宣传活动，在党内传播托派文章、宣传托派观点，同时还争取同情者，发展托派成员，力图扩大组织队伍。“无产者派”和“我们的话派”都在沪东成立了区委。他们抓住党内组织生活不健全的弱点，到基层支部中去活动，并且“专门找斗争失败的支部，专门利用失败的事实，以攻击党的路线”，拉拢一些落后的党员。

对于反对派的这种公开分裂党的行为，罗登贤感到非常愤慨。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的会议上，罗登贤指出，陈独秀等人已彻底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了反党的道路。他认为，尽管这些反对派人数不多，但是由于他们在党内有一定的影响，因而对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一个巨大破坏。

11月15日，罗登贤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特别会议。会议专门讨论了陈独秀等人组织托派小集团进行反党活动的问题，强烈斥责陈独秀等人的行为，极力主张开除陈独秀等人出党以纯洁党的队伍。会议一致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指出陈独秀等人是反共产国际、反中央路线，号召全党与其取消主义及调和倾向作斗争。

对党内反对派的活动，罗登贤始终予以密切关注，并竭力维护着党组织的纯洁。起初，中央组织部秘书杜畏之发表声明，公开拥护陈独秀等人的托派观点。罗登贤与之进行辩论后，杜畏之仍顽固坚持自己的立场。后来，组织部干事王凡西也坚持托派观点，并经常在党内散布反对派言论。罗登贤在提出警告无效之后，将两人开除出党。

在清除托派分子的过程中，罗登贤配合周恩来，从教育出发，既坚持原则，又稳妥慎重，做了大量工作。对于有托派嫌疑的人，罗登贤不是简单地一清了之，而是分别向他们发出提醒，不仅要他们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而且通过他们对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意见，以及他们是否积极参加反对派活动等，进行认真细致的甄别。对于真正的托派分子，罗登贤也是尽量去帮助挽救。他从治病救人的立场，真诚与之交流，希望他们放弃托派意见。即便对于那些目无组织、顽固坚持托派立场的人，罗登贤也始终按照党的组织程序，先是教育争取，然后谈话提出希望，只有在各种工作均不能改变其立场观点后，才最终开除出党。就这样，在同反对派的斗争中，罗登贤既展示了坚定的政治原则性，也非常注重开展工作的方式方法，尽量使这项工作能够最大限度地维护党的团结。但是陈独秀等人不接受党对他们的多次教育和挽救，不接受中央指派的工作，并且公开反对六大路线和拥护托洛茨基主义，继续进行宗派活动。由于其主张脱离中国实际，加之内部派系矛盾很深，所成立的统一组织很快就陷于分裂和瘫痪，并没有在社会上产生重大的影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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