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中央的工作刚开始，“济南惨案”^①发生了。这一时期，罗登贤与其他留守中央常委对全国各地的反日运动十分关注，通过发表通告、阅览各地党组织报告和回复信件、委派巡视工作、接见各地来人等，掌握工作情况，指导反日斗争的开展。

“济南惨案”发生前，蒋介石对日本是满怀期待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北伐刚开始，蒋介石就做足了对日工作，希望日本在其北伐期间“持中立的政策”。还在北伐进军途中，他就以总司令部名义通告全军提出对日侨进行保护，并派员照会日本驻上海总领事转达日本政府，以防日本借此出兵干涉其军事行动。可是，当北伐军自津浦线北上，部队占领泰山即将进占济南时，日本为了保护奉系军阀和日本在北方的侵略利益，以保护日侨为名，于4月19日，派遣第六师团3000人自青岛登陆，“横亘山东境内，遮断北伐军的进路”。

5月3日，日军对济南军民展开血腥屠杀，残酷杀害外交使节蔡公时等人，焚烧外交官署，6123人遇难、1700人受伤，财产损失难以估计。日军在胶济路及青岛也实行了同样的暴行。蒋介石不敢抵抗，将军队撤到徐州、兖州、泰安一带。5月6日，通电取缔民众反日运动，取缔“有碍邦交之标语与宣传”以示“镇静”。同时吁请国联和西方国家主持“公道”，出面调停，以便对日本有所牵制。但日方对此毫不理会，仍继续增兵青岛、满洲以及上海、南京、武汉等地，乘机扩大侵略。

蒋介石的媚日政策导致部队被日军包围并遭集体屠杀

对于各地组织的风起云涌的反日斗争，国民党政府采取了阻止和压制的措施。国民党在上海实施戒严，在南昌、武汉、福州等地对民众反日运动进行严密控制，各地中共党组织事实上无法起到真正的领导作用。

摆在罗登贤等中央领导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当前的时局，用以指导各地的斗争。当时在党内关于反日斗争有三种主张：一是主张大干一下，实行武装斗争如屠杀日本人等，由反帝发展到暴动夺取政权，否则让国民党干。这些意见主要是北方党组织持有。二是主张冷视此次运动，甚至以为反日是帮助了国民党而完全不干，任其自然。这种意见主要出自南方党组织。还有一种意见是江西的党组织提出的，主张在几个大商业中心如武汉、上海、厦门等地，实行烧日领事馆、收回租界以惹起绝大纠纷，使国民党没有办法应付。

党内在是否配合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开展民众的反日运动问题上，产生了不同的认识。各地在等待中央发出工作指示，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关乎党的政策策略，也是对新成立的临时中央的一个重大考验。对此，罗登贤等留守中央政治局常委于5月份召开了多次会议，对时局问题、济南惨案后的反日斗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研究。

会上，罗登贤等人形成了对时局的共识，认为蒋介石在对日态度上，表现出十足的投降主义嘴脸。要引导广大群众认清蒋介石的本质，不要为其冠冕堂皇的言辞所迷惑。目前对于反帝国主义运动，应当领导工农群众积极参加到公开的反日团体。青年团要利用这一运动打入到学生群众中去。党组织及党领导之团体要广泛发布“复活民众运动”“实行经济绝交”等口号。

对于党内几种不同的反日主张，罗登贤等常委一致认为都是不正确的。大干和烧领事馆的办法显然是不顾群众不要群众的冒险主义，执行这种办法势必会引起帝国主义和军阀突然猛烈的压迫，其结局就是把开始起来的群众力量打得落花流水。完全不干，就会任由国民党引入消极方面去。这三者都是在消灭这一运动，而不是领导它。正确的前途，决不是直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也不是联合战线的复活，更不是像五卅运动时那样规模广大，而是“提高反帝潮流”，“抓住反帝运动去发展城市群众的一般斗争”，“复活城市的群众运动”，充实党的基础。^①

罗登贤等常委认为这次反帝斗争任务是艰巨的。因为过去的民众运动只有反帝的任务，而这次斗争还面临反对压迫民众的国民党的任务。中国广大民众的要求是与国民党所代表的阶级之利益截然不同，彻底的反日斗争是国民党所不愿意的。“有国民党，即无积极的真实的大规模的民众反日运动，有民众反日运动，即无国民党及其政府。”这次五三事变，是比那次五卅事变更严重几分;而这次五三运动将比那次五卅运动，更加艰苦。由于国民党的禁止民众运动政策使反帝运动呈现极为严重的被动局面，如果依靠国民党及其政府来抵抗日本侵略，其结果就只有跟着国民党投降日本。而改变这一后果的做法，“只有发动工农及被压迫阶级之广大的民众斗争。”应当吸取五卅运动和汉口、九江工人收回英租界反帝斗争的经验，“我们必须复活前次之大规模的民众运动”，才能避免亡国的惨痛，从根本上解放劳苦的民众，最终推翻一切帝国主义的统治。

在这种形势下，罗登贤等留守中央常委经过讨论确立了今后开展反帝运动的策略重点为：扩大反帝反国的宣传，大量散发传单宣言标语，组织讲演队，动员全体同志参加口头宣传鼓动工作，鼓动工人反帝情绪;有组织地参加抵制日货运动，揭破资产阶级包揽抵货运动的黑幕，由抵货运动扩大到不供给日本人粮食夫役，组织日厂工人的罢工与示威运动;组织和扩大反日大同盟、外交监督会、救国十人团等类群众组织，作公开活动的工具;同时注意领导商人进行反对苛捐重税、反对库券的斗争;从学生本身利益的争斗出发，鼓动学生群众参加反帝反国民党的运动;打进国民党组织的反帝团体，提出彻底的主张去揭破国民党的反帝“实际是阻止民众反帝斗争的黑幕”。^①

为进一步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的嘴脸，留守中央向全国人民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占据山东告全国民众书》(以下简称《告全国民众书》)。《告全国民众书》指出：五三济南事变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预定的计划。日本侵略目的的实现，主要是因为国民党的反革命。所谓国民党及所谓国民政府，不仅不能够领导民众来积极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此次的武力侵略，并且禁止民众之积极的反抗运动。“民众如果信任所谓国民党及所谓国民政府，则不久，民众反日运动将在‘镇静’及‘防止共产党’二个口号底下被镇压下去，济南青岛胶济路将确确实实为日本所占据，此次损失及侮辱将永无昭雪报复之一日了!”为此，《告全国民众书》向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呼吁：“我们在这艰苦斗争面前是不退却的，我们为自己谋解放，同时为全民族谋解放，我们必须不畏一切的奋起作此艰苦卓绝的斗争，一面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面铲除民众运动的障碍物——国民党及其政府。”^①《告全国民众书》在轰轰烈烈的反日斗争形势下，提出了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和复活民众运动的斗争口号。

6月底，北伐军进占平津后，蒋介石与日本的矛盾开始一步步加深。国民党在军事上打击亲日军阀的同时，也有意利用民众的反日情绪，成立反日组织，提高外交斡旋的筹码。但国民党在反日的同时极力排斥打击中共组织，凡是带有“赤色”嫌疑的活动，一律加以取缔。

为此，罗登贤对于党内在一段时期内还没有找到领导民众公开斗争的方式方法作出了重要提醒，提出要转变党的工作方式。罗登贤对国民党各地党部控制反日会的举动非常关注。尤其是与国民党上海党部关系较为密切的工界七大工会，以上海工人反日外交后援会为号召，进一步插手工人组织，拉拢煽动工人脱离中共的工团组织。为了实现中共领导下的工会能够公开活动，罗登贤指导上海各工会充分利用反日会这一国民党的公开组织形式，召集各种集会来宣传鼓动工人，使广大群众明白日本和国民党的态度及反日的意义，并乘机改组和加强工会组织。同时利用公开的集会，去做工会以外的宣传和行动工作。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沪西区利用我党领导下的各种形式的秘密工人组织，以其为中心向各厂的工人做宣传，成立外交后援会等组织，使秘密的少数的工人组织发展为较公开较广大的群众组织，使之成为工人斗争的新基础。

罗登贤在指导上海工人的斗争中，注重利用反日政治斗争，在反日运动中实行统一战线的策略，要求我们党所掌握的力量要加入各种公开的团体，如到工界反日外交后援会中去活动，提出适合群众的口号，与各种产业工人群众共同行动，并且使各个产业或手工业工人，如法兰区的金银工会、棉织工会，闸北区的各种印刷工会，浦东区的同大印刷馆、祥生铁厂工会，甚至沪西区各厂的不同的秘密组织，都联合起来共同工作。

这一时期，留守中央能够根据形势变化不断提出新的反日斗争的策略。罗登贤根据自身丰富的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在这些政策制定和提出的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些决策指导坚持了共产国际二月会议指示电和《中央通告44号》的精神，也体现了留守中央常委的独特贡献，从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反日斗争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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