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中共中央任命罗登贤为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重新组建中共满洲省委。罗登贤正式将省委机关由奉天迁移到哈尔滨。从此，哈尔滨就成了东北地区开展反日斗争的领导中心。这时，省委的下属组织有东满、北满、奉天三个特委及磐石、海龙、宁安、饶河、汤原五个中心县委，党团员总数约2000人。为了推动新的满洲省委工作顺利开展，罗登贤把干部队伍的培养和建设放在了首位。

随着省委北迁，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人汇聚到哈尔滨，有的是中央派来的，有的刚出监狱。罗登贤接见过杨靖宇、杨林、李秋岳、周保中、赵尚志、金伯阳、罗烽、尚钺、姜椿芳和韩光等，其中不少人还是他亲自组织解救出来的。由于斗争环境异常艰险，除了偏僻的马家沟外，在河沟街、花园街、小戎街等都设过省委的秘书处及文书处。罗登贤重视提高这些干部的思想建设和工作水平，他花了很大的力气去组建一支英勇善战的革命团队。

杨靖宇曾多次被捕入狱。1931年4月，杨靖宇从辽宁第一监狱刑满释放后，才三天，又被敌人第五次投入监狱。原来，杨靖宇出狱后所住的旅店是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开办的。他曾参加互济会召开的一次了解狱中同志情况的会议。互济会同志将杨靖宇的名字(张贯一)记在了笔记本上。这位互济会的同志不幸被捕，敌人从他的笔记本上发现了杨靖宇的名字和住址。敌人按此地址搜查，杨靖宇又一次身陷囹圄。九一八事变后，罗登贤代理东北满州省委书记。当时东北时局发生重大变化。罗登贤利用这一时机，积极营救事变前后被捕入狱的同志。当时交两千元赎金可以赎出三四名“犯人”。罗登贤以省委名义向党中央请拨一笔经费，上下花钱疏通。就这样，杨靖宇等一批共产党员在党组织的营救下，于同年11月先后被释出狱。^①

罗登贤与妻子周秀珠

罗登贤还接待了周恩来从北平派来的张甲洲等知识分子。张甲洲是北京大学预科甲部(理科)物理和清华大学政治系的高材生，时人称之为“双料学霸”，在清华以擅长演说闻名。同学中流传说：“清华俩秀才：张甲洲能说，胡乔木能写。”罗登贤对这位“学霸”党员十分关注，对张甲洲的革命活动进行过多次政治指导。

1932年5月，罗登贤任命赵尚志为省委军委书记，接替杨林的职务;还通过反日会等民众组织，使冯仲云、杨靖宇、赵尚志等人有了广阔的施展自身才华的舞台。在他起用的这些人中，既有来自苏联的归国人员，也有中央的临时或长期委派干部，还有来自北平的大学生知识分子，更有来自朝鲜籍的富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尤其是从本土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优秀人才，都在罗登贤负责期间得到了重用。

省委机关遭到破坏后，罗登贤立即意识到省委原有的工作方式已经不适应九一八事变后的对敌斗争形势，于是他作了两个重要的决定，一是机关建设职业化。在张应龙主持省委工作时期，省委机关代替了市委，放松了对全省的政治领导，事务主义倾向比较明显，存在没有计划地应付工作等现象。罗登贤为了彻底改变省委工作方式，提出“将过去的机关主义与庞大的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立即改正，要将党的机关建立在群众拥护之下，使党更深入群众中去，使叛徒们拿他以前的方式来破坏党的机关是不可能的”，以此来保障和巩固发展党的工作。二是在工作方式中，罗登贤规定了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的原则。他提出，反对借口秘密工作来减少或躲避工作与畏缩倾向，遇到敌人进攻便恐慌失措而不能镇静地有计划应付;反对临时抱佛脚的秘密工作与一切破坏秘密原则的行动(如没有经过党的组织许可互相发生同志关系等)。秘密工作必须要接近群众，使党的组织巩固与安全，必须执行秘密工作与公开的联系。^①这有效解决了长期存在于满洲省委工作中的安全隐患，大大增强了省委机关的保密性和隐蔽性。

对满洲省委来说，缺少经费是长期以来困扰省委机关的一大难题。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地相继沦陷，中央、互济总会和全总的汇款出现问题，满洲省委的工作面临更多困难。为了渡过难关，冯仲云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工薪和积蓄，但还是远远不够。为此，冯仲云和薛雯时常奔走借款。

在严峻的现实面前，罗登贤召开满洲省委扩大会议，积极部署解决党的经费问题。他指出：“积极努力解决这一问题，是每个同志的本身政治任务之一。要根本解决党的经费问题，基本的唯一的办法，只有在经费自给的原则下，号召全体同志一齐起来，共谋解决。在这方面，必须坚决的打击过去津贴制度的遗毒。”“津贴制度，第一造成对上级的依赖心理;第二造成有津贴有办法，没津贴无办法的错误观念。最后造成对党经济问题的不正确的观念，使一般同志忽略了自己对党的经济上的责任。”

罗登贤在制定和落实这一政策的过程中，充分依靠广大党团员，在广大群众的拥护下，首先发起了特别募捐运动。在募捐过程中，充分发挥各级党部及其支部和党团的作用，坚持自愿原则。在游击队中，“应将捐助党的经费问题提出于群众大会，从没收地主豪绅财产数目中提出若干捐助党”。罗登贤还规定了革命竞赛的方法，竞赛在自愿的群众自发的原则之上自下而上地来开展。罗登贤特别指出：

省委在最后特别唤起全体同志对党的经费问题加以严重注意，提高对党的经济责任，使这一募捐不致成为一种简单的募捐运动，并且造成党员对经济问题的认识和党经费问题的解决上的一个有力转机，成为此后正确的解决经费问题这一经常工作的开端!^①

这年底，各个支部的经费已基本能够自给。1932年1月27日，在满洲省委对支部生活的统计中显示，“乡村支部一般的都能按期开会、分配工作与征纳党费”。“城市支部多半缺乏群众工作，按期开会非常困难，党费能相当征收但不普遍，哈尔滨有一二区可以经费自给，外县党部一般的都是经费自给。”罗登贤在党内外组织发动的这一特别募捐运动，打破了满洲省委长期受困于经费不足的掣肘状态，激发了新的满洲省委机关创造性开展工作的活力。

为了适应反日斗争的需要，罗登贤注重对广大民众的宣传发动和团结工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积累了丰富的宣传斗争经验，善于通过办报、印制传单或编辑工厂小报，教育群众、发动群众。罗登贤针对省委北迁后的形势，尤其重视省委机关的宣传工作。满洲省委机关报《满洲红旗》在省委遭破坏后被迫停刊。1932年1月1日，罗登贤在省委制订《二月工作计划》中提出：“党报满洲红旗在十五号以前出版第一期，以后每星期经常出版，真正使它成为省委策略路线指导的报纸，由(省委)书记编辑。”《满洲红旗》于1932年1月30日在哈尔滨复刊，同时出版《满洲红旗副刊》，它是中共满洲省委迁哈后秘密出版的第一份机关报。《满洲红旗》第3期1版头条发表社论《论上海事变》，热情赞扬十九路军士兵英勇抗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并批判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1932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一周年时，《满洲红旗》易名《东北红旗》。1933年6月更名为《东北民众报》。

这些红色报刊以及党的传单等，一般由交通员去发行。在紧急情况下，省委干部也承担发行工作。这些工作一般要交由敌人不会十分注意的女性完成。薛雯是省委专职的交通员，周秀珠任妇委兼交通员。据薛雯的回忆，她在担任交通员的时候，每天都要到印刷处去。在敌人的特务网没有建立起来之前，条件还允许在白天做一些工作，后来情况紧了，只能主要在夜里印刷。交通员不仅负责传递文件，还经常参与印刷工作。薛雯和周秀珠在怀孕期间，主要负责文件的传送。

杨靖宇在领导工作之余，也顺便帮助做点发行工作。有一次，他身上带着秘密文件从省委机关出来，途中遇到了日本哨兵。杨靖宇十分沉着冷静，不慌不忙地直接向敌人哨兵跟前走去，若无其事地趁解开长衫衣扣时，把文件掖进卷起的袖头中，然后解开衣衫主动让敌人检查，结果敌人看他两眼就放他过去了。

1932年5月，罗登贤和赵尚志试图策动伪东省特别区警备队官兵哗变，倒戈抗日。伪东省特别区警备队是以警官学校师生为基础组建的，共有3000余人，下设4个大队，直接由伪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控制。警备队广大官兵不愿当亡国奴，反日情绪高涨。罗登贤派北满特委具体组织策动伪警备队起义工作，并安排赵尚志负责宣传鼓动工作。罗登贤安排省委秘密印刷厂印刷大量传单。

冯仲云、薛雯和冯忆罗

为了保密，这天夜里，有关哗变的宣传品没有送到地下印刷所去印，就在南岗河沟街冯仲云的家里印。省委乘着夜色把印刷机搬到了冯仲云家。罗登贤熟练地刻写着蜡纸，薛雯和赵尚志一起负责印刷事宜;冯仲云在门口放哨，一边检查纸张。四个人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囡囡(冯忆罗)睡在印刷机旁边的藤箱子里。印刷用的阿莫尼亚药水散发着一股极其难闻的臭气，熏得大家直打喷嚏，囡囡也被熏得尖着嗓子哭。开始印刷了，薛雯连喂奶的时间也挤不出。囡囡哭累了睡，睡醒了哭。大概是午夜2点多钟，靠近木板厂那边狗叫起来了，接着有脚步声，又听到“咔哒咔哒”的皮鞋声。那是巡逻人的脚步。薛雯看了看熟睡的女儿，忽然灵机一动，一手掀着纸，一手拧着她的鼻子，结果囡囡只是眉头一皱、小嘴一撇就不动了。薛雯狠了狠心，又在她的腿上、屁股蛋上使劲地拧着，囡囡哇哇大哭起来。哭声掩盖了印刷机“嗒嗒嗒”的声音。外面的脚步声时断时续，薛雯一听到声音就去拧孩子。罗登贤见她这样折磨孩子也十分心疼。工作结束后他立即抱起囡囡，抚摸着她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轻轻吻着她那带泪的小脸，疼惜地说：“可怜的小囡囡，让你受苦了!为了安全完成任务，不得不让你参加我们的工作啊!”^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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