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民政府北伐进入京津，日本占领东北和山东的企图完全暴露，英美支持的国民党各派军阀频频引发内战，罗登贤与其他留守中央领导人一起，面对各地反帝运动深入开展的形势，在反日斗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反英斗争和反美斗争，并提出了复兴城市运动的口号。

1928年5月底6月初，留守中央常委召开了多次会议，讨论分析蒋介石军队占领平津以后的形势，研究了新形势下党的工作方针转变问题。罗登贤等中央常委分析了当时党的城市工作开展中几个受制因素：一是国民党的压制。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在军事上北伐和“剿共”，在政治上“清党”“合流”。在这一反动政策的压制下，自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2.6万、革命群众28.4万。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政策给中共带来了极大损害，中共党内一些人在思想上陷入迷茫，在政治上产生了严重的消极情绪，一些意志不坚定分子甚至成了可耻的叛徒。二是第三党的介入。宁汉合流以后，以邓演达为首的第三党成立了中华革命党，以《突击》和《灯塔》两个周刊为媒介，在学生和青年中造成很大影响。特别是在被白色恐怖笼罩的中大城市中，中共各地党组织大部分转入地下，不能与广大群众发生公开的密切联系，因而第三党在各地的反日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吸引到了部分反日群众的参与。三是革命评论派(改组派)的蒙蔽。 1928年初，国民党内以汪精卫、陈公博为代表的所谓“改组派”以恢复国民运动自居，赢得了国民党内相当一部分充满理想主义的中下层年轻党员的拥护。陈公博还创办了《革命评论》周刊，继续鼓吹他的主张，为改组派领导民众运动作秀。四是桂系军阀的镇压，全力“清党”反共，使广州工农群众遭到重大损失。从某种意义上说，桂系对工农群众屠杀的程度比蒋介石还要大。如果说蒋介石是政变的主谋和指使者，那么桂系军阀则是最主要的帮凶和刽子手。

罗登贤等中央负责同志对上述阻碍党的城市工作的因素认识得非常明确，指出：蒋介石和桂系的残酷镇压、改组派的欺骗宣传，是导致党的城市工作无法振兴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借助反日运动来复活城市运动。

对于国民党和桂系军阀，罗登贤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抗政策，要求各地党组织根据形势开展斗争，进而动摇和打破国民党和桂系军阀的高压政策。在第三党问题上，罗登贤认为：“他^①要在中国独立的组织起来是困难的，他是代表贵族工作的，但中国很少贵族工人，只好代表小资产阶级，但他不能恢复武汉时代的策略的。第三派可说是国民党中比较(少)的一派，我们是应注意的，但也不能看得过于严重，对外要开始宣传，对内要发一通告。”“对于与第三党以(已)发生关系的也要规定。”^②罗登贤对第三党“不能看得过于严重”和与其划清严格的界限的提法，应该说是较为客观的，认识和态度也是正确的。对于改组派，罗登贤等留守中央常委主张进行打击，因为改组派的改良主义主张，为国民党争取了青年学生的支持，这样会减弱党的群众力量。

作为从工人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领导，罗登贤结合自身组织工人运动的实践，在充分认清外部因素的基础上，对当前党的城市工作不能振兴的主观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思想上不够重视和不适应新的秘密工作环境是两个主要原因。

罗登贤综合留守中央常委的建议，对各地执行复兴城市工作作出了具体策略调整。

第一，利用反日政治斗争，实行统一战线策略。

留守中央向各党组织发出反帝反国(民党)工作大纲。^①大纲要求党、团、工会三方面用全力注意纠正“同志的错误观念”和明确指出此次工作的意义，努力使群众由反日而反国的情绪高涨，“深入群众中去，不但要能推动我们能领导的群众，并且要利用各种公开的工会、学生会以及反动派的各种组织去接近广大的群众”。大纲指出，此次工作的目的，一方面是党要在这次政治争斗中到广大的群众中，重新启发工农阶级及小资产阶级反帝国主义的高潮而至反国民党。另一方面是要在这次工作中，“打破我们‘四一二’后的一切关门主义的秘密状况，建立我们的工作新基础，争得在广大群众中的领导权”。

要注意用好统一战线策略，“深入群众运用工人统一战线的策略，我们在这个运动中要时时增进反国民党的意识和行动，但我们的方法是曲线的，不是一开始便很简单的叫打倒国民党吓跑了群众，因为群众的反帝运动和自身斗争能够起来，必然的走到反国民党”。

第二，纠正过去错误的斗争方式。

罗登贤认为广州起义至五三事变，主要执行的是暴动路线。在这一时期，国民党对共产党人的屠杀引起了武装反抗。党内在城市的工作除很少地方外，“没有深固的基础，加以党内机会主义的遗毒，没有洗刷干净，一经遭遇严重的白色恐怖，重要城市中工作，几于完全停顿甚至塌台，许多工人自发斗争得不到共产党的领导。”中央在那一时期的总策略，便是继续广州暴动的精神，加紧城市工作，使城市能领导乡村。党的目标是在湘鄂赣粤进行四省总暴动的布置，准备夺取四省政权。

“各级党组织要改正幻想大斗争轻视小斗争的错误观念，工作既然尚未开展，则惟有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发动小的斗争、取得小的胜利才能够扩大群众的战线。”^①罗登贤提出的“小斗争”的策略方针，是实际工作的产物。这一策略与后来的中共六大来电精神具有一致性。

7月9日，留守中央接到了中共六大的来电，来电指出：现在，第一个革命浪潮以历次失败而完结，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党的总路线是夺取群众，统一群众，团结群众于党的主要口号之下，加紧日常工作，尤其是城市产业工人之中的工作。”“党与群众的脱离，是主要的危险。全国范围之内暴动只是宣传的口号，坚决的反对盲动主义。”“最大限度的引进群众于反帝国主义运动，将这运动与反国民党反军阀的斗争相联结起来，然主要的任务仍旧是推翻帝国主义统治，(实行)土地革命，力争工农民权独裁制的苏维埃的政权。继续坚决的改造党。”这一指示，改变了留守中央先前执行的共产国际二月来信中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精神，也成为罗登贤等留守中央常委转变方针政策和策略的重要依据。

在担任留守中央常委指导复兴城市工作的过程中，罗登贤对关门主义有了清醒认识，并且在实际工作中予以纠正，是难能可贵的。他是党内较早认识到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关系的党的领导人。他关于实施统一战线的策略与后来的六大来电精神比较相符。这些是其在留守中央工作时，经过复兴城市工作的复杂斗争后深思熟虑的结果，也与他一以贯之的细致周密的工作作风有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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