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掌握了中央大权，并在党内推行“左”的斗争路线。这促使党内党外的斗争形势更加复杂紧张起来。不仅上海的中央机关出现了众多中央委员集体被捕遇害的重大事件，而且在各地也出现了一些罗章龙①的支持者。支持陈独秀的“右派”分子也在四处宣传，党内派别思想空前泛滥。与此同时，九一八事变之前，满洲局势也迅速恶化。日本武装入侵的态势已经明朗，反帝反军阀斗争的任务非常艰巨。
为传达落实六届四中全会精神，迅速组织指挥满洲的反日斗争，及时领导满洲共产党应对即将到来的日本武装侵略，中央决定派年富力强的罗登贤巡视并参加满洲省委工作。这是一次艰巨的斗争考验。原定于1931年9月赴东北，但由于上海的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并且日本对满洲侵略的节奏也大大加快，罗登贤于1931年夏②，遵照中央的指示，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到满洲，化名达平、德平、光生、一光等。
罗登贤到达东北以后，立即与满洲省委领导同志一道，投入到了发动工人、农民、学生、士兵开展反帝反军阀斗争的紧张工作中去。罗登贤初到东北，就遇到省委组织发动东北陆军第三十旅第六八八团举行兵变。党在该部有一年多工作基础，有同志100余人。当该部要由黑龙江调防天津廊坊时，满洲省委决定在行进途中于合适地点举行兵变。罗登贤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批准了这次行动。
1931年9月1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给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打了一个报告，要求悬赏通缉7名共产党人，拟定悬赏价格：瞿秋白、周恩来二人各二万元，王明、沈泽民、张闻天、罗登贤、博古五人各一万元
当时，中央要求满洲省委在城市中组织游行示威、举行飞行集会等。罗登贤以中央巡视员的名义参加了这些反帝反军阀活动。先是在南满地区反对日本制造的万宝山事件的斗争中，组织了万案后援会，开展了募捐和游行示威等活动;接着又指导了北满地区反对日本一手制造的中村事件的斗争;还组织了沈阳皇姑屯大厂、营口大厂、抚顺煤矿反对日本资本家的斗争;等等。这些斗争此起彼伏，不断掀起反帝反军阀斗争的新浪潮。
随着日本武装侵略东北的威胁日益严重，罗登贤与满洲省委及中央特科驻东北人员一道做了许多侦察监视日本军事行动的秘密工作，并将所得情报及时向中央报告。九一八事变爆发时，罗登贤正好在沈阳。
①9月19日，满洲省委召开会议，随即发表《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发表的第一个公开宣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号召东北各族人民紧急行动起来，采取罢工、罢市等形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9月21日，中共满洲省委发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目的在于以满洲为根据地，压迫中国革命，使半殖民地的中国完全殖民化。同时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所谓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的宣传完全是造谣，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明确指出：“只有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的军队是真正的反帝国主义的力量”，“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将帝国主义逐出中国”。要求各级党组织“坚决号召群众罢工、罢课、罢市”，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9月22日，又向中共中央报告事变发生经过、日军占领沈阳情形及市内局势，提出省委斗争策略和具体工作布置，为中央作出及时正确的反应提供了重要依据。
九一八事变前后，满洲党的一些同志在从事革命斗争中不幸被捕入狱。为营救这些革命者，罗登贤亲自给党中央写信，请互济会寄款以营救狱中同志。他在9月13日给中央的信中写道：“最近有三个苏联同志出狱，需要二百多元，才能救济他们回去。并且狱中还有20多人，请互济会立即汇钱来办理此事。同时监狱的同志催买衣服、被送去，亦请通知互济会，因为冷天到了，他们是很苦的，望速办。”在罗登贤的请求下，互济会立即寄钱来，省委利用九一八时局混乱之机积极组织营救，将在东北狱中的20余名同志包括杨靖宇、赵尚志、饶漱石、赵毅敏等营救出来。以后这些同志大多数参加抗日斗争，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应有贡献。另有被营救出来的三批(共10人)同志被派送上海，由中央另行分配工作。1932年初，在罗登贤的部署下，林仲丹(林育英)也被满洲省委营救出来，并被派往上海。后来他代表共产国际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日本关东军占领奉天(沈阳)后，为清除其侵略障碍，决定扑灭中共满洲省委机关。鉴于满洲省委机关在南满无法立足，10月27日，罗登贤给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请示满洲省委由沈阳迁至哈尔滨的问题》的请示信。信中提出：“自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后，……兵工厂、迫击炮厂、皇姑屯工厂的工人多半离开，纱厂关门未开;大英烟厂现在亦作半工，现又有关厂的消息……除日本报纸外，上海、天津报纸看不到，我们对全国形势知道很少。统治阶级实行戒严，每日到5时即不能通行，这对工作很有妨碍。如开训练班、巩固机关职业化的问题都无法进行。因此，我们主张把省委移到哈尔滨去。”哈尔滨的有利条件是：北满在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地位上是很重要的;哈地形复杂，关于巩固机关职业化的问题较易解决;每日到半夜12点还可工作，在工作的效率上高得多;哈市工作最近有较大的发展，需要加强领导力量;在哈市各地报纸都可以看到，较易知道全国情形。
为了完成省委北迁计划，罗登贤决定亲往北满巡视考察。名义上，他是巡视工作，实际任务是为满洲省委寻找“新家”。经过长途跋涉，他终于到达了哈尔滨。他首先联系到了北满特委书记武胡景(山东老李)。在老李的带领下，他前往北满特委的驻地——东北商船学校附近。
东北商船学校旧址
东北商船学校创办于1927年，虽然带着“商”字，其实与“商”并不靠边，是青岛海军学校分校，以“造就海军将校”为宗旨。校内设驾驶、轮机、测量班。人数很少，只有190多名学生。学校位于哈尔滨松花江桥北端的东侧，面对道外区。校舍是一座孤零零的红色房子。由于从清华毕业的高材生、中共党员冯仲云在这里任教，在他的带动下，这里成了北满党的重要活动地点。
冯仲云为更好地开展地下工作，使更多来“串串门”的人能够有所掩护，就写信让他的未婚妻薛雯从北京来学校。这样，冯仲云和薛雯，这两个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士，就建立起了革命的“家”。这个家吸引了众多的革命者。
罗登贤与山东老李来到商船学校附近，当时正是秋天，他身穿一件浅灰色长衫，样子既庄严又和蔼，讲一口北方话，但是却偶尔露出些广东口音来，瘦长的个子使长衫显得很肥大。老李带着罗登贤过江来到北岸的小沙岛上，到了冯仲云和薛雯的家里。老李介绍说：“这是党中央派来的代表达平同志，是来北满巡视工作的。”冯仲云和薛雯听到是中央代表来了，非常高兴，热情地接待了罗登贤。冯仲云和薛雯等人在后来的接触中，慢慢知道了这位瘦高个子的达平同志，就是大名鼎鼎的参加组织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的罗登贤。
革命伉俪冯仲云和薛雯
由于冯仲云在牛甸子的家环境比较隐蔽，同时在当地的群众基础也比较好，为了能安全开展工作，罗登贤在哈尔滨的这段时间就住在冯仲云家里。在冯仲云和薛雯的掩护下，罗登贤与北满特委的领导同志武胡景、侯志、贺昌炽、何成湘等经常来往。冯仲云的家成为北满特委机关的办公地点和开会地点。
罗登贤在冯仲云家里办公，时常讲一些革命道理给机关的同志听。薛雯有时候感觉自己文化水平低，对未来中国革命的前途走向何处有些迷茫。她与罗登贤接触后，发现他是一个政治理论水平极高的人，就非常崇拜他。有一次就禁不住问罗登贤是怎样懂得这么多革命道理的。罗登贤听完笑着对薛雯说：“做革命工作要经得起风吹雨打，阶级斗争的知识要从革命的实际斗争中去寻找。革命的理论要在实际的工作中不断提高。”“就我来说吧!我原来是一个学徒工，没什么文化。后来在师兄的帮助下，我逐渐认识革命，参加了党。在革命的队伍里，我慢慢地学会了读传单、读文件。后来还参加了广州暴动和许多革命活动。在这些实际革命斗争中，我的文化、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也逐渐提高了。这样，我才能为党做一些工作。”
①罗登贤的这些话，给了薛雯以极大的鼓舞和帮助。
中共满洲省委面临的斗争形势异常残酷严峻。省委书记几乎都是临危受命的，有的新任命书记还未上任，就在半途遭到搜捕和杀害。罗登贤给中央发出的请示信还未及收到回复，日本关东军已抢先在奉天下手，宪兵到处搜捕中共党员。日本特务多如牛毛，暗杀和绑架活动随时发生。11月31日，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廖如愿和杨先泽在奉天街头遭遇日本宪兵，由于衣袖中藏的文件被敌人搜出而被捕。杨先泽被捕后叛变，供出了自己和廖如愿的地址，省委书记张应龙去廖如愿的住处时被捕。随后省委机关被日本宪兵包围，宣传部长刘昆被捕，以奉天为驻地的省委机关遭到彻底破坏。
省委遭破坏这件事，证明罗登贤在一个月前作出的省委北迁部署是非常正确的。为防止叛徒供出哈尔滨牛甸子的新省委住所，罗登贤立即组织冯仲云等人转移。匆忙之中，冯仲云与薛雯乘坐爬犁越过冰冻的江面去江的南面，在马家沟一个偏僻的俄罗斯人家租了一间住房，在这里居住的有刚从监狱里出来的杨佐青、北平来的青年小吴。报的是三个人，住的却是五个人。为了不使房东产生怀疑，冯仲云把身上的钱全部拿出来付了一个月的房租。当时天气特别冷，从牛甸子那儿走时什么都没有带。冯仲云外出向朋友借了两床被子，五个人挤在地板上睡觉。这样住了不到一个月，没有发现牛甸子沙滩有什么情况，因此冯仲云就去江北搬家。他把牛甸子“家里”的行李用爬犁搬去江南，在西马家沟找了一所房子，重建了“新家”。罗登贤等人在冯仲云和薛雯的“新家”安排好后，又在这里组织会议，发布消息，这里又成了同志们谈话活动的场所。
但是奉天的坏消息源源不断传来。罗登贤和北满的许多战友们得到了省委杨先泽等人叛变的准确消息。他在叛变事件发生后向中央汇报时这样写道：这些叛徒“现在更积极的向党进攻”，“将过去知道所有的组织与机关完全向日军宪兵侦探部告密”。“我们早已估计他必然很快的走到这种可耻的道路。所以我们的机关与工作方式迅速的改变，才没有受到继续的损害，自然还是很严重的”。“但是这种企图照目前看来，我们干部很好的调动与工作方式和机关的彻底改变，对同志加强教育，这次教训与号召和他们的斗争，是可以使党的组织安存的”。
① 省委遭到严重破坏后的奉天杀机四伏。这个时候，各地的接头人员由于没有得到消息，随时可能在来省委时遭到逮捕。省委其他人员能力薄弱，没有任何办法去改变现状。尚没有暴露的党员一片慌乱，既怕来人接头，又怕等不到新的通知。党的基层组织处于四散崩溃之中。监狱中的战友们在寒冷中等待救济和解救，而叛徒随时可以指证他们。奉天党内人人自危，自顾不暇。
为了挽救满洲党的损失，罗登贤决定深入虎穴，重返奉天力挽狂澜。因为在当时满洲党的高级干部中，只有他有过同叛徒作斗争胜利的经验。罗登贤一边发出调动干部、改变机关工作方式、号召和叛徒作斗争等指示，一边秘密从哈尔滨来到奉天，承担起工作转变、人员调动和济难会的任务。在组织安排上，他着手安排省委人员北上哈尔滨，将不能在奉天、北满的干部10余人派到锦州、辽中、长春、通辽、黑龙江等地发展新的工作。对于团省委机关，罗登贤提出：“CY
②这次没有受到破坏，但是省委全体与大部分干部，这三个叛徒都认识，但他们组织问题已解决了。在奉天市书记他们找不出叛徒不认识的干部，望中央通知团解决此问题。”对于奉天的原有党的组织关系，即采取派一人专管理新发展的，旧的同志与这位同志脱离关系。武胡景(山东老李)由于经常做交通，对各方面都熟知，无论在哪里工作，都容易被叛徒认出。罗登贤请中央解决奉天特委书记的人选问题，因为“在当地已无法物色”。罗登贤主动提出在新任省委书记到来之前，自己代理满洲省委书记。“我现在已代理了省委书记，省委组织已决定如下：书记光兼组织，陈(成)湘宣传兼代表省委管哈尔滨组织，伯阳工委与哈市工会工作，兵委杨林，常委三人，这组织望中央批准。”罗登贤还对铁路组织与工作问题进行了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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