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国内白色恐怖严重，1928年3月，共产国际同意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境内召开。中共六大在准备与召开期间，在上海组成了一个留守中央，以处理国内日常工作和应对紧急情况。

上海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也是全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方，流动人口众多，有利于机关的掩护，在大革命时期就打下了较好的工作基础。当时中央机关设在公共租界沪中区一带，江苏省委机关在闸北、虹口一带，团中央机关则在法租界。

4月2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开会，研究召开六大的问题，决定由李维汉、任弼时留守，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邓小平为留守中央秘书长。4月15日，负责工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罗亦农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21日英勇就义。为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中央急需寻找新的从事工人运动的领导干部。

作为第五届中共中央委员的罗登贤成为主要考虑人选。罗登贤是省港大罢工的工人运动领袖，还经历了广州起义的斗争考验，曾经两次被敌人逮捕都坚贞不屈。经周恩来等尚未出发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决定，正式调罗登贤进入中央政治局，与李维汉、任弼时共同组成留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李维汉主持工作;指定刘昌群主持共青团留守中央工作，并参加中共留守中央常委会议。会议确认了“留守中央”这一名称，但发文、作指示仍用“中共中央”名义，而不用“留守中央”。鉴于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央机构的这一临时变动，没有通告全党。

罗登贤到任前，中共党内正经历一场重要的政策方针的转变。八七会议之后，中共中央执行了共产国际代表提出的武装暴动的政策，先后组织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和广大党员群众，在巨大的损失和凶残的敌人面前，产生了复仇心理和“左”倾盲动主义的急性病，一些地方党组织不顾敌强我弱的严峻现实，急于举行武装暴动，谋求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各地举行的暴动先后失败了。

此时，上海已成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统治的要地。蒋介石曾公开叫嚣：“上海之进步退让，关系全国盛衰，本党成败。”为此，他全力加强对上海的反革命统治，大规模地“清党”，镇压革命力量。上海总工会被宣布解散，下属的工会组织或被查封或被解散。国民党特务、军警利用流氓势力，到处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看守所、监狱人满为患。以上海为机关所在地的中共江苏省委，连续遭到严重破坏。与罗登贤在广东区委并肩战斗的陈延年，刚刚调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就遭到逮捕杀害。代理省委书记赵世炎也随后被捕杀害。在敌人的屠刀下，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损失。上海共产党员从8000人骤减至1200人，上海总工会领导下的工会会员从80多万减到20多万。在革命进入低潮和严重的白色恐怖环境下，已经转入地下的各级党组织如何迅速适应变化了的境况，如何整顿组织恢复开展白区秘密工作，这是摆在党面前的新课题。

共产国际执委会也在关注、分析和评估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政治形势和行动方针。1928年2月25日，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执委会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指出中国共产党和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对中国革命性质、形势等的估计都是错误的，批评了中共党内在城市和乡村中“玩弄暴动”的盲动主义错误，指出“中国现时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中国革命的形势是“处在两个高潮之间”，党的工作重心应放在争取千百万工农群众，准备去迎接新的更大革命高潮。

4月，收到共产国际的指示信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瞿秋白等中央领导人对“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等作了自我批评。4月30日发布《中央通告44号》，号召各级党组织学习执行共产国际指示信的精神。

罗登贤到上海后首先见到的是周恩来。周恩来向他介绍了留守中央的其他常委的情况，嘱咐他要多向李维汉和其他同志学习，并建议他先到中央机关看党的文件，主要是学习共产国际二月会议决议案、《中央通告44号》精神，还指出罗登贤的工作主要是做职工运动。不久，瞿秋白、周恩来等先后启程去莫斯科。

5月初，李维汉、罗登贤和任弼时三位常委开始全面主持国内的工作。中共留守中央受命于危难之时，在当时国民党对共产党加紧镇压、血雨腥风弥漫全国的险恶环境中，开展了一系列有效的工作。留守中央常委基本以共产国际二月会议的指示信精神，指导开展工作。共产国际和中共六大后来又对留守中央的工作发来指示电。来自共产国际的前后两种判断、两种政策、两种方针，致使留守中央在个别问题上难免出现局限性。但从总体看，留守中央的很多做法都是正确的，体现了李维汉、罗登贤、任弼时等人的政策策略水平和全局领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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