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帝大同盟是罗登贤领导江苏省委建立的又一个群众性组织，与工联会一样，其建立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

1929年5月底，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奉系军阀发起中东路事件。事件发生后，苏联及共产国际判断帝国主义即将发起针对苏联的战争，世界大战在即。为抑制战争爆发，赤色职工国际和赤色青年国际发出指示，号召全世界工人在八一国际日和九一青年国际日组织罢工示威，反对世界大战，武装保护苏联。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后，立即开始积极为八一工作和九一工作作准备，并发出中央第39号通知，提出了八一工作的路线及宣传组织工作的原则。

6月，中共中央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就革命形势与党的任务作出决议，指出：“帝国主义战争危机的加深，进攻苏联战争的迫切，与国际革命斗争的急剧化，很明显的是世界革命各种危机的同时加紧，这些危机的爆发，便是世界革命巨潮的来到。”^①据此，中央提出了组建反帝大同盟的要求。考虑到受江苏省委领导的反日大同盟上海分会在成立时对外是以反日团体名义向当局登记的，因而具有公开合法地位，中央遂决定在此基础上组建反帝大同盟。

接到中央的指示后，罗登贤立即召开省委会议布置工作。他把反日大同盟的上海分会，和由“创造社”部分人员组成的“思想社”、“新滇社”及大夏大学、光华大学和上海艺术大学的进步组织联合起来，筹建了上海各界反帝大同盟，并和工联会、共青团密切协作，以扩大斗争范围。

6月23日，罗登贤组织了纪念沙基惨案四周年的群众集会，追悼在沙基遇难的烈士及被英兵惨杀的老虎灶工人张学良，宣布成立各界反帝大同盟，并选举了出席国际反帝大会的代表。这次集会时间长达三四个小时，行程十余里。参加集会的工人、学生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拥护共产党、拥护总工会”等口号，启封了被封的三所学校。

“六二三”游行集会后，罗登贤组织青年反帝大同盟、三校后援会等学生青年各团体，以召开学生代表大会为名，到各校、各工厂扩大宣传，发动反抗帝国主义捕人的斗争。同时，他又安排工联会召开代表会报告事实经过，扩大宣传反帝大同盟的工作，联合学生一起来反抗帝国主义捕人。由于当时被捕的人员主要集中在反帝大同盟、各学生青年团体、工联会工人代表与各校学生中，于是就在这些团体中分别组建了营救组织。其后，罗登贤即安排人道互济会与这些团体公开进行联络，由此扩大反帝大同盟的群众工作，并同时加强了新闻舆论宣传。

大同盟是一个总的群众的组织，下面有许多分盟，如工人反帝大同盟、青年反帝大同盟、台湾反帝大同盟、东方反帝大同盟(由朝鲜、越南等旅华华侨组成)等，在大学里也有分盟组织，是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形式的革命团体。7月3日，反帝大同盟执委会召开会议，推举工联、张案后援会等5个团体代表组成常委，下设组织、宣传、纠察、救济四部，党在反帝大同盟设党团，并创办了《反帝三日刊》。大同盟将机关设在公共租界大沽路的一个弄堂里，后来又迁到新闸路斯文里。

7月5日，省委发出上海反帝大同盟工作大纲。罗登贤在大纲中对反帝大同盟的性质、任务作了具体规定，指出反帝大同盟应尽可能采取公开活动的方式，成为有群众基础的团体，其一切宣传与活动应当与八一示威的中心口号“反对世界大战，拥护苏联，保护中国革命”密切联系，扩大宣传鼓动和巩固本身组织基础，党团区机关和支部要与群众紧密结合。^①

为确保八一反帝示威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成立八一国际反帝大示威行动委员会，派周恩来、项英参加行委主席团，由江苏省委推举一人为临时书记。经省委常委讨论决定，由罗登贤与周恩来、项英组成总行委主席团，罗登贤为书记。^②

在7月12日，罗登贤对八一示威工作进行了动员部署，提出：八一示威等于暴动的演习，需要动员整个党，要求整个党的坚决和一致，就是每个同志都要在党的路线和指导之下努力工作。党的努力必须集中力量“在几个重要的部门和主要的斗争”上面，主要是所能影响或领导的斗争、群众、主要的产业工人。^③

罗登贤指出，在八一工作中要克服“对斗争的惧怕心理”，纠正党员组织上的“合法观念”“取消观念”“极端民主化”倾向，以及工作路线上的“形式主义”“狭隘的秘密主义”“英雄主义”。

江苏省委于7月14日和7月26日先后两次举行反帝群众大会和反帝示威游行，总结经验教训，作为八一示威斗争的预演。

对共产党人八一示威的计划，国民党当局早已“完全掌握”。上海当局为了显示其力量和存在，决定在八一示威前夕针锋相对，组织召开“反俄会”，并意图在成立大会上施行恐怖死刑，制造紧张气氛。

双方都在以死相拼：一边要动员最大的力量，渴望革命的洪流席卷反动势力;另一边要用最大的黑暗和血腥，来吓退无惧死亡的革命者。

敌人从7月29日开始布置行动，其“反俄会”的地点设在上海公共体育场，时间定为7月30日。这一天，国民党市党部命令所掌握的黄色工会四处召集工人，人员不够就用军队、警察、巡捕在大街上捕捉市民，用运货汽车强送到会场上去。与此同时，市党部还收买流氓青皮，通过他们强迫工人参加“反俄会”。而对于那些在工厂动员中直接拒绝参加“反俄会”的工人，就逮捕送往公安局，并强迫资本家开除他们的工作。^①就这样，国民党经过拼凑，终于组成一个“滑稽”的会议。

7月30日，“反俄会”在白色恐怖的状态下进行。国民党将上海估衣、纱厂的4个罢工领袖由警备司令部提出后枪毙，以此向革命工人示威。会场上一个散发革命传单的学生，也当场被捉去处死。国民党市党部的人还宣布成立防止工人参加八一示威的侦察队，并大肆发表恐怖言论，叫嚣要将警备司令部所囚的几百个工人一律枪毙。同时，还要求其御用工会“上海市总工会”组织力量与工人群众对抗。

面对国民党的屠杀威胁，反帝大同盟依然勇敢地进行了示威斗争。8月1日当天，上海万余群众冲破中外反动派的戒备封锁，集中到南京路、福州路、外白渡桥、四川路邮局门前和天潼路等闹市区。示威行动持续了4个多小时，有20余人被捕。上海反帝大同盟也在这天正式宣告成立，并发表成立宣言。

这是“四一二”以后上海规模最大的一次示威。这次示威中，光印刷的宣传品就有二三十种，总数达130万份。在总行委宣传部的发动下，反帝大同盟、工联会、青年团和各区委共组织宣传队100多个，宣传队员550多人，深入到各工厂门口、公共车辆、游乐场所和市郊农村，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声势极为浩大^①。正如周恩来所说的，“在这时，敌人一切的统治威严扫地，黑暗的地域顿成了革命的世界”。周恩来还在对示威行动进行总结时指出：“论影响所及，不能只看到当天参加示威的万余群众，而应估计到一切受影响的群众，甚至动摇的巡捕警察，旁观的店伙小贩。”^②

作为江苏省委(总行委)书记、示威行动的总负责人，罗登贤从接受中央指示到完成这次任务，用了他最大的智慧和才华。然而，由于白色恐怖严重，飞行集会毕竟不适合当时中国的国情，这条革命的道路早已注定成为一条异常悲壮的道路。

50多年后，李维汉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这)一方面说明，江苏和上海的党员和非党积极分子，基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义愤，仍然保持着革命热情，经过省委的发动，敢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开展斗争。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省委在工作指导上存在着“左”的错误，把党的六大提出的在客观可能的条件下争取公开的路线，简单地理解为以公开的政治口号，通过公开的群众组织，发动群众罢工、示威、游行，以致付出较大的代价。^③

在担任江苏省委负责人的这一时期，罗登贤执行了六大提出的“争取群众、准备暴动”的政策，除在南通、无锡等地部署以城市斗争为配合的农民暴动以外，主要领导了工人的斗争，发动大大小小的罢工斗争多达几十次。这些斗争，扩大了党的影响，推动了革命低潮时期党的斗争事业，也使党员队伍有了一定发展，促进了中国革命力量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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