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七会议后，党在领导工人运动过程中出现了“左”倾盲动错误，在工人斗争中提出了诸如“工厂归工人管”等过“左”的政策，工人罢工大量被镇压，党在一些地区严重脱离群众。在罗登贤等人的努力下，留守中央努力纠正“左”倾盲动的错误，对职工运动的组织指导，从经费保障、干部加强、工作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规范和部署。

根据罗登贤的提议，各地职工运动经费由中华全国总工会(简称“全总”)支配，各地负责职工运动工作的同志，不能因党的工作关系时常调动而使职工运动没有同志负责，各地的职工运动一定要与全总直接发生关系。

罗登贤十分注重对职工运动干部的培养和配备。5月29日，留守中央开会研究自莫斯科回来的人员分配问题。根据罗登贤的意见，留守中央专门对湖北、浙江、河南、山东和满洲等地的职工运动负责人的缺额进行了配备，以加强对职工运动的领导。为了能够源源不断地向各地党部输送从事职工运动的干部，在罗登贤的提议下，6月18日留守中央致信共产国际秘书处，为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干部培训提出了合理化建议：一是列宁学校中国部，培训党龄较长、工作经验较多的干部，实习半年以上，每期不超过30人;二是取消中山大学后，东方大学设中国部，训练新进党的工农干部，学习时间较短些，人数扩大到100至150人。共产国际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为中共培养了一大批干部。

罗登贤还十分重视对职工运动的实践指导，先后指导了上海的店员手工业者、熟货业、中药业职工、酱业工人以及济难会等工人斗争，在斗争实践中经受住了考验和洗礼。

1928年上半年，国内军阀混战，工商业不景气，工人、店员工资减少、工时延长、工作加重，生活日益恶化，尤其是资本家还在不断地解雇工人、店员。这一年上海共发生了140次罢工，参加罢工斗争的店员和手工业工人占其中一半。五三惨案以后，上海工人反日情绪一度高涨。5月6日，在租界区的泰和衣庄店店主违反原来协议，买通翁姓店伙，提早于8时半就开门营业，将营业时间延长为13个半小时。为防止资方逐步延长工作时间，职工会派2名干事与泰和衣庄店主交涉。店主和翁姓伙友不仅不听劝告，反而报告了租界巡捕房，逮捕了2名工会干事。后在职工会组织的罢工抗议下，资方作出妥协，同意保释工会干事，对复工条件进行谈判。但在工人复工后，资方一再拖延，不仅不保释被捕干事，也未针对工人提出的要求作出回应。

民国时期，上海的制衣行、估衣店和提庄

罗登贤对这一情况迅速作出指示，要求江苏省委和上海区委充分利用租界的有利条件，迅速反应，充分利用职工会中的进步职工，抓住每一件可能引发群众斗争的事件，推动党的活动的公开，把斗争扩大到反帝的层面。5月19日，工会组织部分衣庄店员进行了第二次罢工，租界福建路、曹家渡和南市230多家估衣店一律关门，共计1200多名职工参加了罢工。为了确保罢工的胜利进行，罗登贤与江苏省委常委和上海区委多次碰头，就罢工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认真分析研判，确保不被国民党和租界当局抓到把柄。罢工期间，资方曾采取收买拉拢、挑拨离间等各种手段加以破坏，但因职工团结一致，这些卑劣手段都未能得逞。到6月6日资方被迫签订了6项条件。

五三惨案后，随着蒋介石对日本态度的转变，国民党开始注意利用反日情绪来拉拢群众。由“工总会”和“工统会”合并后形成的“工整会”，在国民党的授意下，到处拉拢黄色工会打压赤色工会，它披着合法的外衣，对赤色工会群众造成较大的威胁。

罗登贤对此十分关注，指导江苏省委争取城市小资产阶级和黄色工会，推动和扩大群众争自由、争民权、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复兴城市斗争，通过斗争教育群众认清国民党工整会的反动。当时，上海熟货业资方企图利用国民党工整会的力量，谋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给店员的工资待遇非常苛刻，店员每天工作长达21个小时，每月却只能得到四五元薪金，维持个人的生活都有困难。端午节前后，熟货业资方开除了大批职工，引起该业店员的强烈不满，在工会组织下，熟货业店员开始了罢工斗争。罗登贤指示江苏省委扩大斗争规模，使群众打破恐惧，走向公开斗争。在罗登贤的正确指导下，罢工采取了扩大规模、争取黄色工会和联合斗争的策略。随着罢工的不断持续，国民党政府也怕事情闹大，出面召集劳资双方谈判，最终罢工为工人争取到了部分权益。

伴随着接连不断的工人运动，罗登贤逐渐摸清了资方的进攻力量、方式方法。他指出，上海这三个月来反抗开除工人、要求履行条件改善待遇、增加工资的大小斗争有20余次之多，参加斗争的群众达15万人以上，斗争多数都取得相当胜利，在斗争中工人阶级吸取了经验和教训，把敌人的欺骗更看得清清楚楚。对于国民党有与帝国主义勾结向工人发动进攻的可能，罗登贤认为，对敌人的联合进攻，只有各行各业的工人团结起来，才能与之斗争。根据这一指示，上海绸缎业、米业、酱业、估衣业、华洋布业等14个店员工会，在赤色工会会员的影响下，相互声援，彼此照应，也有力促进了罢工的胜利。

在指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同时，罗登贤也参与了对顺直、湖北、浙江、山东、江西和福建等地农民斗争的指导。在讨论朱毛红军的发展方向、游击战争等问题中，罗登贤等常委以“中共中央”名义给毛泽东复信(即“六四来信”)，指出：中国革命现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当前应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实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据的局面，向四周发展而推进湘、鄂、粤、赣四省交界暴动局面的发展。这封重要的指示信，辗转至11月2日才到达井冈山。11月6日，毛泽东主持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议，讨论了中央的这封信。会议认为，除要求游击区域过宽、废除党代表等几项具体问题外，中央指示的“全部原则及政策都切合实际，应依照执行”。

留守中央存在时间虽然短暂，但是其成绩是很大的。在短短的4个月内，举行会议20多次，制发各种文件15份，发出工作指示信函17次，对7个省委进行了人事调整，约见5个省委的负责人谈话，派出巡视员4人，罗登贤几乎参与了留守中央的所有工作。但是受当时在国际共运中占主流的城市革命思想的影响，当时党内没有几个人能正确把握城市斗争与农村革命的关系，罗登贤也不例外。在中国没有找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之前，走城市革命的道路，是绝大多数共产党人的共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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