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七会议后,党在领导工人运动过程中出现了“左”倾盲动错误,在工人斗争中提出了诸如“工厂归工人管”等过“左”的政策,工人罢工大量被镇压,党在一些地区严重脱离群众。在罗登贤等人的努力下,留守中央努力纠正“左”倾盲动的错误,对职工运动的组织指导,从经费保障、干部加强、工作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规范和部署。
根据罗登贤的提议,各地职工运动经费由中华全国总工会(简称“全总”)支配,各地负责职工运动工作的同志,不能因党的工作关系时常调动而使职工运动没有同志负责,各地的职工运动一定要与全总直接发生关系。
罗登贤十分注重对职工运动干部的培养和配备。5月29日,留守中央开会研究自莫斯科回来的人员分配问题。根据罗登贤的意见,留守中央专门对湖北、浙江、河南、山东和满洲等地的职工运动负责人的缺额进行了配备,以加强对职工运动的领导。为了能够源源不断地向各地党部输送从事职工运动的干部,在罗登贤的提议下,6月18日留守中央致信共产国际秘书处,为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干部培训提出了合理化建议:一是列宁学校中国部,培训党龄较长、工作经验较多的干部,实习半年以上,每期不超过30人;二是取消中山大学后,东方大学设中国部,训练新进党的工农干部,学习时间较短些,人数扩大到100至150人。共产国际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为中共培养了一大批干部。
罗登贤还十分重视对职工运动的实践指导,先后指导了上海的店员手工业者、熟货业、中药业职工、酱业工人以及济难会等工人斗争,在斗争实践中经受住了考验和洗礼。
1928年上半年,国内军阀混战,工商业不景气,工人、店员工资减少、工时延长、工作加重,生活日益恶化,尤其是资本家还在不断地解雇工人、店员。这一年上海共发生了140次罢工,参加罢工斗争的店员和手工业工人占其中一半。五三惨案以后,上海工人反日情绪一度高涨。5月6日,在租界区的泰和衣庄店店主违反原来协议,买通翁姓店伙,提早于8时半就开门营业,将营业时间延长为13个半小时。为防止资方逐步延长工作时间,职工会派2名干事与泰和衣庄店主交涉。店主和翁姓伙友不仅不听劝告,反而报告了租界巡捕房,逮捕了2名工会干事。后在职工会组织的罢工抗议下,资方作出妥协,同意保释工会干事,对复工条件进行谈判。但在工人复工后,资方一再拖延,不仅不保释被捕干事,也未针对工人提出的要求作出回应。
民国时期,上海的制衣行、估衣店和提庄
罗登贤对这一情况迅速作出指示,要求江苏省委和上海区委充分利用租界的有利条件,迅速反应,充分利用职工会中的进步职工,抓住每一件可能引发群众斗争的事件,推动党的活动的公开,把斗争扩大到反帝的层面。5月19日,工会组织部分衣庄店员进行了第二次罢工,租界福建路、曹家渡和南市230多家估衣店一律关门,共计1200多名职工参加了罢工。为了确保罢工的胜利进行,罗登贤与江苏省委常委和上海区委多次碰头,就罢工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认真分析研判,确保不被国民党和租界当局抓到把柄。罢工期间,资方曾采取收买拉拢、挑拨离间等各种手段加以破坏,但因职工团结一致,这些卑劣手段都未能得逞。到6月6日资方被迫签订了6项条件。
五三惨案后,随着蒋介石对日本态度的转变,国民党开始注意利用反日情绪来拉拢群众。由“工总会”和“工统会”合并后形成的“工整会”,在国民党的授意下,到处拉拢黄色工会打压赤色工会,它披着合法的外衣,对赤色工会群众造成较大的威胁。
罗登贤对此十分关注,指导江苏省委争取城市小资产阶级和黄色工会,推动和扩大群众争自由、争民权、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复兴城市斗争,通过斗争教育群众认清国民党工整会的反动。当时,上海熟货业资方企图利用国民党工整会的力量,谋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给店员的工资待遇非常苛刻,店员每天工作长达21个小时,每月却只能得到四五元薪金,维持个人的生活都有困难。端午节前后,熟货业资方开除了大批职工,引起该业店员的强烈不满,在工会组织下,熟货业店员开始了罢工斗争。罗登贤指示江苏省委扩大斗争规模,使群众打破恐惧,走向公开斗争。在罗登贤的正确指导下,罢工采取了扩大规模、争取黄色工会和联合斗争的策略。随着罢工的不断持续,国民党政府也怕事情闹大,出面召集劳资双方谈判,最终罢工为工人争取到了部分权益。
伴随着接连不断的工人运动,罗登贤逐渐摸清了资方的进攻力量、方式方法。他指出,上海这三个月来反抗开除工人、要求履行条件改善待遇、增加工资的大小斗争有20余次之多,参加斗争的群众达15万人以上,斗争多数都取得相当胜利,在斗争中工人阶级吸取了经验和教训,把敌人的欺骗更看得清清楚楚。对于国民党有与帝国主义勾结向工人发动进攻的可能,罗登贤认为,对敌人的联合进攻,只有各行各业的工人团结起来,才能与之斗争。根据这一指示,上海绸缎业、米业、酱业、估衣业、华洋布业等14个店员工会,在赤色工会会员的影响下,相互声援,彼此照应,也有力促进了罢工的胜利。
在指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同时,罗登贤也参与了对顺直、湖北、浙江、山东、江西和福建等地农民斗争的指导。在讨论朱毛红军的发展方向、游击战争等问题中,罗登贤等常委以“中共中央”名义给毛泽东复信(即“六四来信”),指出:中国革命现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当前应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实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据的局面,向四周发展而推进湘、鄂、粤、赣四省交界暴动局面的发展。这封重要的指示信,辗转至11月2日才到达井冈山。11月6日,毛泽东主持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议,讨论了中央的这封信。会议认为,除要求游击区域过宽、废除党代表等几项具体问题外,中央指示的“全部原则及政策都切合实际,应依照执行”。
留守中央存在时间虽然短暂,但是其成绩是很大的。在短短的4个月内,举行会议20多次,制发各种文件15份,发出工作指示信函17次,对7个省委进行了人事调整,约见5个省委的负责人谈话,派出巡视员4人,罗登贤几乎参与了留守中央的所有工作。但是受当时在国际共运中占主流的城市革命思想的影响,当时党内没有几个人能正确把握城市斗争与农村革命的关系,罗登贤也不例外。在中国没有找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之前,走城市革命的道路,是绝大多数共产党人的共同观点。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luodengxian/2022113344.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
2023-02-15主编
2023-02-15主编
2023-02-15主编
2023-02-15主编
2023-02-15主编
2023-02-15主编
2023-02-15主编
2023-02-15主编
2023-02-15主编
2023-02-15主编
2022-11-29主编
2022-11-29主编
2022-11-23主编
2022-11-18主编
2022-12-08主编
2022-12-08主编
2022-12-02主编
2022-11-29主编
2022-11-29主编
2023-01-03主编
2022-10-27主编
2022-10-27主编
2022-10-27主编
2022-10-27主编
2022-10-27主编
2022-10-27主编
2022-10-27主编
2022-10-27主编
2022-10-27主编
2022-10-27主编
扫码二维码
获取最新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