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工会联合会一经成立，就投入到领导上海的工人运动之中。斗争的要求首先在估衣、丝厂、麻袋、电气工人中出现。

估衣工人的怒火是1929年4月初引燃的。当时，由于资方拒绝工会介绍的失业店员，沪西曹家渡一带的估衣庄发生纠纷，资方报告巡捕房后，失业店员数人被捕，这引起在职店员的不满。为支援工会和失业店员，抗议资方报警捕人的行为，各庄纷纷自动罢工。后来，资方一再拖延，拒不履行经调停后达成的协议。估衣业工会经再三交涉无效，遂于5月3日通告全市估衣业店员罢摊怠工，限期要求资方履行协议，并提出改良待遇数条，一并谈判解决。斗争开始后，参加怠工的估衣店有260多家，店员1600多人。

而这一次，资方不仅从斗争一开始就采取高压手段，散布谣言，威吓店员，还于8日在报上登出启事，要求罢工店员于三天限期内复工，否则即解雇职工并停供伙食薪金。果然，三天后，国民党军警查封了估衣业工会并下令通缉工会负责人，国民党社会局也于同日发出65号布告，要全体估衣店员克日复工。这是资方勾结国民党有计划镇压店员的阴谋!愤怒的店员纷纷离店，从怠工转入罢工。国民党派了一些流氓工贼出面组织新的估衣业工会，企图欺骗店员复工。但绝大多数店员唾弃新工会，拥护老工会。老工会继续在群众中活跃着，为群众的要求而继续斗争。

当时，中共江苏省委对估衣业店员的斗争十分关注，呼吁“我们应以百分之百的力量联成一个总的组织来反抗资本家的压迫”^①，并通过上海总工会从各方面加强对罢工斗争的领导和支援。

在估衣业斗争扩大的同时，丝厂、麻袋和电气工人的斗争陆续开展起来。

6月25日，闸北香烟桥路开泰丝厂女工由于资方欠发24天工资，向丝厂工整会及各公团请求援助无果后，又推出代表向国民党市党部请愿，也未能解决问题。为了加强闸北区丝厂罢工斗争，江苏省委调王克全任中共闸北区委书记，原书记陈德辉改任宣传委员。经过广泛发动，7月4日，闸北28家丝厂2万余人(其中女工1.1万多人)举行同盟罢工，提出18条要求，要求加薪和改善待遇。

上海麻袋厂工人的斗争是由于日本资本家对工人异常苛刻引起的。麻袋生产工厂没有开水，工人工作环境很差，工资待遇极低，有的工资甚至只有2角，连自身吃饭问题都难以解决。为改善待遇和提高工资，麻袋工人遂发起罢工。而资本家对罢工工人十分粗暴，当即开除罢工工人100余人。^①

上海电气工人的罢工首先由扬州路附近的老厂工人发起，提出发还养老金、增加工资、分发花红等要求，并要求取消告假三天即算新工人等恶劣待遇。资方对罢工非常仇视，立即开除了罢工工人，而后迫不得已答应工人复工，却又在工人上工时拒绝工人。工人只好召开大会并进行第二次怠工。

也就在这个时候，全市274家中药店的2500名店员在药业业务工会发动下，于6月28日召开全体职工大会，要求资方安插失业店员，并提出撤销新成立的所谓“药业职工会”，保障老工会。国民党市党部闻讯后，立即要公安局派人去武装镇压。在国民党与资本家的联合进攻下，药业罢工失利。

在这种形势下，罗登贤于7月4日、8日连续两次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讨论上海工人斗争问题及八一工作。在讨论中，罗登贤明确提出：斗争中应以丝厂、麻袋、电气、估衣为中心，只有夺取这些斗争的胜利，才能更加推动八一工作。为得到胜利，丝厂的策略是抓住中心、打倒国民党包办的工会。在电气工人方面，争取群众能够缴费到工会，新厂能派代表。麻袋厂的中心问题是开除工人问题。药业罢工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工联会没有积极发动斗争，因此对工联会不能有效联系群众提出了批评。他还提出，必须进一步使群众认识到国民党勾结工会压迫工人的真面目，要打倒国民党包办的工会，打倒资本家包办的工会，并进一步强调了在工人斗争中要充分发挥女工作用的重要性。

工联会成立后的积极行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高度重视。国民党市党部为了加强其反动工会的力量，对工人罢工采取了高压政策。7月9日，国民党市党部与社会局贴出布告，诬蔑丝厂罢工是“捣乱分子”煽动，限令工人即日上工。12日起，在国民党的武装监视下，丝厂陆续复工。^①

罗登贤始终密切关注着国民党社会局的相应行动。为了突破被动局面，完成八一示威的任务，他开始改变分散力量和平均用力斗争的方式，注重突出罢工的中心工作，强调把力量集中到中心工作中去。他注意到，自工联会成立以来，工人罢工面临的形势是更加恶劣了。以丝厂、麻袋、电气和估衣为中心的斗争，不断遭到失败。为什么工人团结起来了，罢工反而失败了呢?罗登贤一直在思考着。随着斗争的发展，他逐渐认识到，估衣、麻袋、药业等工人中的斗争大多是手工业为主的斗争，只有将斗争引入重工业产业，真正焕发出重工业产业工人的威力，才可能真正对敌人造成重大的打击，罢工才不致轻易失败。

“假使电气能动，则可能影响广大的重工业工人。”^②为此，罗登贤对上海电气工人的斗争寄予了厚望。在罗登贤的指导下，工联党团在指导电气工人罢工斗争中，坚持每天向电气职工发宣传品，并开始在电气职工中寻找部分中坚分子。

7月中旬以后，江苏省的工人运动开始发生转变。由手工业为主的估衣业、药业等店员为主的斗争，进一步扩大到电车、电气、邮务、码头和自来水等重工业领域的产业工人的斗争。斗争方式也发生了转变，从合法转向激进、激烈。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则对工人采用了武装镇压和恫吓暗杀手段。

面对新的斗争形势，罗登贤指出，当前工人斗争中有六个中心，分别是暨南、电气、麻袋、丝厂、估衣、自来水。他确定了在重工业产业工人中“建立工联基础，捉住中心斗争，注意中心工作”的斗争原则，并明确提出“目前工联第一个任务应当(是)怎样捉住斗争的中心与注意到各个斗争的联系”。^①

在工联会的指导和推动下，7月22日，上海扬州路电气工人开始怠工，东段、中段、西段的高头班、方棚间、铜匠间、栈房间四个部分统一行动。怠工发起后，数百名怠工人员向各段工会集中。工人派出代表向资方交涉，并派人到新厂联络，寻求新厂工人支援。7月24日，当试图分化新厂和老厂工人的资方得知工人准备26日举行示威的消息后，为了缓和工人的斗争情绪，资方许诺增加工资一角。

许多工人以为斗争取得了胜利。谁也没有料到的是，凶恶的资本家只是口头应付，而在缓兵之计成功之后，立即毫不客气地请帝国主义巡捕房派遣大批武装预备队到厂对工人进行了武装镇压。反动巡捕向工人射击，“开枪六响”，部分工人受伤倒地，工人更加激愤。

而在自来水厂，7月25日，一批洋人用铁钉把铜匠间门封闭，把近百名工人赶出厂门。忍无可忍的工人纷纷离厂，夜班工人也不进厂接班，全厂400多名工人宣告罢工。厂方即雇用120余名罗松人(即白俄人)进厂顶班，维持供水，与罢工工人形成对峙局面。

此时，随着八一的临近，工人的斗争更加激烈起来。为了压制工人的斗争情绪，国民党当局开始使用更加残暴的手段来对付工人的进攻。7月31日，国民党警备司令部以暗杀罪枪决汤久芳、李有臣(宝林)等工人领袖。而此前几天，更是用残酷的绞刑杀害了恒丰纱厂工人陈雨生。

在罗登贤的指导下，工联会8月9日发表了《为国民党杀害工人领袖的宣言》，指出：工人为“争自由求解放”，除联合起来罢工、怠工、示威，绝对没有办法能争得自己的胜利。为此，宣言发出号召：“今后我们工人阶级的前途只有在上海工联会指示下，组织起来!斗争起来!武装起来!反攻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最后只有由我们工人来管天下，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①

在工联会的领导下，上海工人开展了一系列斗争。据统计，1929年7月至10月，上海工人斗争共76次，其中工联会领导的就有44次，参加人数12.6万人。76次斗争中，得到胜利的有28次，其中工联会领导的有20次。工联会还发动群众参加党领导的各项反帝活动。在开展这些活动的同时，工联会的组织也有了发展，至1929年11月，已有20多个公开的工会，会员2.7万余人。工联会虽然把力争公开活动作为主要策略，但并没有真正弄清和处理好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关系，最后仍不免陷于秘密工作路线。^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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