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副部长的罗登贤除了主要负责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外，还负责指导中国济难会的工作。

中国济难会是1925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领导成立的革命团体，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外围组织。作为一个群众性救济组织，其主要任务是营救被反动派逮捕的革命者，并筹款救济他们的家属。中共中央对济难会的工作一直高度重视。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通过《关于济难运动的决议案》，就党组织对济难会应有的态度作了指示，规定“各级党部应在各方面帮助济难会之组织”，“督促全体党员积极参加济难会为会员，并在可能范围内担任济难会的各种工作”，并明确提出“凡在本党指挥下之团体，应引导之使加入济难会为团体会员，并使其分子完全加入济难会为个人会员”，“各级党部须在委员会中(或党员中)指定济难运动委员会(或特派员)担任各该区域之济难运动”等。根据中央这一要求，在此前后一些党组织在组织上采取措施加强对济难工作的支持和领导。这种情况下，济难会组织得到很快的发展，当时仅上海济难会的会员就曾达到几十万人。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上海所有革命团体都遭到镇压，济难会当时也被迫转移到武汉。1927年秋，中国济难会又随中共中央机关迁回上海，但从此被迫转入地下活动。转入地下活动后，济难会仍在继续进行革命宣传，出版《济难》《人道》《白华》《牺牲》等刊物，揭露国民党新军阀的罪行。同时，济难会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式派人去监狱探监，把食品、衣物和学习用品送进监狱，想方设法把一些被捕者营救出狱，并协助监狱里的共产党员接通组织关系。另外，济难会还对被难者家属发放了救济费。

罗登贤和中国济难会之间可谓是颇有渊源，1928年，他进入留守中央后，推动和加强了济难会的工作。他重新恢复了全国济难会的组织，并指定专人负责以加强对济难会工作的有力指导。当年的10月17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济难会工作的72号通告，对济难会的性质、任务及组织、救济、宣传等方面的工作作了全面明确的规定，指出“济难会决不是一个慈善机关，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救济机关”，“济难会工作的主要目的是要帮助革命斗争的发展”，“济难会工作的方式虽然与党不同，然而它的政治任务和工作路线应当与党一致，它应当是党的辅本”。中央由此提出了对济难会组织进行改造的问题，强调“在各个群众团体或群众单位中发展济难的组织，名义上不一定要叫济难会，叫互助会互济会友义会……都可”。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中国济难会后来改名为中国革命互济会，完全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群众组织。

济难会出版的刊物《牺牲》

通告发出后不久，罗登贤即调任江苏省委常委。在这一时期，罗登贤以江苏省委书记的身份，领导和建设了上海济难会的工作。在反帝大同盟工作中，济难会开始以互济会的名义出现。在党的赤色工会不能公开工作的情况下，互济会以公开身份参加、配合上海工会联合会，为党争取群众做了大量的工作。

1929年10月，江苏省济难会根据中共中央72号通告精神首先进行了改组，成立中国人道互济会江苏省总会。这时，罗登贤已调入中共中央组织部任副部长。于是，他在这个职位上组织领导了全国的济难会工作。由于受到当时党内“左”倾思想的影响，互济会变成了从事反对白色恐怖斗争的一般赤色团体，也因此而不断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在残酷的斗争形势下，赤色国际日成了共产党人的被捕日，大量的进步工人群众遭到逮捕。济难会的工作非常繁重。

12月24日，中国革命互济会在上海召开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及赤色救济国际的代表和来自江苏、浙江、湖南等14个省的代表共30多人出席了大会。罗登贤参加了这次大会。会议宣布中国济难会改名为中国革命互济会，制定了《中国革命互济会总章程》，选举28人组成互济会全国总会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戴晓云为第一任中国革命互济会主任兼中共党团书记。由于会议制定的纲领、策略、工作方式等表现了“左”的倾向，这就给其后的工作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

1930年9月，互济会被国民党查封，转入秘密状态。1931年初，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互济会工作决议》，批判立三路线，互济会工作一度出现新气象，在援救被捕的革命者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如在营救关向应、李初黎、刘晓、彭康等人时，大多数获得成功。为了抚育被难者的子女，互济会还在上海开办了大同幼稚园等。但是其后不久，在王明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指导方针下，又把反对白色恐怖斗争作为互济会的主要任务，一再号召会员去参加各种群众斗争，鼓动罢工罢课、上街游行示威等，使互济会各级组织再次遭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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