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系统地总结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批判“左”倾和右倾错误，明确新时期革命的性质和任务，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选出中央委员23人，候补委员13人。罗登贤虽然没有出席大会，但因是工人干部出身，第五届中央委员，且六大在选拔干部时强调工人成分，加之罗登贤在留守中央期间成绩显著，于是这位年轻的工人领袖又被选举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

8月28日，向忠发、蔡和森、李立三等从苏联回到上海后，先后召开了几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特别会议，留守中央的李维汉、任弼时、罗登贤等人均参加了会议。向忠发等常委传达了中共六大精神，讨论了留守中央向新的中央政治局归国人员交接工作的问题，明确留守中央常委继续工作，作为新旧机构的“无缝链接”。向忠发等中央常委在肯定留守中央领导成员工作成绩的同时，也对留守中央常委的工作指导进行了批评。李立三指出，留守中央几个月来“工作上的路线是很正确的，策略上一面反帝及发动群众是对的，但对资产阶级的估量的确是一个偏向”。向忠发在会议作结论时说：对资产阶级的估量如以为尚有革命性是不正确的，不要忽视了资产阶级反革命的作用。^①对此，李维汉、任弼时等留守中央负责同志是有不同意见的。后来，李维汉对这一“批评”进行了反思，他认为，第54号通告虽有错误，但总的来说，是比较正确的，决不是政治路线上的右倾。而国际来电和六届中央政治局的批评则是过分的。“他们进行政治批评的出发点基本是‘左’倾教条主义，是反对争取和联合民族资产阶级与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①

留守中央常委的使命完成后，新的中央归国人员开始主持工作。任弼时被任命为中央巡视员，赴安徽巡视党的工作，解决中共芜湖市委反对安徽省临委的风潮问题。李维汉被任命为中央巡视员，巡视上海市工作。11月，罗登贤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协助项英开展职工运动。

罗登贤与项英经历相同，都是工人学徒出身，都经过早期工人运动和大革命的洗礼，因此两人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项英为人豪爽、仗义，做事敢做敢当。罗登贤思维细密、遇事考虑周全，在斗争中敢闯敢干、不怕牺牲。中央调他们一起负责职工运动，就是对他们人格的高度信任和工作能力的充分肯定。

中共六大会议上，对职工运动中职工会的群众组织提出了新的要求，对党过去阶段过于注重手工业、店员的倾向作了批评，提出了注重产业工人的斗争要求。会议指出：革命工会首先应当吸收各种基本的产业工人，批评了在工人运动中“贪便宜”的倾向，客观上只去走反抗力量最小的道路，将工作重心放到小企业、手工业工人、店员以及许多其他散漫的无技术的工人中间去，减弱了在技术工人中的工作。

11月8日，中央又发出《中央通告第十五号——目前政治形势与群众工作》文件，进一步强调党的群众工作的对象主要是城市的产业工人，“现在中央决定集中很大的力量，注意全国的几个产业中心与政治中心，如上海、武汉、南京、天津、香港、广州、大连、哈尔滨等，在各省亦必须用很大的力量去注意全省重要的政治中心与工业中心”。

1929年1月3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罗登贤等出席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央组织机构缩小和中央兼江苏省委工作问题。会议决定：在中央政治局下设一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央军事部取消，凡与组织有关系的由中央组织部负责;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取消，改组全总党团^②;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问题交中央常委会讨论;中央兼江苏省委工作;组织一特别委员会专门讨论一切执行的精密计划。会议决定由罗登贤等七人组成全总党团，罗登贤为主任。罗登贤还兼任关于南洋、台湾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因工作需要，罗登贤前后两次担任全总常委会负责人，指导了邮务工人大罢工、法商水电工人大罢工等工人运动，为全国工人运动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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