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决定“巩固、发展和扩大苏区与红军”，抽调百分之六十的干部到苏区去，将党的工作中心转到苏区，中央领导机关也由上海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上海成为中央分局。为此，就迫切需要建立通达的秘密交通线。

大革命时期，中共党组织除了广东以外，大多数处于地下活动状态，地区分割，机关设置分散，基本以住家、店铺等多种形式为掩护。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党内秘密交通”组织系统逐步形成，担负着传递党的各级组织之间相互来往的信息文件、护送党的干部、人员调配往来、运送重要物资和经费流转等特别任务。

当年，从党中央所在地上海到外地的秘密交通线主要有三条：一条是从上海到天津、北平，与北方局联系;一条是从上海到武汉，与长江局联系;一条是从上海到香港、广州，与南方局联系。为保障中央领导机关由上海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中央交通局重点组建了由上海至中央苏区的陆路和水路交通线工作。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1930年底的三个月间，中央交通局下最大决心从各地区调动了大量强有力的干部，与南方局和长江局紧密协作，终于打通了中央苏区路线，随后又打通湘鄂西、赣北与鄂豫皖的交通线。

这三处最容易走的是湘鄂西与赣北，因为有江湖之连接，敌人不易稽查。为了打通这一交通线，罗登贤与中央交通局配合，派出机警能干的南方局秘书长饶君强负责这一任务。在罗登贤的推荐和安排下，中央交通局调派饶君强到香港建立南方交通总站，并担任首任站长。

当时为做好南方局交通总站的工作，在法国学习的廖梦醒也被调回香港。后来廖梦醒曾回忆：

一九三零年，当时我正在法国学习。有一天突然接到少石同志的电报叫我回国(估计可能是周恩来同志叫他从上海打的，因为周恩来同志知道我在法国)，电报只有即归两个字。我即乘船回国，先到香港，在香港没有停留就去了上海，到上海以后，住在一家旅馆里。因我母亲(何香凝)还在法国，后来组织批准我和少石同志结了婚。党中央决定在香港建立交通站，我们在上海住了一个月就去香港了。交通站设在我的家里，对面是一个停尸房。和我们一起工作的还有黄龙、王弼两位同志，少石和王弼同志是站长，谁是正的谁是副的我不清楚。我是专门抄写上海中央与苏区来往的文件。文件都放在我家里，我买了一架旧钢琴，文件就放在钢琴底下。从苏区来的文件，装的都是大袋子，是用草纸写的，字很大;中央给苏区的文件是写在好一点的纸上，用很细的笔抄写的，有的是用针抄的，字很小，只有用放大镜才能看清楚。我的任务就是把苏区来的草纸写的文件，用很小的字抄在薄纸上，便于交通员携带。把上海来的文件抄在草纸上，带往苏区。^①

作为南方局秘密交通线的重要成员，廖梦醒当年为中央、南方局和苏区的秘密交通作出了重要贡献。

香港南方交通总站建立后，经过罗登贤与周恩来、吴德峰(时任中央交通局局长)及中央特科上海中央交通局的周密布置，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广东省委的协助下，中共中央终于开辟了一条经上海—香港—汕头—青溪(大埔)—永定，最后进入江西中央苏区的长达数千里的秘密交通线。这条交通线开通后，一直保存完好，未被敌人破坏，承担了传递中央与苏区间的重要文件、护送大批干部安全进入中央苏区、向苏区运送物资的重要任务。根据饶卫华(饶君强)的回忆：“1930年9月至12月期间，香港交通总站转送到闽西的同志共有几十人，大多数是从上海党中央送来的。他们是叶剑英、左权、萧劲光、傅钟、李俊杰(李卓然)、蔡树藩、徐特立、张爱萍、朱瑞、刘伯坚夫妇、顾作霖夫妇、李六如、贾拓夫等同志。”

中央红色交通线与大埔交通站

后来，许多中央领导干部也是沿着这条交通线顺利进入了中央苏区，其中有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瞿秋白、董必武、刘伯承、聂荣臻、谢觉哉、林伯渠、何叔衡、毛泽民、阮啸仙、杨尚昆、陆定一、张闻天、邓颖超、冯文彬、胡耀邦等。南方局为中央苏区选送的干部，如邓发、李富春夫妇、陈慧清夫妇、黄苏等，也是由此进入中央苏区的。

除此以外，罗登贤还指导开辟了“粤赣线”“闽赣线”等地下交通线。广东省委还协助中央在香港建立“特科”的分支机关。这些都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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