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工会联合会的组建，是上海工人运动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工人运动由自发向自觉状态过渡的必然要求，是此后上海工人运动的重要指导机关，很多才华卓著的革命领袖从中得到锤炼。而罗登贤为此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在1929年上半年的斗争中，罗登贤开始关注到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上海总工会虽然在工人群众中享有较高威信，但在旧的狭隘的秘密工作路线指导下，由于属下的赤色工会团体“色彩太浓”而不能公开活动，许多斗争的领导权被国民党工整会或其影响下的黄色工会抓去，导致很多斗争被资本家用手段瓦解或破坏。斗争中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勾结的情况，更引起罗登贤的高度关注。罗登贤没有参加江苏省委组织的红五月运动，但他在病中都一直在思考着，如何在白色恐怖的条件下，真正使党的斗争能突破秘密状态的僵局，实现中央一直强调的复兴城市运动?基于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罗登贤在回到工作岗位上后，随即把健全下层组织作为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推动起来。

此时，经历了红五月和五卅纪念活动之后，在上海估衣业、码头工人、电气、丝厂等工人中出现了新的斗争要求。为领导估衣业、码头工人、电气、丝厂等工人斗争，成立工会联合会的工作就非常急迫地摆到了罗登贤面前。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李立三、周恩来、项英等也同时把目光转向团结中国工人阶级队伍，要求成立适合白色恐怖条件下能公开活动的工会组织——上海工会联合会，从而转变工作策略，扩大群众基础，壮大工人力量，同中外反革命势力作战。

6月10日，罗登贤召开江苏省委常委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关于五卅工作的教训和上海工人斗争的问题，决定将纱厂工人、码头工人、手工业工人和店员等各行业的工会和各区的工会联合起来，成立上海工会联合会，建立党团，指导群众斗争。

6月18日，在罗登贤的反复努力和统一思想下，上海工会联合会(以下简称“工联会”)正式宣告成立，并发表了经他亲自修订的《上海工会联合会成立宣言》。宣言指出：“近来全上海各地工友因不能忍受剥削与压迫而起来斗争，而这一斗争必然会向着继续扩大发展的形势。”“我们在这些争斗和要待发争斗的当前，认为有整齐我们的步伐，联合一致以抵抗敌人进攻的必要，因此特发起上海各工会联合会的组织。”宣言明确了工联会的任务就是援助各地工友的斗争，号召全体工友反抗经济进攻和政治压迫，不断扩大自己的组织，“扩大我们的战线，共同一致来对抗我们的敌人。”^①

为推动工联会迅速进入工作状态，6月26日，罗登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通过并对外公布《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工联会组织和工作大纲》。大纲规定了工联会的任务、组织路线、工作方针，纠正了存在于一些同志中的几个不正确观念，明确了工联会与上海总工会(简称“上总”)的关系、各区与工联会的工作，并就反对国民党的政策进行了说明。大纲明确提出：工联会的任务，不但要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同时还要领导在政治上争自由的运动。^①

此后，罗登贤等中共江苏省委领导经常换上工人服装，化名进入工厂车间和工人宿舍，深入一线指导斗争。

工联会成立以后，工人罢工面临的形势更加恶劣。为正确分析形势，进一步推动罢工斗争走向新的阶段。7月21日上午，罗登贤召集各方联合举行了会议。工联党团的参会代表章光明、徐锡根和李震瀛，及中央领导周恩来、项英等，都对工联会与工联党团的关系发表了各自意见。

罗登贤指出了工联会当前存在的问题。他说，工联会的组织方式仍然是秘密的，还没有公开到群众中去工作，他提出工联会的组织基础应该以群众和非党员为主。对工联会的工作路线仍然没有实质性改变的断言，罗登贤表示认同，因为“根据各区报告，一切工作路线并没有转变过来，不过名称上改变了罢了”。据此，他认为，在工作路线上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个是“一切指导斗争还是个人的”;二是“与各区的关系还是党团的指导”。

最后，罗登贤提出了工联会在当前工作中的主要任务：第一个任务是解决“应当怎样捉住斗争的中心与注意到各个斗争的联系”。他强调必须改变个人指导的方式，要立即召集各种会议来决定各种斗争的策略、讨论各个的工作，如经常开代表会、各种会议以及各区的各种会议，且会议都应当有计划地去召集;第二个方面的任务是建立工联基础，“捉住中心斗争，注意中心工作”，并“有计划的去做”。罗登贤提出的这些内容，既重视组织指挥的统一性，又注意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决策执行力，体现了他工作的细致缜密。

通过对工联会的工作现状、性质定位、组织路线、工作路线和主要任务、策略的阐述，罗登贤统一了工联常委的思想，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在工联工作中的一些矛盾和纠纷，推动了工联工作路线的转变，为迎接更大的斗争准备了思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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