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爆发的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标志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1925年2月，上海日资纱厂工人为反对日本资本家打人和无理开除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而举行罢工。罢工在新成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5月7日，上海日本纺织同业会开会决议，拒绝承认工人组织的工会，要求租界当局及中国官方取缔工会活动。5月15日，日本资本家宣布内外棉七厂停工，不准工人进厂。该厂工人顾正红率领工人冲进工厂，要求复工和发工资。日本大班(相当于厂长)指挥打手向工人开枪，打伤10多人，顾正红身中四弹，伤重而亡。上海工人、学生为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纷纷行动起来。5月30日， 2000余名学生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发表演说，先后100多人被捕。数千群众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国巡捕竟当场打死10余人，重伤10余人。这一事件史称“五卅惨案”。上海人民长期郁积的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仇恨，经过五卅惨案的触发，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上海人民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立即举行罢工、罢课、罢市，掀起反帝爱国运动。

五卅惨案的消息一传到南方，就激起了广大民众的极大愤怒。5月31日晚，陈延年、邓中夏、周恩来、杨匏安、李启汉、苏兆征等人出席中共广东区委召开的党员紧急大会，邓中夏代表区委在会上作了广东局势和上海五卅惨案经过的报告，并提议组织一个临时委员会，联络工农商学兵等各大团体在6月2日举行大示威，声援上海五卅运动。会议决定委派邓中夏、杨匏安等人急赴香港，迅速发动香港工人举行声援大罢工。

罗登贤此时正在香港。他和“小社”的社友们已经在杨殷的领导下有了初步的工人团体。由于罗登贤斗争坚决、踏实能干，很快在团队中建立了较高的威信。他还得到了苏兆征的赏识和信任。苏兆征在离开香港期间，好多事情都安排罗登贤去接头和处理，罗登贤以海员工会秘书的身份公开活动。

邓中夏、杨殷、苏兆征等人到香港后，会同香港地下党支部书记黄平等人，先后召开了党团员骨干会议和香港各工会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共广东区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声援决定。罗登贤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罗登贤第一次见到邓中夏。邓中夏年纪很轻，面貌庄严，但态度挺和蔼，平时和人谈话时，总是带着一脸微笑，态度谦虚而诚恳。

在这次会上，邓中夏提出了“稳住两头，上下两头抓紧，四面八方兼顾”的斗争策略，要求立即发动工人，准备罢工。会后，罗登贤、陈权、陈郁等人积极协助苏兆征发动海员、金属业工人和机器、船坞工人举行罢工。罗登贤指导海员工会会员陈权、陈郁做海员工作。

当时，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工人中的力量较为薄弱，在香港工人中影响不大。香港地区的工会，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领导。在140多个工会团体中，除少数是产业工会或职业工会外，其余大部分都是行业工会或手工业工会。其中100多个工会分属于香港工团总会派、华工总会派或无所属派等三大系统，其中大部分工会又操纵在一些资本家、封建把头或黄色工会头目手上，只有以苏兆征、林伟民等为核心的香港海员工会(隶属于香港工团总会)，曾经受过香港海员大罢工的战斗洗礼，具有较高的觉悟与战斗力，敢于同帝国主义拼死一战。海员工会在香港工团总会中虽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力量毕竟还不够强大。联义社是海员工会活动的中心，核心人物是林伟民、苏兆征和罗登贤等人，积极分子是陈春林、戴卓民等人，他们平日在工人中威信很高，很有影响力和战斗力。

在宣传鼓动工作中，党团员和工友们主要采取包干的办法。每一个人包一派或包若干个工会，在一定的时间内要完成一定的任务。当时，除电车工人赞同罢工外，其他的机器船坞工人需要广泛的串联发动。罗登贤对积极分子进行了安排：白浩之等负责香港电灯局，彭松福等负责九龙电灯局，万文星等负责水务局，罗珠、黄侠魂、甘桌棠、黄成、梁汉东等负责九龙黄埔船坞，周仲年、卫洲等负责太古船坞，郭荣璋等负责海军船坞;其他的单位罗登贤也指定了积极分子进行串联发动工作。罗登贤细致、周密的工作态度，得到了上上下下的认可和信任。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工友们经常向“殷叔”(指杨殷)和罗登贤报告进展情况。杨殷与罗登贤经常碰头，就积极分子汇报的情况和提出的问题进行沟通，一一帮助他们进行详尽的分析，并作出明确的指示。杨殷和罗登贤在安排党团活动分子新任务的时候，不仅教他们怎样去完成，还指出必然碰到的问题、可能遇到的情况。由于有邓中夏、杨殷、苏兆征、罗登贤等人的指导，党团员和工友们的鼓动工作完成得很顺利。

在开展宣传、发动群众工作中，罗登贤采取了个别联络、口头宣传和散发传单等方式。由于他过去曾经在太古船坞工人群众中建立了较高的威信，因此船坞的工人们都支持罗登贤。罗登贤指导周仲年、卫洲将传单送到进步工友手中，然后在船坞的广大工人群众中传播。在散发传单中，一般用“爱国人士”之类的名义印发。当时有两种传单，一种是“为五卅惨案告香港同胞书”，一种是“香港工人联合起来，向帝国主义提出抗议和展开斗争”。罗登贤让华洋排字工会的同志们负责排印;安排洋务工会的活动分子将传单秘密收藏在山顶酒店的地下室里;最后，指示摩托总工会的同志驾驶着香港英国殖民当局官员和香港“太平绅士”的汽车，去领取并发送到各指定分工的党团员手中。比较麻烦的是向各工会、各工人宿舍、各工人俱乐部等公共场所发送传单。由于五卅惨案以后，香港英国殖民当局就宣布戒严，加派警察站岗随时检查，便衣警察日夜出动盯梢、抓人。罗登贤在组织工作中，要求活动分子在分发传单时不仅要机警，还要镇静、敏捷。一旦发生不测事件，要做好各种应对预案。

在罗登贤、陈权、陈郁等人的努力下，海员、机器和船坞工人宣传鼓动工作基本到位。6月6日、7日，罗登贤参加了在车衣工会四楼召开的两次秘密联席会议，决定援助上海五卅运动，发动反帝大罢工，通过罢工宣言和条件。

6月9日，罗登贤参加由邓中夏召集的全港党团会议。这是一次党内关于罢工工作的协调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全港工团联合会”和“全港工团联合会党团委员会”，作为发动省港工人罢工的指挥机关，会议指定邓中夏、黄平、苏兆征、杨匏安、杨殷等五人为党团委员会委员。罗登贤分工负责执行和协调工作。

6月10日，邓中夏与苏兆征以中华全国总工会名义，在中环车衣工会四楼召开全港工团联合会代表联席会、华工总会以及海员、内河、电车等工会代表秘密会议。罗登贤积极协助邓中夏、苏兆征联络人员，筹办会议，发出通知。邓中夏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会上作罢工动员报告，并一一答复代表们提出的各项疑难咨询。随后，“全体无异议通过罢工案、罢工宣言与罢工要求”，邓中夏宣布正式成立全港工团联合会，指定苏兆征为会长。

6月12日，邓中夏与陈延年一道找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人部部长、国民政府财政厅长廖仲恺，陈述省港罢工爆发后即将遇到的各种困难，争取到廖仲恺对省港罢工的全力支持，答应每月由财政厅拨款1万元资助罢工。13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于广州太平南路45号海员俱乐部设立省港罢工委员会临时办事处。14日，胡汉民、廖仲恺接见香港罢工工人代表，表示支持全港同盟罢工。中共广东区委认为罢工时机已到，遂于15日发表《告广东人民书》，动员各界罢工。

省港罢工委员会领导开展罢工斗争

邓中夏、苏兆征在迎接从香港回广州的罢工工人(油画)

6月16日，罗登贤参加了邓中夏召开的全港工团联合会党团委员会会议。会议详细研究省港罢工方案。第二天，罗登贤陪同邓中夏和黄平在西营盘每餐楼召开了香港各工团负责人会议。会议成立了全港工团联合会罢工发难委员会，选举苏兆征为干事局长，黄平为外交委员，邓中夏为总参谋，发动和领导全港工人大罢工。

6月19日晚起，香港全岛震动，罢工爆发了。海员及电车、印务工人首先发难，接着是洋务、起落货、煤炭工人以及各界工人相继而起，最后是机器、船坞工人亦相继罢工。

香港机器华人会系香港帝国主义的御用机关，对于各工团联席会议始终拒绝参加，罢工发生以后又始终不肯下罢工命令。罗登贤等人深入各船厂发动工人，揭露黄色工会的欺骗宣传，工人群众提高了认识，最终船坞工人自动罢工。

罢工爆发后，香港工人纷纷离港。撤退分水陆两路：水路有南头、宝安、汕头、深圳、江门、石岐、梧州、广州湾等;陆路则有深圳。在深圳设有指挥部，汕头、江门、石岐等地也设有接待点，以接待罢工工人。梁九在西堤海关旁设有一招待总部。工人部的冯菊坡、梁复然共同将市面的空房子、烟赌馆等封闭，以便作罢工工人宿舍。各同业工会则组织了欢迎队伍，手拿旗帜在码头前迎接，晚间则拿灯笼，每当船到则高呼某某工会在此，工人上岸后妥为安置，派人上招待部联系分拨宿舍安顿。招待部梁九为此做了许多工作，使罢工工人回到广州有休息之所。为了支持弟弟的事业，罗登贤的姐姐罗才也带着全家回来了。

香港政府事先对于罢工已有所闻，密探四出，捉拿领袖，并布告说“上海事件与本港无关，工人应安心乐业，不得妄动，妄动者严惩不贷”。这些恐吓对于工人丝毫不产生影响。罢工发生，香港政府一时手忙脚乱，宣布一战时的戒严令，禁止粮食出口令，禁止金银元、纸币出口令，海军陆战队全体登陆，军舰升火往来海面巡逻，香港顿时陷入战时状态，但工人却不怕威胁，蜂拥离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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