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船工的悲惨生活

由于历史的原因，近代中国海员工人的产生早于中国航运资产阶级。财力雄厚、技术先进、航运事业发达的西方航运资产阶级早就觊觎广东的水运事业。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为了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利用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开始在沿海甚至内河通商口岸兴办水运业，建筑码头、仓库，设立船舶修造厂。英国殖民主义者更是利用占领香港的有利条件，抢先经营，并宣布香港为自由港，免纳各种关税，吸引各国在香港设立轮船公司，经营航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日本、美国、德国、法国、挪威、瑞典、丹麦等多个国家都在中国开办了轮船公司，共有39家，其中英国就有17家，其次是美国和日本。一批批中国的“行船仔”受雇到外国远洋轮船上工作，共有10万人左右，其中广东人约6万。他们长期受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奴役和剥削，所受的苦难特别深重。长期的被压迫与反压迫斗争，培养了他们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顽强的斗争意志。

1920年，孙中山从上海回广州重建军政府。他同情海员遭遇，在船上对海员作演讲，鼓励海员参加革命，组织工会，还亲笔写了“博爱”二字送给海员。

香港海员中的积极分子林伟民、陈炳生、翟汉奇、邝达生、何盖民和冯永垣等人利用当时广东的有利形势，积极宣传组织工会。1920年12月初，以中华海员慈善会名义召集各馆口(“行船馆”)代表开会，最后经过代表决议成立海员工会筹备会。筹备会就成立海员工会向港英当局和伦敦英国政府申请立案，终于获得批准。同时海员工会还报请孙中山的广州军政府给予备案。

1921年2月28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简称“海总”)于香港成立，林伟民、翟汉奇等任干事。这是中国海员工人的第一个工会组织，也是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会组织之一。此后在上海、广州、汕头、香山等地设分会。

1922年1月12日，在苏兆征和林伟民等人的领导下，香港数万海员工人举行大罢工。苏兆征出身于珠江口淇澳岛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早年加入同盟会，以海员职业为掩护，为同盟会筹备反清武装起义和输送军火做了大量工作。他在“海檀”号船上做杂役期间，碰上林伟民、朱宝庭等人，就参加了“联义社”^①和海员慈善会的工作。苏兆征为人忠厚刚直，见义勇为，见多识广，在海员队伍中有着很高的威信。1917年11月，他和林伟民等海员得到了十月革命的消息，经过观察和思考，最终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靠拢的思想转变。从此，他们就在香港海员中广泛宣传革命思想，并建立了工人自己的组织。

苏兆征

香港海员发起罢工后，海员工会组织成立了“海员罢工总办事处”作为罢工斗争的总指挥部。苏兆征任办事处总务部主任。港英政府采取暴力手段对付罢工工人，宣布海员工会为“非常团体”，封闭海员工会，抢走工会招牌，拘捕办事人员，并与陈炯明勾结，企图欺骗搪塞海员工人。2月27日，港英当局宣布戒严令，将中国港口的英舰调来香港，禁止广九火车通行;加派军警武装巡逻，离港者要有店铺担保，对触犯“条例”者予以罚款和监禁。

港英当局以为采取高压政策、恐吓手段就可以破坏海员罢工，可是适得其反，这引起香港各业工人的更大义愤。就在港英当局下达戒严令当天，香港各业工人宣布为援助海员罢工举行总同盟罢工。参加总同盟罢工的工人有厨师、仆役、饼干店店员、面包工人、港英政府机构的杂役、牛奶房工人、运输工人、人力车夫、银行低级职员、排字工人、印刷工人、水底电线工人、轮船修理工人等。罢工人数激增至10余万，罢工的浪潮席卷全港。市内交通断绝、生产停顿，商店因无货不得不关门，市面冷清。

香港当局又唆使华人机器工会头目到各大船厂和运输业游说，诱骗工人等待“工界调停”，企图阻止工人参加总同盟罢工。海员罢工总办事处就“调停会”一事对工人进行了解释、劝解。罗登贤等人支持总办事处的态度和立场。他们在太古船厂召开工人大会，揭露黄色工会阴谋，让工人认识到“调停”的实质就是妥协，号召工人坚决将罢工进行到底。罗登贤等广大工人的坚持态度和行动，孤立了华人机器工会的黄色头目，坚定了总同盟将罢工斗争到底的决心。

2月20日，广九铁路特加开班车或加挂车厢，运送罢工工人回广州。据海员罢工总办事处登记处统计，参加罢工人数共计14.7万人。此时，广九铁路九龙段铁路工人亦宣布罢工。

中国共产党对香港海员的罢工斗争极为关注和重视。中共广东支部在罢工开始后不久，就发出《敬告罢工海员》的传单，表示全力支持他们的罢工斗争。中共还通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进行了大量的支援罢工斗争的工作，包括向罢工海员捐款、及时发动上海工人成立“香港海员后援会”等。京奉、京汉、陇海等铁路工人组成“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动员铁路工人捐出一日工资支持罢工海员。中共还派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李启汉赴香港慰问罢工的海员。李启汉与其他代表一起，与港英当局企图招募新工人以破坏罢工的阴谋进行了斗争。

3月4日，数千罢工工人徒步经沙田回广州。港英当局派出大批武装军警，在离香港6公里的沙田地区，向罢工工人扫射，当场打死4人，打伤几百人，后因伤者伤势过重，又死去2人，造成震惊中外的“沙田惨案”。

沙田惨案的消息传到广州后，广州的香港罢工工人和广大群众无不义愤填膺，纷纷声讨港英当局的血腥罪行。海员罢工总办事处一方面发出通电，向国内外各界人士揭露事件的真相;另一方面向孙中山的广东政府求助。广东政府向港英当局发起交涉，提出严重抗议。广州非常国会就此案发电英国议院，严词质问，要求给予赔偿和处罚肇事者。在国内外正义力量的强大压力下，港英当局最终接受了海员罢工提出的复工条件，规定：自1922年1月1日起，华人内河船、其余华人轮船1000吨以下者、省港轮船公司、英人轮船公司、沿岸轮船，来往渣华、太平洋、欧洲、澳洲轮船，分别加薪一成半、二成或三成。3月6日，港英当局发表特别公报，宣布取消“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为不法会社的命令;同时取消香港居民离港的禁令，恢复广九铁路九龙段的火车通行等，并定于是日下午将工会的招牌送回挂上，同时向沙田惨案受害者发放抚恤金。罢工胜利的喜讯传出后，工人们群情振奋，欢欣若狂。“海总”内外张灯结彩，一派节日景象。港九两地工人、居民闻讯来庆祝，工会周围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罗登贤等人借海员大罢工的成果，推动太古船厂工人坚持了罢工的胜利条件，取得了增加工资一成半的胜利。通过这次斗争，罗登贤进一步认识到要争取罢工取得胜利，工人就必须团结，工会组织就必须纯洁。罢工胜利后，他和工会积极分子李连等人又领导太古船厂的工人改组了太古船厂的华人机器工会。新工会成立后，罗登贤和李连继续领导工人开展斗争，并成为新工会的中坚。

工人运动的发展，引起了资本家的恐惧和仇视。香港当局与反动的香港资本家勾结，借口罗登贤煽动工人闹工潮，把他逮捕，判刑6个月。但坐牢不但没有动摇罗登贤的革命信念，反而更坚定了他坚持斗争的信心。出狱后，他又立即投入了新的战斗。

香港海员大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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